表演類節目《演員請就位》中，陳凱歌的每一次發言都讓人印象深刻，當然這一次也不例外。
在10月26日的節目上，陳凱歌導演再次引起了網友的熱烈討論。
如果說上一次是因為淘汰明道，那麼這一次就是因為兩個演員都想要。
這兩位演員分別是牛駿峰跟郎月婷，在節目中出演了《海洋天堂》中的姐弟。
陳凱歌將原本的劇本作了一些改變，兩個人的角色力度也更加勢均力敵。
最後在舞臺上呈現出來的效果無疑是好的，就連看上去那麼苛刻的老戲骨李成儒都頻頻點頭，給予他們很大的肯定。
最後，兩個演員也發表完感言後，陳凱歌導演在寫字板上寫下了要留下的人的名字。
寫完後，陳凱歌又補充了一句：在一種精彩的表演面前，規則算個屁。
亮出字板，陳凱歌寫了兩個名字。
陳凱歌導演覺得這兩個演員表現得都非常好，他都想要。
節目規則不允許，身為主持人的沙溢對凱歌導演說只能選一個。
陳凱歌導演又懟了回去，反正他寫了兩個名字，讀哪個名字讓沙溢看著辦。
最終表示太難的沙溢為了打破局面的尷尬，思考再三隻能將兩個人的名字全部讀了出來。
然而，這時候節目的導演不幹了，規則就是規則，誰都不能挑戰規則。
吃了閉門羹的陳凱歌在無奈只能選擇一個人的同時，還不住的表示複賽誰都不選，只選郎月婷，此言一出，全場近乎狂歡。
隨即露出一臉壞笑的陳凱歌，讓人更加著迷，那麼這個六十七歲的老人，為什麼會如此任性呢？
高傲的少年凱歌
1952年8月12日，陳凱歌出生在一個電影之家，陳凱歌的父親陳懷皚是中國內地40年代有名的導演。
畢業於四川江安國立戲劇專科學校（中央戲劇學院的前身），受教於曹禺、洪深等藝術大家。
常說嚴父慈母，但對於陳凱歌來說，身上所有的邊框，盡數來自於母親。
如果說父親是嚴父，那麼母親就是個嚴母，從小嚴格的生活，規劃著陳凱歌的人生路，但如此沒有人情的條框教育，使得陳凱歌從小的觀念便是:“善惡有報。”
好在，陳凱歌的兒時過得十分平坦。
但是這種想法卻是在他的腦子裡根深蒂固，愈發突出。
14歲那年，他以常人無法比擬的高分考入了當時北京最好的高中——北京四中。
文化底蘊深厚的陳凱歌也是那個學校非常好強、愛學習的孩子，這樣的好習慣使他成為了學校的尖子生。
本來是最有希望考到北大或清華去讀書的。
入高中沒多久，國家發生的十年動盪，卻是徹底改變了陳凱歌的人生及求學軌跡。
在《少年凱歌》中，整本書被他描寫的宛如一個會流血的人，隨便掀一頁，都是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
而對於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這一段:
“在一次作文課後，班主任告訴我，你的父親不是共產黨員，你學習努力、成績好，但也要克服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這樣的話無疑於在高傲的凱歌，頭頂之上懸了一把匕首。 凱歌，既害怕又怨恨，在父親遊行後被人拉上臺，侮辱的時候，凱歌為了標明自己的立場，也跟著喊口號。 在母親被罰面壁時，秉承著“錯了就是錯了，對了就是對了的凱歌，沒有推出自己手旁的那把椅子，那把椅子……”
書中的故事，正是讓陳凱歌終生難忘的記憶。
從小都理解為善惡有報的陳凱歌相信著自己的父母犯了錯誤，沒有試著理解父母，也沒有了解過父母，只是在浩劫面前勉強的維護著自己卑微廉價的自尊。
當父親那一跪，跪在自己面前的時候，陳凱歌世界崩塌了。
他以母親教導給自己的思想而自豪，卻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痛苦過後，這才開始認識到了這是一條錯誤的路。
