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领导的福建事变虽以失败告终，但他在中华民族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蒋介石独裁统治下，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成为激发更大能量的酵素。福建事变后，李济深被迫逃亡香港。在香港，李济深等在反思福建事件的同时，继续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先后组建了“组织革命抗日联合会”“黄埔革命同学会”，联合各种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7月，李济深等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1935年12月，大同盟发表了《成立宣言》，宣布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自己的基本政治目标，并提出了八项行动纲领，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反蒋和抗日两方面。
李济深与毛泽东亲切交谈。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所有爱国爱乡的中国人的反抗，福建事变烈焰尚未烧尽，半年后，两广事变的大火亦熊熊燃起。两广军政首脑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出兵湖南，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粤桂联合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军”，打出“北上抗日”的口号，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然而，不幸的是，两广事变在蒋介石对广东力量分化瓦解的情况下，也以失败告终。蒋介石对广西实行围困，李宗仁、白崇禧十分孤立。在桂系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李宗仁、白崇禧为图自救，决定邀请李济深等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领导人及民主人士等共商对策，考虑到李济深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极大的社会影响，李、白打算请李济深出面领导。
此时，正在梧州老家养精蓄锐的李济深密切关注整个事态发展，接到李、白二人的邀请，李济深认为这是一个为天下苍生谋利益的机会，遂动身前往。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到达延安，非常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也极大关注。
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共党内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被撤换，毛泽东已经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上层统一战线，争取地方实力派，推动抗日反蒋方针的贯彻。因此，两广事变一发生，毛泽东立即发表了《为两广出北上抗日宣言》，表明红军愿意首先北上抗日，“愿意首先与两广当局结成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同时，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情况，开展统一战线，毛泽东又派遣时任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云广英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前往广西,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代表的到来，李济深特别高兴，他多次与云广英会谈，表现出与中共合作的高度热忱，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他积极推动桂系派代表钱寿康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提出双方签订抗日救国协议的建议，并表达对毛泽东的问候。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发布了“五一口号”，远在香港的李济深听闻“五一口号”，也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来函，函中以协商的口气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以及实施步骤等。
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沸腾了，5月2日、5月3日连续两天，李济深召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热烈讨论中共“五一口号”，大家一致赞同。5月5日，代表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进的马叙伦、王绍鏊，代表农工党的彭泽民，代表致公党的陈其尤，代表民主救国会的李章达，代表民促的蔡廷锴，代表民联的谭平山和代表无党派人士的郭沫若，12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积极响应“五一口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949年9月30日，李济深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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