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深領導的福建事變雖以失敗告終，但他在中華民族處於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和蔣介石獨裁統治下，舉起了反蔣抗日的旗幟，成為激發更大能量的酵素。福建事變後，李濟深被迫逃亡香港。在香港，李濟深等在反思福建事件的同時，繼續進行反蔣抗日活動，先後組建了“組織革命抗日聯合會”“黃埔革命同學會”，聯合各種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5年7月，李濟深等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簡稱“大同盟”），1935年12月，大同盟發表了《成立宣言》，宣佈以“爭取民族獨立，樹立人民政權”為自己的基本政治目標，並提出了八項行動綱領，其主要內容仍然是反蔣和抗日兩方面。
李濟深與毛澤東親切交談。
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所有愛國愛鄉的中國人的反抗，福建事變烈焰尚未燒盡，半年後，兩廣事變的大火亦熊熊燃起。兩廣軍政首腦陳濟棠和李宗仁、白崇禧聯合出兵湖南，舉起了反蔣抗日的旗幟，粵桂聯合軍，改名為“抗日救國軍”，打出“北上抗日”的口號，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然而，不幸的是，兩廣事變在蔣介石對廣東力量分化瓦解的情況下，也以失敗告終。蔣介石對廣西實行圍困，李宗仁、白崇禧十分孤立。在桂系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李宗仁、白崇禧為圖自救，決定邀請李濟深等各抗日反蔣黨派團體領導人及民主人士等共商對策，考慮到李濟深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極大的社會影響，李、白打算請李濟深出面領導。
此時，正在梧州老家養精蓄銳的李濟深密切關注整個事態發展，接到李、白二人的邀請，李濟深認為這是一個為天下蒼生謀利益的機會，遂動身前往。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到達延安，非常重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福建事變和兩廣事變也極大關注。
自1935年1月遵義會議之後，中共黨內犯“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人被撤換，毛澤東已經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紅軍的主要領導人。是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確定了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開展上層統一戰線，爭取地方實力派，推動抗日反蔣方針的貫徹。因此，兩廣事變一發生，毛澤東立即發表了《為兩廣出北上抗日宣言》，表明紅軍願意首先北上抗日，“願意首先與兩廣當局結成抗日聯盟，共同奮鬥”。同時，為了進一步弄清楚情況，開展統一戰線，毛澤東又派遣時任紅軍大學政治部組織科科長雲廣英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前往廣西,與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會談，向他們介紹中共的抗日主張，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中共代表的到來，李濟深特別高興，他多次與雲廣英會談，表現出與中共合作的高度熱忱，贊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同時，他積極推動桂系派代表錢壽康前往陝北，向中共中央提出雙方簽訂抗日救國協議的建議，並表達對毛澤東的問候。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發佈了“五一口號”，遠在香港的李濟深聽聞“五一口號”，也收到了毛澤東的親筆來函，函中以協商的口氣提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具體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以及實施步驟等。
在香港的民主黨派人士沸騰了，5月2日、5月3日連續兩天，李濟深召集在港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熱烈討論中共“五一口號”，大家一致贊同。5月5日，代表民革的李濟深、何香凝，代表民盟的沈鈞儒、章伯鈞，代表民進的馬敘倫、王紹鏊，代表農工黨的彭澤民，代表致公黨的陳其尤，代表民主救國會的李章達，代表民促的蔡廷鍇，代表民聯的譚平山和代表無黨派人士的郭沫若，12人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積極響應“五一口號”，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1949年9月30日，李濟深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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