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乞休”是中國古代官員基於某種原因主動辭職行為的文辭表述，見之於史書的同義語匯，常有“乞骸骨”、“乞放”、“乞罷”等。

誠然，萬曆年間之所以發生大規模的官員“乞休”現象，神宗怠政是導致官員“乞休”的最重要因素，然而除此之外，如果從“乞休”的主體——官員——本身來分析，明代政治制度嬗變累積而成的缺失、“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思想的現實投射以及萬曆朝士大夫群體內部的過度張力則也是導致這一現象的又一重要原因。

一、愈演愈烈的明萬曆年間官員“乞休”現象

明萬曆朝前期，官員“乞休”，間一有之，或被允而行，或復而任事，尚不成聲勢。萬曆朝中後期，神宗諸事不理，國事日篤。朝臣 “乞休”者漸多，辭氣亦堅。王家屏言去，“疏至三上，辭益痛切，上終不允。因堅臥不出，乃聽去”。王錫爵“八疏乞休，上以其必不能留，乃令扶親歸省”。趙志皋“五年臥病者，四年乞休，至八十餘疏”。李廷機前後二百餘疏“乞休”，神宗不報、不允，廷機竟移居荒廟待命。官員“乞休”之風愈演愈烈，成為亟待解決的政治難題。

萬曆三十三年至四十八年乞休情況統計表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五日，葉向高上疏神宗：“頃者，大小諸臣以被言求去，經歲杜門，章數十上而不得請。計出無聊，於是有掛冠徑去者矣，有封印出城者矣。”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七日，葉向高再次上疏，申論官員“乞休”事。“今在內則有戶部侍郎李汝華、刑部侍郎林烴；在外則總督李三才、王象乾、黃嘉善、巡撫崔景榮；在南京則有刑部尚書李楨、僉都御史丁賓，各有告疏留中未發。夫戶、刑二部方在缺官，需人至急。李三才義在決去，王象乾、黃嘉善、崔景榮則封疆重寄，豈可堅臥南京？六部尚書見在者只有一人，而都察院亦有考察之事，右都御史顧其志尚未到任，若丁賓又杜門不出，誰為管理？” 顯然當時官員“乞休”日多，“掛冠”徑去者有之，“封印”出城者有之，以至於浸淫不止，致使葉向高憂心如焚，但神宗對此皆“不報”。

明萬曆朝官員“乞休”者，就其情狀而言，大致可分為 三種類型。其一，屢疏求去，允准而行。萬曆四十三年七月，“予工部尚 書 姚繼可馳驛回藉調理。疏至此凡四十五上矣，乃有是命”。其二，屢辭不允，杜門明志。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庚申日，“掌翰林院事王圖因人言求去，封印不理諸務，停閣”。同月乙巳日，大學士李廷機言： “臣以不肖見棄於時，不勝其迫，發家眷於隆冬之月。迫又不已，移棲宿於荒廟之中。而近來大義不明，彝倫漸。自孫善繼不候旨而去，相繼者十餘人。人方教臣效尤，詆臣觀望，嫚罵盈耳。臣之所以忍之又忍，日復一日，只是候皇上一旨放臣，欲臣子之義全其始終，去留之權歸之皇上，不忍為掛冠都門，拜表輒行之事。不報。”萬曆四十七年四月，“工部右侍郎林如楚奏，垂死病臣，封印乞休，疏凡十二上”。 其三，屢辭不允、不報，掛冠徑去。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葉向高言：“該左春坊庶子馮有經以被言求去，二十九疏未蒙批發，遂於昨日 申 時具本親詣文華門叩辭。將坊印送至閣中，臣不敢受，有經留印而去。”萬曆四十四年十月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劉楚先、吏科右給事中韓光祐屢疏乞休。不報。出城候命，越宿遂行”。萬曆四十六年二月 ， 兵部左侍郎崔景榮屢乞休，不允，“竟封印去”。

