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詩館

文字獄的起源

一般認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文字獄，起源於西漢。之後歷朝歷代，文字獄情況時有發生，其中，宋元兩朝較為特殊：元朝基本上沒有文字獄，原因在於元朝體制的特殊性：元朝皇帝是蒙古人，官吏大多數是色目人，並且元朝皇帝喜歡運用生意人治國。而生意人只對如何賺錢感興趣，至於文字獄這種文人喜歡搞的事情，生意人不屑一顧——明朝朱元璋得天下後，認為元朝丟失天下是因為寬仁，一定程度上，也是指不搞文字獄這一現象。

此外，宋朝也較為特殊：因為其他朝代的文字獄一旦興起，往往要有很多人人頭落地，而宋朝的文字獄很少傷及當事人性命。

宋代文字獄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背景

北宋宋仁宗在位期間，北宋的吏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此時大宋朝僅經歷了三代帝王，但國力已經出現了衰落跡象——比如宋仁宗在位期間，曾經和西夏爆發大規模戰爭，大宋朝非但損兵折將沒能降服西夏，反而眼睜睜看著西夏國王李元昊進位為西夏皇帝。

痛定思痛的情況下，宋仁宗開啟“慶曆新政”，但很快遭到失敗。之後宋神宗則重用王安石進行變法。

蘇東坡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佈了一些詩文，最終，引起政敵攻擊。“烏臺詩案”由此發生。

烏臺詩案

宋神宗的變法，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給民間帶來了負面影響，蘇東坡當時身為地方官，對於這一現象也表示不滿，於是做了一些詩文提及此事，其中《湖州謝上表》中，有這麼幾句話，為蘇軾引來麻煩：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番話被蘇軾的政敵惡意理解成：蘇軾認為宋神宗所委任的人，都是一些喜歡生事的人，並且暗示自己不生事端才能治理好一方。

這些作品啟發了蘇軾的政敵舒亶。他花了數月時間鑽研蘇軾在近期所撰寫的詩歌，終於找到了一系列證據：

《山村五絕》攻擊宋神宗在青苗法和鹽政方面的改革；

《八月十五日看潮》攻擊宋神宗在水利方面的改革；

《戲子由》攻擊宋神宗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在舒亶等人炮製下，宋神宗勃然大怒，於是命御史臺負責辦理蘇軾的案子——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

不過，儘管這一事件在當時屬於驚動天子的大案，但最終，宋神宗僅是將蘇軾貶官，受蘇軾牽連的大臣大多罰款處理。

藤樹先生

糾正一下，差點害得蘇東坡丟了性命的“烏臺詩案”，不是因為一句詩歌引起的，而是因為一句話而引起的。

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蘇東坡遷湖州太守。在赴任湖州的途中，蘇東坡向朝廷寫了《湖州寫表》，其中有兩句話：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年輕而又精力旺盛的宋神宗登基為帝。王安石出任宰相，主持歷史上有名的“熙寧變法”，大刀闊斧地對朝廷的軍政商農展開全方面的變法。

王安石激烈的變法導致民不聊生，蘇東坡竭力反對。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蘇東坡一生的命運都搭進去了。從此捲入分別以王安石和司馬光為首的新舊兩黨的爭執，“烏臺詩案”與此有很大的關係。

王安石當政以來，因為遭到守舊勢力的反對，他啟用了不少朋比為奸的小人主持朝政，比如呂惠卿、李定、鄧綰、章惇等人。變法失敗，被王安石視為接班人的呂惠卿倒打一耙，將王安石寫給他的私人信件披露給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大怒，王安石被罷黜，後重新啟用，元豐年間再次罷免相位。

此時蘇東坡44歲，不改其嫉惡如仇的性格。見到看不慣的人和事，依然“如蠅在食，不吐不快”。蘇東坡所謂“新進”、“生事”等語，便是暗諷李定、鄧綰、舒亶等一干小人把持朝綱，矇蔽聖聽，禍亂朝政。因為這些不合時宜的話，還有他感嘆民生疾苦的部分詩歌，這一次，蘇東坡被當權派小人抓住了把柄。

