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於京師家中，享年五十八歲。在此前兩年多，張居正對自己最後時日無多已經有所預感，這一切都是從他患病開始的。萬曆八年（1580）二月的一天，他向神宗皇帝正式上呈了一份《疏乞休》。這一年神宗十八歲，居正五十六歲。
這份奏摺實在是一個政治家的思維的集中體現，張居正談了自己對國家的忠誠，對先皇遺命的兢業，憚精竭盡的辛勞，和已經實現的中外安寧。這份乞休疏很像是一個功成名就者成功後的聲明：張居正現在可以無愧於先帝，而將一個完好的天下交給年輕的皇帝，歸政乞休了。
成年萬曆與晚年張居正
這份因患病而提出休息的奏疏，我們過去一直認為居正乞休的主因是以疾不勝勞頓為由試探萬曆皇帝對他的態度。因為此時的張居正，其實並無明顯的病症，只不過是“血氣早衰”，“鬚髮變白”而已。
朱東潤先生在他的名著《張居正大傳》裡面說，張居正歸政乞休“是一種謀定而動的辦法。明代的內閣，從夏言到嚴嵩，再到徐階、高拱張居正，“凡是當過國家大權的，最後都支付了最大的代價。矛盾的心理，懼禍的心理，最後驅使居正走上歸政乞休的路線。”
張居正劇照
如此說來，張居正晚年的歸政乞休，就是出於求避禍而養頤年的心態了。如若果真如此的話，那究竟會有什麼情況，讓他選擇這樣的懼怕與退避呢？是剛剛成年的神宗，還是朝廷中的反對派？一個政治改革家，當他生命即將結束的最後時日，他最不能放心並且最想實現的追求又會是什麼呢？
從萬曆五年（1577）到八年（1580）這三四年間，是張居正一生事業最為成功的時段，其成功的代表就是完成了全國土地的丈量。這也是他進行經濟改革的主要措施。
如果因懼禍便即放棄自己生平的事業追求和改革的成果，這絕非居正的性格。一般來說，改革家們晚年所最拳拳於心的，乃是其事業在身後的延續，張居正大刀闊斧的性格又何嘗能激流勇退。
張居正與政治盟友馮保
明朝的內閣，從憲宗時代開始，便不斷產生權威首輔，延至嘉、隆兩朝內閣出現紛爭的局面，那些呼風喚雨的首輔們，辦事的幹練，手段的毒辣，一代更勝一代。對於權力的掌控，是決然不肯輕易放手的。若以懼禍心理論之，張居正應該更不敢有絲毫放鬆。
因此，或許張居正的乞休疏並非出於懼禍的心理，而是另有原因呢？
從萬曆六年（1578）起，內閣中便只有張居正一個人的意志，兩個內閣成員申時行和張四維，一切只能對居正惟惟聽命，並無自己的主張。此後的數年間，是張居正專權的時代。一年後的萬曆七年（1579），下令禁燬書院，兩年後的萬曆八年，張居正便向萬曆提出乞休的請求。
張居正的心裡面最清楚的，此時困擾國家已久的南倭北虜問題，都已經得到解決，土地清丈與公平稅負以及一條鞭法亦均行之已久，通過考成法對於官僚政治工作效率的管理，也已初見成效。
張居正以前內閣的紛爭的教訓，讓居正明白如何控制內閣的臣僚，此時的內閣，並無一個如同自己一般的後起之秀去取代或者改變自己打造的政局。因此在此大功告成時乞休而退，幕後操控並培養自己的接班代言人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明朝萬曆時期內閣開會
但世事難料，張居正二月上疏乞休，三月便有南京兵部主事趙氏卿奏言時政之弊，而所言時弊之最，則為言路不開。世卿的奏疏，本來對於張居正是一個政治信號，可以看作是對張居正權威的挑戰。
雖然事後世卿受到處分，但這至少說明居正的反對者們還遠未肅清。可惜的是張居正這位當局者，並沒有感受到這種形勢的危險，甚至對於神宗皇帝在此事上的態度，也並未成為張居正所重視的問題。此時的張居正大約認為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當然也包括歸政乞休這件大事。