我要任性一次
1969年夏天，陳凱歌離家遠行，從北京下鄉到雲南西雙版納景洪農墾局當工人。
在西雙版納，陳凱歌與十幾萬知青一起伐木開荒、放火燒山，變原始森林為大寨梯田。
年僅16歲的陳凱歌是北方的孩子，水土不服，身上被各種各樣的毒蟲咬得一塌糊塗，日子過得很辛苦。
直到3年後，一個軍人找到他，嚴肅地問他，你想不想當兵，陳凱歌不假思索地回答，“想。”
對方說：“那你跟我走。”
就這樣偷偷摸摸當了體育兵的陳凱歌，進了部隊。
因為身高1米85的個子，又愛好打籃球，陳凱歌成為人人羨慕的"球兵"。
1971年8月，陳凱歌獲得了回家探親的假，回到家中，在當時才剛50歲的父親身上，他再找不到以前的意氣風發。
陳凱歌看到父親滿身衣衫襤褸，牙齒掉了很多，整天拄著掃帚在打掃廁所，還時不時對人彎腰示好。
這對於重新驕傲起來的陳凱歌來說是一種莫大的恥辱。
恥辱著自己的無能和對父親的殘害，這時的他終於要反擊了。
內心一直拒絕著導演行業的陳凱歌，已經不再是一個觀眾和一個導演之間的聯繫了，而是一個孩子和一個父親的共鳴。
這時的陳凱歌心中只想著一件事兒，便是為導演這個行業證明不是小資本主義。
在經歷了有苦有樂的軍營生活後，1975年退伍回來的陳凱歌愈發剛硬，有了做導演為目標的他決定從零開始，便在北京電影洗印廠當起了工人。
歷經三年之後，1978年5月北京電影學院恢復高考，決定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的陳凱歌鉚足了勁，而起初反對的父親，太過了解其中的艱苦。
但父親還是尊重了陳凱歌的想法，他也只對陳凱歌說了一句話:
“你萬不可放棄，我只要求你這一點，你乾的再苦都不能放棄。”
陳凱歌回答父親說:“我會記著的。”
1982年，陳凱歌大學畢業，然後被分配到了當時剛剛成立不久的北京兒童電影製片廠做導演。
在北廠的兩年裡陳凱歌腦子裡想的最多的，便是如何能拍出一部令人拍案叫絕的電影，1984年陳凱歌被借調到廣西電影製片廠。
同年7月下旬，沉澱了兩年之久的陳凱歌，終於抑制不住了自己的才華。
緊推一部《黃土地》完成雙片後，便立馬送到了文化部審查。
一心執著於自己電影的陳凱歌不得已又去應酬陪酒。
飯桌上不被重視的陳凱歌，只是領導們喝酒時打趣的一個對象，而本來便極度厭惡這種骯髒應酬的他，當場摔杯而走。
整整一年裡，《黃土地》因為不被領導接納，久久不能上映。
但是金子總會經得住時間的打磨，《黃土地》一經上映，口碑便呈現了一邊倒的優勢。
而本以為找準了方向的陳凱歌，會放下少年時的執念，沒想到的是他卻因為電影市場的黑暗使其執念又深了三分。
電影是導演的藝術
作為陳凱歌的處女作《黃土地》，這也許是陳凱歌最為誠摯的電影。
在審核了整整一年的時間裡，陳凱歌被問到的最多的話便是:
“為什麼拍一部這樣的電影？”
陳凱歌回答:“想拍！”
簡簡單單的兩個字之中，充斥著陳凱歌的信念和外人不理解的任性。
他的電影允許被質疑，信念卻是不可以 因為即使當年的《黃土地》不過審，還會出現“黑土地”“紅土地”，因為陳凱歌的思想需要承載和流傳下去。
《黃土地》中的陳凱歌，也將目光投向了這片土地，投向了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中華民族。
影片瀰漫著對悲劇個體命運的關懷，更飽含著對處在時代鉅變下民族出路的拷問。
《黃土地》的深刻、厚重、充滿著赤誠而雄渾的力量，他抓住了這種感覺，沒有把它當作單純的故事背景來處理，而是讓它成為了整個民族人格化的象徵體。
這種不被人理解的任性，更像是陳凱歌不變的執著。