是年六月，一個御史把蘇東坡謝恩表中這四句話挑出來，彈劾他蔑視朝廷。幾天後，御史臺任職的舒亶，找了幾首蘇東坡的詩，彈劾他不忠於君。

李定，時任御史中丞，也隨後跟上一表，陳述有四個理由，蘇東坡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

蘇東坡被李定派人從湖州抓到了御史臺的大牢。所謂“烏臺”，其實就是指御史臺。

因為關押要犯的監獄旁邊有大樹，樹上經常有很多烏鴉，“烏臺”二字，也就源於這些烏鴉。

蘇東坡被關押進了烏臺監獄，遭受嚴刑拷打。李定、王珪等人竭力詆譭蘇東坡，一面派人蒐羅證據，將蘇東坡和親友往來的信件和詩文都一律派人取證，通過蘇東坡的信件和詩文中的一字一句羅織罪名。

這些詩文，都是蘇東坡在密州、徐州擔任太守期間與朋友往來寫的抱怨王安石變法的，不妨列舉一些如下：

《吳中田婦嘆》

抱怨新法害民。

把朝廷中的那些小人比作“燕雀”和“蝙蝠”。

諷刺那些玩弄權術的小人是烏鴉。

諷刺那些小人是吃腐鼠的烏鴉。

諸如此類，蘇東坡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嫉惡如仇，對於看不慣的人和事，不吐不快。這一點，他沒有弟弟蘇轍那樣的隱忍精神。

朝中李定、王珪、舒亶等一干小人群起而攻之，紛紛上表，欲置蘇東坡於死地。另一方面，張方平、司馬光、範鎮等一批已經退位的元老重臣紛紛上書，請求赦免蘇東坡死罪。兩派展開輿論攻勢，神宗皇帝左右為難。最終，蘇東坡曾經反對過的王安石站出來為他說了一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者乎？”

小人們的陰謀沒有得逞，烏臺詩案的結果，蘇東坡被貶黃州充任團練副使，不得簽署公事。

END.

我是博書君，歡迎關注。讀完答案，瞭解了“烏臺詩案”是怎麼回事，記得點一下贊啊~

博書

“烏臺詩案”表面看是蘇軾因言獲罪,實際上是背後變法派和保守派的鬥爭體現。“烏臺詩案”是變法派對保守派的打擊和清算，導火索就是蘇軾的《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句·其四》中的一句“東海若知明主意，應叫斥鹵變桑田”和《王復秀才所居雙檜·其二》中的“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神宗執政時，軍事腐敗，官商勾結，北宋朝廷陷入財政危機。面對這樣的情況，是因循守舊，還是進行變革，在宋王朝內部形成了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兩個陣營，兩個陣營圍繞王安石變法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蘇軾是司馬光保守派陣營中的一員大將，自然受到了變法派的攻擊，“烏臺詩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王安石變法通過“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置將法”等等新政，打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增強了國家的軍事實力，遭到了利益受損方的反對。司馬光、文彥博等從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堅決反對王安石大刀闊斧地改革，希望能保持原有的法令制度。

烏臺，即御史臺。得名是因為有數千烏鴉棲息在御史臺的柏樹上。1079年夏天，臺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緝拿蘇軾，形成了宋代最著名的文字獄“烏臺詩案”。蘇軾除上書反對王安石新法外，還寫了很多諷刺新法的詩文。王安石很大度，對蘇軾比較寬容。但王安石下臺後，改革派對蘇軾曾經的諷刺很不滿，欲除之而後快，蒐集了大量蘇軾詩文，隨意曲解，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叫斥鹵變桑田”，說蘇軾反對“農田水利法”，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是映射神宗皇帝在九泉之下，蘇軾罪名最終確立，遂炮製了“烏臺詩案”。