萬曆三十七年至四十六年掛冠徑行人數表

萬曆朝官員“乞休”，往往困頓於神宗之“不允”、“不報”。葉向高言：“自頃十餘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今且一概不報。” 迨至萬曆朝後期，“乞休”官員不待旨允，“掛冠輒行”。士大夫窮極之下，甚至自劾去職之罪，表現出某種決絕的姿態。“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以兩疏請告，俱未蒙諭旨，懼以杜門曠職，拜疏出城。因自劾擅去之罪，並舉官應震、暴謙貞以代補吏垣。疏留中。”本來神宗就缺官不補，在職官員又大批流失，官僚體系趨於癱瘓，朝廷陷入了 一種前所未有的失序狀態。

“都察院堂上已無一官，刑部封印日久毋論。事體壅滯，而二百年所無之景象見於此時，亦大非吉祥善事矣。”

對於此種“二百年所無之景象”，神宗亦非全不關切，甚至下旨：“各差御史不準告病，著為令。”大臣也嘗呼籲：“諸臣亦當仰體君上之心，共存急公之念。自非情事危苦，萬不得已者，勿得辭艱避險。”

二、明萬曆朝官員“乞休”現象的成因

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官員在萬曆中期以降大規模“乞休”？誠然，神宗怠政是導致官員“乞休”的最重要因素，但僅就神宗著眼而缺乏對“乞休”主體——士大夫的個人境遇、行為理念的深入剖析，不足以透視“乞休”現象成因的複雜性。“乞休”現象集中發生的萬曆中後期是整個明王朝國勢日非，由制度嬗變引發的種種矛盾凸顯的時代。士大夫群發性的“乞休”行為是以主動方式實踐的一種極端消極舉措。“乞休”現象的發生根源在於明初政治制度嬗變所衍生的權責架構失序以及士大夫對“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思想的主動實踐或被動落實。此外，發生於萬曆中期以降的士大夫內部的過度爭執，亦是“乞休”現象出現的重要因素。

萬曆帝

（一） 制度嬗變衍生的權責架構失序

明初的政治制度安排在經歷洪武朝幾次驚心動魄的震盪後，統轄百官的宰相制度被廢除，皇帝決策成為國家政務順暢運轉的必要條件。而後，內閣漸成規模，票擬權重。此外，明初諸帝有意賦予言官較大的政治參與度，有明一代以言路活躍而著稱。上述政治制度方面的設計在萬曆朝以前的百餘年間遷延嬗變，逐漸穩定為具有相當認同度和有效性的政治架構模式。但是，明代的政治制度卻始終對閣臣、六部、言路自身的職責內涵以及各方之間的權責分屬缺乏慎重的、足夠的界定。閣臣權責不明，遊走於擅權與庸碌之間，分寸難於把握；言官對朝廷要員指斥不休，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

萬曆朝的政治結構

萬曆前期，皇帝幼衝，首輔張居正事實上代行皇權。迨到後張居正時代，神宗漸趨怠政，明初政治制度中行政運轉必須依賴皇權的結構設計無從落實。內閣職能的限度受到廣泛質疑、言官聲勢愈強，士大夫在皇權職能缺位的複雜政治境遇中，事實上處於一種集體失序的狀態。萬曆朝官員往往深陷於這種由於制度缺失而導致的行政效能低下的角色困境中，“乞休”於是成為士大夫對制度嬗變衍生的權責架構失序的回應形式。後張居正時代的內閣事實上斷絕了轄制全局的制度通路，閣臣居處衝要，或因強勢而受責擅權，或因庸碌而受責“屍 位”，其間委屈之情溢於言表，萬曆閣臣竟未有不言“乞休”者。萬曆後期，閣臣寥落，葉向高獨撐內閣數年。以一官兼數職之名、數職之事，其間必然生出或名或實的偏重，而勢難兼顧。在名位與權責難以協調的角色困境中，“乞休”便成為官員自我救贖的一種方式。