在隨後的電影，《邊走邊唱》中，陳凱歌以寓言的方式透過獨特的視覺世界和意蘊深厚的自然景觀突顯了兩個頑強的生命。
通過一個簡單的生命渴望和民間故事來闡釋關於世界真相的問題。
在《霸王別姬》中，他更是完成了一次個人創作主題上的思辨，將歷史宏觀和個人命運的微觀近乎完美得融合一處。
“生、死、愛”，也成為了陳凱歌電影裡永恆的三要素。
從《黃土地》到《霸王別姬》，選擇的都是壓抑，在沉默中爆發或者死去的沉重主題。
在這類主題的創作中，陳凱歌始終袒露著憂憤，他的哲學表達和電影文本在這個領域成為了文化苦旅的代名。
陳氏電影，正是一種對世界含蓄的解讀
如果說“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麼每個看過陳凱歌電影的人，都會有不同的見解。
張藝謀說過:“在中國第五代導演中，陳凱歌是最具實力的那一個。”
但從《荊軻刺秦王》中，就略有些讓人看不懂的陳凱歌。
在2005年的《無極》中，過深的內涵讓觀眾們捉摸不透，而他們也終於給陳凱歌掛上了“江郎才盡”一號。
當陳凱歌做出回應時，不過是哈哈一笑，說:“電影本來就留給少數人欣賞的！”
很多人都評價陳凱歌是在給自己找面子，但也有一大部分人被陳凱歌的個性所吸引，於是將他比喻成是當代的“杜甫”。
是的，他和杜甫一樣都是把目光投向社會、投向社會上的人。
凱歌導演更像是“李義山”，因為每一個人都能從他的電影中感悟出不同的東西。
陳凱歌之所以能把電影拍的如此深刻，對於很多人來說，都理解不了他的初心。
這正是因為所有人都只把文化大革命當成了一個名詞的概念，但是對於陳凱歌來說那卻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刻骨銘心的噩夢。
正是這種影響讓陳凱歌導演把人、把人心、把人性看透了，以至於他之後的人生都是在講“人”。
不瘋魔不成活，這是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裡的一段很經典的臺詞。
可這又何嘗不是陳凱歌導演自己的寫照呢？
一部比一部隱晦的電影為他迎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他總是在尋求著一種不同，有的時候他找到了這個不同，例如《黃土地》。
可更多的時候他總是以失敗告終，像是《邊走邊唱》。
他就像是他塑造出來的一個個人物一樣，承受的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他在給自己的內心一個交代，曾經自己的思想被綁架了，在掙脫出那樣的一副紙枷鎖之後，才明白了人生在世的意義。
所以他拍了《無極》，很多不愛思考的人，被定格在了和陳凱歌同樣擁有的16年的思想囚籠中。
他們不願意透過表面去看事物，可殊不知《無極》就像是段小樓解放後所唱的《霸王別姬》，雖然看上去霸王依然是霸王，但是霸王的靈魂已經不是了。
無極的內涵便是:“人還是人，只不過是思想麻木了。”
說到底，《無極》就是陳凱歌導演對於電影市場的一個妥協。
他開始相信“拍電影不需要那麼極端”，而忘記了“不破不立”的永恆真理。
現實與理想在他的心裡開始了一場的較量。
我們可以從《無極》裡看出陳凱歌導演的想法，似乎是在說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欺騙以及承諾和謊言對於一個人內心的重要性。
但面對著全民的謾罵，陳凱歌在《少年凱歌》裡，影像著自己的傷害，但外人的不理解又造成了對陳凱歌的二次被傷害。