憑心而論，不管王安石的變法，還是司馬光的反對，初衷都是從北宋王朝的利益出發。但是兩派在鬥爭過程中，被一些心地不純的小人所綁架和利用，最終演變成了一場“黨爭”。

長安遺少

烏臺詩案是宋朝文藝政策史上的一個轉折，是蘇東坡人生的一個轉折，更是蘇東坡的作品脫胎換骨的一個轉折。

首先，為什麼說烏臺詩案是宋朝文藝政策的一個轉折，是因為，在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就立下了規矩，要求不得殺文人，否則就是違反祖宗的家法。因為宋太祖總結了前代甚至是唐朝的教訓，看到軍事割據給政權的穩定帶來的災難。而趙匡胤取得政權，就是手中掌握了軍權。所以宋朝開國之初，就定下了重文輕武的政策，在國內實施開明的文藝政策，這也造就了宋朝文學藝術的發達，促進了宋朝文學藝術形成了高峰。但是在宋神宗的時代，在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殘酷的黨爭中，宋神宗有點坐不住了。當新黨的一些奸邪小人千方百計找蘇軾的麻煩，從他的詩文中吹毛求疵找各種毛病的時候，宋神宗似乎忘記了祖宗的家法，一開始甚至想把蘇軾弄死算了，幸虧蘇軾得到了幾個太后的欣賞，還有朝內的一些正直之士的求情，才把蘇軾貶到黃州了事。這件事情也是開了一個“因言獲罪”不好的頭。

之所以說烏臺詩案是蘇軾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文學藝術創作生涯的轉折點，是因為，這場無妄之災恰恰幫助蘇東坡，從一個年輕氣盛的才子到儒道佛兼修的哲人，到宋朝最偉大的文學藝術家的轉變，因為，蘇東坡被貶黃州之後，他的哲學思考、作文風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蘇軾也從蘇軾成為蘇東坡。

所以，要感謝烏臺詩案，感謝那些處心積慮陷害蘇東坡的小人們，是他們促進了一個大師的自我實現。這也恰恰證明了孟子的那句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場烏臺詩案，讓蘇軾成為蘇東坡，讓蘇東坡完成了自我實現。

好，我們現在來看看，到底是哪些文章，被小人們找到陷害蘇東坡的證據？讓蘇東坡差一點一命嗚呼，也導致蘇東坡的夫人因為這件事，一怒之下燒了他的大部分文集？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從徐州調動到湖州。蘇東坡在徐州期間，因為帶領軍民抵禦大洪水，頗受神宗的賞識。就把他調到湖州。蘇東坡按照慣例，得寫一份思想彙報，一方面表達自己的忠心和感謝之情，另一方面也說說自己接下來應該怎麼去做。這本來就是例行公事，但蘇東坡是個有思想又有點大大咧咧的人，說話不注意，結果在充滿尊敬和謙卑的文字中，被人找到了破綻。這篇文章叫《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藉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御史中丞李定是個包藏禍心的小人，他逐字逐句讀完之後，發現了一些可以製造事端的句子：

“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蘇東坡說湖州這個地方沒事可做，這不就是埋怨神宗沒有委以重任嗎？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這句話蘇軾本來就是一謙虛客氣的話，但是這裡面有個詞“新進”很扎眼。因為王安石變法需要大量人的支持和執行，就一股腦地提拔了一些人，這些人基本上沒啥大本事，反倒是嫉賢妒能溜鬚拍馬都是能手，社會上就把這些人說成是“新進”，就是最近提拔的那些人的意思，你蘇軾說滿朝都是些無能之輩，那你不是說神宗是瞎了眼嗎？

除此之外，朝中一些小人開始各顯神通，爭先恐後從蘇軾的詩文集中找問題，大搞一起來找茬的遊戲。

一個著名的小人，權監察御史裡行舒亶，拿出蘇軾在杭州出版的《錢塘集)，指出其中的詩歌處處諷刺新法，侮辱朝廷和當今皇帝。為了激怒神宗，他指出如下罪證:

陛下為救濟貧困貸款於民，蘇軾譏之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陛下為推行新法令百官學習法令，蘇軾譏之為“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

陛下為發展農業興修水利，蘇軾則譏之為“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陛下為增加國家收入實行官鹽專賣，蘇軾則譏之為“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總之，蘇軾就該馬上抓來弄死。

後來還有一幫子小人，找了不少的茬，就是為了搞死蘇東坡。宋神宗也是個軟耳朵，一度想弄死算了，但蘇東坡朋友多，太后也支持，王安石也說這樣不好，駙馬冒著離婚的危險給蘇東坡通風報信求情，總之，宋神宗最後是放過了蘇東坡，把他貶到黃州了事。