對於張居正的乞休，神宗的態度是最為重要的事情，即使此刻神宗距歸政還有一段距離，但是他的真實想法卻足以決定以後的發展，因為這個天下遲早還是他的。
急於執政的萬曆皇帝
神宗皇帝對此會如何想呢？此時他已經十八歲，或許也會考慮可以嘗試自己管理國家了。但是對於張居正所有乞休的奏疏，神宗皇帝只是採取了一味勸留。因為這裡面還有重要的決策人物，他的母親慈聖太后。
當時的一切都看在了慈聖太后這個“小家之女”的眼中。對於張居正的治國，她是非常滿意的，她不希望這樣的局面有所變動，對於未來的輔政者還沒有看到堅定的影響力，所以她對歸政有所期望的神宗潑了一盆冷水：
“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
萬曆生母慈聖皇太后
慈聖的懿旨是要將居正首輔的時間又延長了十二年。如果真的這樣，十二年後張居正也不過六十八，雖然年老，也還應該是能夠勝任的，到那時候，神宗皇帝也已三十歲的成年，算得上是一位足稱成熟的皇帝了。可惜的是事情並不這般理想。
一年以後的萬曆九年（1581）五月，當張居正度過了他五十七歲的生日後，便真的病倒了，這場疾病讓他更加決心乞休。
到了這一年秋天，居正的病情每況愈下。按照醫生的說法起初只是積勞成疾，造成內傷氣血，外冒盛暑。給他開了不少涼藥，結果吃下去後卻無見效果，病情日益加重。但神宗皇帝只是一味地慰留，而張居正本人在病中也還兼理著閣務，不曾真正放棄手中的權力。
一位內閣首輔晚年請求病休與皇帝的一再慰留，這看起來只是張居正的權勢、對於國家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和皇帝（與太后）的重視，然而在這背後，卻是當時朝廷政局的必然。
明朝的帝國大廈本來就是要靠內閣支撐的。從宣宗的時代，便是內閣英才輩出的時代，無論是老成持重者，還是咄咄逼人者，無論是仁德忠厚者，還是心術不端者，都是無一例外的精英。他們以自身的能力取代前輩，開創自己當政的時代，而任憑他人評說。
張居正與高拱
張居正也是如此，在他把持的內閣中，實在容不得任何強者的苗頭。不過此刻的張居正，也突然之間感到身不由己。
朱東潤先生為張居正作傳寫到這裡時說：“居正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江陵的墓地，剩下的只是無限恩怨和不盡的是非。”無限的恩怨和不盡的是非，只是居住死後種種事件發展的表象。
其實伴隨著張居正而去的，還有內閣的權威的喪失，留下的只是舉朝的茫然。這對於一個改革者來說，沒有安排好身後事他的改革任務就是失敗的。
彌留之際的張居正仍侍奉萬曆辦公
張居正死後內閣權威一墜千里，繼任者申時行、王錫爵之流，他們的威望遠不如居正，手段也不如張居正老練，他們只能用唯諾因循，來取媚於皇帝，鞏固自己的地位。明代內閣的權威，至此也便蕩然無存了而這些失去昔日權威的閣臣們，還必須設法造成黨羽來養成自己的勢力，黨爭之勢，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可見，對於持重的明朝政治改革家而言，放權與用權於公於私都是一把雙刃劍，在朝堂之上的鬥爭旋渦中，既要集權立自身於不敗，又要抵禦來自四面八方的口舌紛爭，還要時刻警惕給予權力的最高指揮者。一個強有力的內閣首輔既是強有力的政策制定者，也是哺育朝堂眾生的給予者。
越有力者往往便會造成頭重腳輕的局面，因此當張居正突然薨逝，明朝的大廈也就步入了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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