被稱為“三朝元輔”的葉向高

《明會典》明文規定：“兩京文職堂上官，曾經科道糾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稱職者，各自陳致仕取自上裁。”明代政風由此展現出一種行於慎重、善為自省的境界，要求官員遇有批評意見時，應有內視自察的修為。

“自來大臣被劾，皆引愆杜門，伏聽處分。今一掛彈章，便須即去，不去則為貪戀，為頑鈍無恥。如丕揚、世卿、廷機、弘綱、孫瑋之去，人皆以為當然，且有嫌其遲矣，此其勢之不得不去者也。”

不僅被言諸臣皆言“乞休”以明節，科道官員亦以“奉身而退”相標榜。萬曆朝後期，廟堂之上隱然形成一個“言論場 ”，官員之間互訟不止，紛囂至極。明代的監察系統自身缺乏有效的制約機制，在皇權不足以掌控局面時，出現一種過度監督的態勢，整個官僚體系因而付出巨大的代價。言官與閣部大臣愈爭執，矛盾愈尖銳化，事態愈難以調和。等不及澄清是非，身涉其間的大臣已然迫於巨大的輿論壓力，不安於位，不得不去。

（二）士大夫所秉持的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思想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的投射

神宗荒怠，國事日非，士大夫群體無力扭轉危局，萬曆朝官員大規模“乞休”現象的出現是群臣對神宗弊政的失望情緒的流露，或者說是君臣衝突激化的潛在表達。在這些士大夫看來，礦監稅使肆行，則民生不安。國本不定，則嗣統不明。郊廟不親，則祖宗不佑。經筵不御，則聖學不純。神宗之種種所為往往觸及大臣堅守的儒家原則，且屢諫而不聽、不報，迫使士大夫在諛君與守道之間作出抉擇。在皇權作為終極裁斷力量的現實情境中，傳統政治文化中“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思想既對士大夫以“乞休”來堅守其獨立的政治人格有其邏輯上的內在要求，又事實上為此一行為取向提供了必要的辯護。 “乞休”作為士大夫表達政見的策略以及堅守原則的抉擇被一再實踐， 此中態度隨時勢變化，愈趨決絕。

明末官員形象

萬曆二十一年，王錫爵任首輔，其有諫於神宗，初時儘量委婉，以免決裂。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王錫爵上《密奏》， 希望神宗 “改期、豫教二事，量準一件”。十六日上《答聖諭並請豫教疏》，十七日 上《備陳往事力勸冊儲疏》，二十七日上《催發閣中密奏疏》，此三疏皆為皇長子出閣讀書所請。王錫爵二十餘日內連上四疏，神宗皆不報， 三月初四日遂言“乞休”，其《引疾乞休疏》雲：“皇上察臣言之無用 ， 則不必用其身，憐臣志之不忠，則不必終其任，俯遂所請，即令致仕回籍，以終母子餘年。” 神宗於王錫爵前幾疏皆“不報”，但對其“乞休”疏卻當即溫旨慰留，並量準其所請一、二事，王錫爵“乞休”遂已。李廷機杜門以前，官員“乞休”雖已成勢，卻尚多屈從於神宗之慰留，復出任事。

王錫爵

萬曆二十四年，吏部尚書孫丕揚因神宗不聽其點選庶官之請，二十餘疏“乞休”，內閣票擬允去，丕揚竟由此與內閣齟齬。丕揚之意本在以“乞休”作為一種政治姿態，警醒神宗鄭重國事，不想竟推演成不得不去之勢。迨到萬曆四十年，孫丕揚已然不待旨允而掛冠徑去。葉向高言：“丕揚當出山時，年已七十有八。每對臣言感激聖恩，思欲圖報，故黽勉前來，忘其老病。後見朝政壅塞，章疏不下，推遷之請，庶官十不得一，大僚百不得一。即其所平生心服之呂坤，連章累牘，亦終不報，而會推、考選二事尤極惓惓。無計動天， 於是浩然之志，始不可挽。”萬曆朝後期，國勢江河日下，君主無道成為士大夫群體的潛在共識。大臣不肯枉道事君，以“乞休”作為諫諍策略的意味弱化，“乞休”便往往直接導向 “杜門”與“掛冠”徑去。