這看似任性的任性，實則是陳凱歌堅持在這片荒土上最後的理由。
他為什麼不被人接受
陳凱歌自始至終都不負，中國第五代導演領軍人之稱，他在電影中訴說的是自己對這個時代、對歷史、對人文的認知和情懷。
就像作家在寫自己的經歷和感受、歌手在唱自己心中的情感一樣。
他帶著從小培養積累的古典文化修養，用他特有的視角，在創造他所理解的更有深刻立場和意義的表達。
而之所以人們不喜聞樂見、不接受這樣的表現形式，更多的是對他的期待錯了方向。
陳凱歌做的事，是隻有在精神上與他能比肩之人才能產生共鳴的事。
他有自己獨到和清晰的解釋世界的方法，並有足夠的力量堅持和捍衛自己的世界觀。
在如今電影市場盡數被商業電影麻痺著感官的人們，期待著更刺激的商業電影。
可陳凱歌從骨子裡就不是一個商業電影導演，他太喜歡夾帶自己的私貨，《妖貓傳》裡對楊貴妃的同情，對唐玄宗的諷刺。
《搜索》裡，對網絡暴力的控訴，對人性之惡的剖析。
這些東西並不是大眾希望在電影院裡看到的，國人的習慣是到電影院裡笑一笑，被特效爽一把，自我感動一番。
哪有心情去站在上帝視角，審視人性，回味歷史呢！
所以說陳凱歌從來都不是一個合格的商業片導演。
觀眾也不必用商業的眼光去審視他的作品，發出“莫名其妙”“看不懂”的感嘆，因為這本來就是給少數人看的電影。
陳凱歌要說的東西太多了，就算再給他五十年，他也未必能拍的完。
但他卻是半生致力於，這片不被人理解的荒土之上默默開墾。
在《白晝流星》之後，面對著全民接受採訪時，記者問:“年輕導演拍電影任性，因為輸得起，到您這個位置，“任性，是不是成本就大了？”
陳凱歌答:“我喜歡，我就拍了！”
這樣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展示著陳凱歌的任性，而這也能看出67歲的陳凱歌，內心一直年輕。
遺憾不能再發生在下一代人身上
從年幼到年老，對傷害總是無能為力又非常不甘的陳凱歌，終於在兒子身上看到了希望。
有一次，在飯桌上，客人喝醉了，對妻子陳紅稍微有些無禮，大兒子陳雨昂十二歲，蹭一下站起來便對那人吼:“你丫幹嘛！”
陳凱歌當時心說:“這就行，這個就夠了，這就叫不怕事。”
可隨之而來的便是慚愧，想起當年，都沒有給自己的母親弄一把椅子。自責的陳凱歌在接下來的飯局上沒有說一句話。
當陳凱歌回憶起的時候就說:
“通過這個事兒我就解剖我自己，當時我可能不是沒想到，我可能就是怕事。我可能就是覺得人家讓我媽站著，那就站著吧，能怎麼著？”
這一句話裡，充斥著對自己的失望，和對兒子的期望，陳凱歌失掉的品格，希望可以長到兒子們身上，對兒子的教育。
也就是在《道士下山》裡，師父李雪健對王寶強的那句叮囑，“遇到什麼難處都不要怕。”
這一句話，是陳凱歌內心的呼喊，沒人體會過他的這種感受，因為陳凱歌深深地怕過，他也最終為此懊悔終身。
所以在教育下一代上，陳凱歌很早便讓14歲的兒子離開父母獨自到加州求學。
在學校裡，每個孩子都要負責一匹馬，打掃、清洗、遛馬，14歲的小少年從頭到尾都很好地堅持了下來。
之後，陳雨昂寫了一篇關於那匹馬的作文，如實地記錄了自己的心得感受。
文中說，他對那匹馬本來沒什麼特別感情，但就在他最後一次去照顧馬時，馬似乎感受到了分別，用鼻子在他面頰上蹭了很久。
就是在那瞬間，他忽然覺得之前的一切付出都有了回報。
對此，陳凱歌在家書中總結為“持續的奉獻會換來眷戀”。
陳凱歌用著自己的經驗去教導兒子，才華不屬於你，才華是你和上帝交換的產物，你交出真心，才能換來才華，一旦真心沒有，才華立即消失。