好玩的國學

“烏臺詩案”是由蘇軾的多首詩文引起的，有人簡單將原因歸於《湖州謝上表》一文是不當的。蘇軾在湖州任上通過詩文公開“妄議中央大政方針”，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在此不討論新政得失），可以說已經引起臺諫兩司注意很久了。於是在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首上彈章，指出蘇軾四罪，稱他“鼓動流俗”“公為詆訾”“不服陛下之化”；接著，監察御史裡行舒亶、何正臣跟進，指責蘇軾“議訕時政”。

在宋代，只要御史臺一出手，連章彈劾，就是宰相也要下野，更不要說蘇軾一個知州事了。宋神宗下旨由知諫院張璪與李定主審，太常博士皇甫僎奉令往湖州押蘇軾回朝。這時候在京城的駙馬都尉王詵嚮應天府籤判蘇轍報信，蘇轍又派人給蘇軾報信，（光這一條通風報信，二人後來被處罰就不冤），但沒皇甫僎的人馬快。

十月，御史臺經過審理，建議判蘇軾兩年徒刑，但是由於這月太皇太后曹氏病重，神宗大赦天下祈福，流刑以下全部釋放，蘇軾自然也要無罪釋放。李定等人不願白忙活一場，堅持要懲處蘇軾，最終在十二月神宗做出決定，蘇軾貶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關於涉案詩詞，舒亶在最早的彈章裡就有提到：

1、“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諷刺朝廷青苗法；

2、“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諷刺朝廷考核官吏法律水平；

3、“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諷刺朝廷興修水利；

4、“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諷刺朝廷鹽法；

在審理過程中，又查出一批“謗詩”：

5、“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這是寄給司馬光的詩，御史臺認為是在諷刺朝廷用人，為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任相造輿論；

6、“嘉穀臥風雨，莨莠等我場。陣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這是寄給黃庭堅的詩，依然在諷刺朝廷人事；

7、“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這是寄給王詵的詩，諷刺朝廷開運河；

8、“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這是給劉恕的詩，諷刺朝中官員。

9、“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這個就比較厲害了，分明在諷刺皇帝這條龍不識人，自己只好去找別的“龍”了。

閒語

被稱為北宋文字獄的“烏臺詩案”究竟是因為哪首詩引起的？

烏臺詩案的主角是蘇軾，一個愛寫詞的吃貨。烏臺詩案作為一起宋朝的“文字獄”，其實說到底是兩黨相爭的惡性表現，都說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而毒舌還愛吐槽的蘇軾就成了那個倒黴鬼。

雖然被叫做烏臺詩案，可其實並沒有具體的哪首詩能定罪，導火索是蘇軾在調任湖州時寫給宋神宗的一篇《湖州謝上表》，本來朝廷讓你調任你上表感恩是例行公事，誰知道愛說的蘇軾在文章中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話本身沒有問題，也許就是蘇軾不經意的一句吐槽，可壞就壞在當時的政治局勢和蘇軾的立場上。蘇軾是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因此不受變法派的待見，此次蘇軾在文章裡說的就被變法派琢磨出其他的意思來了。

你說自己不愛生事難以和我們共事不就是說我們變法派愛生事，我們進行改革被稱為生事，那陛下這個支持變法的不成了無事生非，真的是豈有此理。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蘇軾就被當時的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了，說他愚弄朝廷，譏諷變法，就這樣，剛去湖州沒多久的的蘇軾被帶進了京城，送去了御史臺的監獄，而歷史上御史臺又被叫做烏臺，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

寶阿寶呀

應該說烏臺詩案不是因為哪一首詩引起的，而是由蘇軾的上表引起的。

蘇軾同志從徐州調任湖州，照例要上表謝恩。作為變法反對派，這位老兄在作《湖州謝上表》的時候，一時糊塗，結尾夾了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臺的御史們多是王安石招來的新進勇銳之人，看到此表，有人摘引其中"新進""生事"等語參了蘇同志一本，說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可是就憑這一兩句話也不行啊。恰在這時蘇軾的新詩集出版了。御史臺的新人們發揚潛心鑽研的精神，終於從他的幾首詩找了突破口，具體的詩句不再贅述，總之給了他一個謗訕新政的罪名。於是逮捕，入獄，審問。