孫丕揚

（三）士大夫群體內部的過度張力：“乞休”成為黨爭的結果之一

萬曆中期以降，士大夫群體內部政見不合，相互詆斥，而漸成派別。 宣黨、昆黨及以沈一貫為首的浙黨各有聲勢，東林意在救時，名望尤盛。士大夫和衷共濟之風愈弱，其群體內部的矛盾往往以人事安排為 爭執的焦點，其結果往往導致涉身其間的官員迫於門戶之見，“乞休”以了事。

萬曆三十四年，內閣首輔沈一貫、次輔沈鯉同時致仕。“鯉既積忤一貫，一貫將去，慮鯉在，貽已後憂，欲與俱去，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鯁，因鯉‘乞休’，遽命與一貫同致仕。” 沈一貫、沈鯉去後，內 閣 空虛。因推補李三才為閣臣，李三才與沈一貫向來不睦，因而依附沈一貫的浙黨成員邵輔忠、徐兆魁等人不遺餘力地反對李三才出任閣臣。李三才無奈之下，上疏“乞休”，終未入閣。東林運動對現實政治具有強烈的觀照，本為士大夫救時之舉，但在黨派紛爭的時局中 ， 被視為東林者，往往受到多 方攻掣，一時間 多有“乞休”者。“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萬曆朝後期黨派紛爭，門戶之見，已然突破了士大夫群體內部存在分歧的合理表達限度。黨派紛爭的背後是士大夫群體內部的權力博弈，由此產生的過度張力弱化了士大夫政治的話語權。官員“乞休”是對激越紛爭的暫時中斷，卻不是根本的解決方案。萬曆後期，業已形成的門戶 隔閡使得士大夫群體中任何政見不合的事件都有可能導致相關官員“乞休”。“乞休”成為不穩定政治態勢中用於解決爭端的經常化手段。

李三才

當然，官員“乞休”並非因一事而起，往往是當事官員多方考慮，諸因素交錯而致。如李廷機既明言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信念，亦有因言官彈劾，難安於位之苦楚。官員在承受巨大政治壓力的情境中，往往沒有心力在價值層面融通各種“乞休”理由間可能存在的矛盾；就“乞休”官員群體而言，亦很難作出某一種原因重要程度的量化分析。

結語：萬曆年間官員的大規模“乞休”是士大夫理想破滅後的無聲抗議

總之，萬曆朝官員大規模“乞休”現象是長時段視野下由制度嬗變積弊、傳統政治文化資源支撐、士大夫群體非理性內耗以及諸多偶發事件風雲際會而成的士大夫群體性政治行為取向。士大夫處身於皇帝荒怠、制度缺失、黨派隔閡等種種矛盾浸潤的現實困頓境遇中，主動訴求或者被動實踐了傳統政治文化中“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理念。眾多官員持續地採取“乞休”這同一種方式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然構成一種非常態的士大夫群體政治行為取向。

但是，制度體系可以消解，官品權位可以拋卻，那個藏之於士大夫胸臆間的價值世界，或可少了若干精彩，卻決不是全然變了模樣。在複雜的晚明政治生態中，官員各有其行為取向，生動並充分地展現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多個面象。取捨之際，“乞休”作為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種特殊脈動形式，展現出 士大夫群體於困頓情境中消解國家制度體系的抗憤情緒與舉措，同時反映出他們在認定自我價值時迴歸傳統政治倫理秩序的傾向。

《明實錄》

《明史》

《明會典》

《國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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