所以當陳凱歌在大兒子成年時，問過一句話:“你十八歲了，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兒！”
陳雨昂答:“音樂！”
陳凱歌:“為什麼？”
陳雨昂:“我感覺您電影中，片頭曲和片尾曲很差，以後我給您弄。”
旁邊的母親陳紅被逗的哈哈大笑，陳凱歌也是欣慰一笑。
這是高山的問候，也是高山下面的世界應有的樣子，執著、任性了一輩子的陳凱歌終於看到了希望。
在寫實和寫意之間遊離，電影便是他的長安城
“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世人反覆唸叨王小波的這句話，卻忘了它的下半截——對我來說，這個世界在長安城裡。”
陳凱歌這樣說。
這個時代對於老一輩導演來說，似乎更適合往回看：張藝謀登上了《長城》，馮小剛有了《芳華》，陳凱歌則拿出了《妖貓傳》。
無論評價幾何口碑高低，這三位華語電影圈最為知名的導演，無一例外開始調轉車頭。
他們都曾先一步離開自己的背景與時代，從各自擅長的領域與表達裡留下足跡。
他們都沒有充足時間沉澱和蛻變，就一頭撞上了時代劇變的高牆，頭昏腦脹之餘，也有些飄飄然。
花了六年時間，耗費2.5億修了一座長安城的陳凱歌，顯然比另外兩位走得更深也更遠，深深墜入一場歷史的華夢之中。
我們無法揣測這是他對本土奇幻的熱情未消，還只是一時興致使然。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無極》的前車之鑑下，陳凱歌不會再夾雜太多思辯，而是更加迎合普羅大眾的期待。
經過十年浩劫，見過社會動盪，金熊金獅金棕櫚，全都走過幾趟。
這些在中國電影史上，值得佔滿單獨一個篇章的導演們，都曾經承載、實現過華語電影人的終極夢想，也揹負過太多的期待與責難。
他在自傳《少年凱歌》中著力描寫了那段曾擊碎他的批鬥現場：
眾目睽睽之下，他推了一把自己的父親，他看著紅衛兵抄家，看著母親面壁而立，看著藏書和衣物被人肆意銷燬，他沒有選擇反抗。
這本自傳，更像對往日傷痕的一次撫慰，“當一個孩子當眾把他的父親一點點撕碎，聽到的卻是笑聲，這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民呢？”
那時種下的不被人群接納的恐懼，深深植入陳凱歌的意識與創作。
自覺或不自覺之間，他找到了電影這件甲冑，來保護他敏感且脆弱的觸角。
我們很難忽視，他在片中追求的形式化場景，對大場面群戲的情有獨鍾，是否為一種下意識的“暴露療法”。
既渴望群體的接納卻又害怕被其淹沒，滿是矛盾的自覺。
無法抹去的創傷經歷，在體力最旺盛，荷爾蒙最充沛的年齡中，是創作的良性給養。
但時過境遷，其中的毒素卻重新滋長，孤獨感日漸盈滿。
“孤獨既使得藝術保持理性與獨立，又像是慢性毒藥，讓有些傷疤永遠難以癒合。但或許，孤獨也是一種可能的療愈方式，表明並非所有傷痛都需要治癒，並非所有傷口都是醜陋。”陳凱歌這樣說。
這句意味深長的話，透出的不止是酸楚。他開始退回理想中的時代，他當年棲身的象牙塔，如今成了長安城。
在陳凱歌的作品裡，東方美學是他與生俱來無法割捨的一種修養和底蘊，但他內心更像是一位東方文人，孤獨又燦爛！
他不像馮小剛這般市井，也不像張藝謀那樣官方，更不像田壯壯那樣叛逆。
他被人評價為“十分任性”，可透過任性可以看出的卻是那一股“三十年來的執著”。
這種執著的姿態，或許有些虛偽，也有些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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