這些御史新人本想置蘇軾於死地，多虧宋神宗還不算昏庸，當朝很多人替他求情，包括太皇太后曹氏、蘇軾政敵退休宰相王安石，以及一些變法派大臣(仗義呀！)，最後神宗下令免除蘇同志一死，給他安排了黃州團練副使一職，接受勞動改造去了。烏臺詩案就此了結。

烏臺詩案可以說是政治鬥爭的產物，蘇軾是變法派和保守派鬥爭的犧牲品。

烏臺詩案有文字獄的意味，但又不同於清朝康熙雍正時期的文字獄。蘇案沒有十大酷刑，沒有株連九族，所以我們後世才能夠欣賞到蘇軾的前後《赤壁賦》，才能夠品嚐美味的東坡肉。

桃李春華

“烏臺詩案”就是北宋年間一場罕見的文字獄，因為牽連到蘇軾、蘇轍、黃庭堅、司馬光等著名人物而被人熟知。因為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以文立國、厚待士大夫的國策，所以北宋前期的政治氛圍非常和諧的，官員批評君王，書生議論國政屬於常態，“烏臺詩案”中給蘇軾定的罪名就有些牽強附會了。“烏臺詩案”的爆發可以說是北宋政治氛圍從和諧到激烈對抗這種變化的突出體現，目的完全是為了爭權奪利。

公元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依靠手中的軍權篡奪了後周柴氏的江山。一方面是為了抑制武將干政；另一方面是自己得位不正，需要拉攏士大夫階層，因此趙匡胤定下了文人統治，厚待士大夫的國策。因為宋太祖趙匡打下的基礎，整個北宋的政治氛圍比較和諧，沒有出現其他朝代皇帝動輒殺戮朝臣的情況，皇帝在討厭一個大臣，大臣的批評皇帝也得聽著，官員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自然敢說話、敢議論朝政。

而且這種開明的政治氛圍也使得北宋官員之間的矛盾基本集中在公事，沒什麼私仇，政治鬥爭並不激烈，即使有大臣因為什麼事情遭到處罰、貶謫，過段時間還有復起的可能。比如宋仁宗年間的名臣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都有過因為朝堂爭論離開中樞的經歷，大不了去地方任職等待復起罷了；以廉潔公正、不畏權貴著稱的包拯當官的時候得罪了多少皇親國戚，換一個朝代早死了。但是這種政治氛圍從王安石變法開始就慢慢消失了。

1067年，年輕的宋神宗趙頊繼位，他是一位很有抱負的君主，為了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困局，啟用久負盛名的王安石主持變法，史稱“熙寧變法”。凡是變法都會動盪朝局、影響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當時朝中的大多數大臣或出於公心，或為了私利紛紛反對變法，像韓琦、司馬光、歐陽修等人都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為“舊黨”。

雖然變法遭到皇親國戚、朝中大臣等一大批人的反對，但是宋神宗趙頊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決心不會輕易動搖，為了改變王安石在朝中孤立無援的局面，推動變法的進行，宋神宗打破北宋原有的政治生態和規則，以君權的力量將大批“舊黨”清出朝堂，破格提拔了一批支持變法的人入朝當職，這就是“新黨”。

“舊黨”覺得“新黨”年輕識淺、不堪大用，“新黨”覺得“舊黨”頑固不化、因循守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再加上有很多投機分子渾水摸魚，慢慢的“舊黨”和“新黨”的辯論就從政見不同變成了人身攻擊、爭權奪利、排除異己，這樣一來栽贓陷害、造謠生事等下作手段自然就有人使出來了。

再說回“烏臺詩案”的主角蘇軾，蘇軾屬於年少得志之人，二十二歲第一次進京趕考就榜上有名，文章受到文壇領袖歐陽修的讚許而名揚天下；入朝做官後，蘇軾也是政績斐然，“三年京察”為“百年第一”，按理來說蘇軾應該是仕途順暢、官運亨通的人，可惜直率的性格使得他命運坎坷。

蘇軾本人並不反對變法，但是反對以偏概全、急躁的去推動變法，再加上“新黨”中確實充斥了大量為升官發財才支持變法的奸佞小人，因此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得罪了“新黨”被趕出京城。從1071年到1079年，蘇軾受到打壓一直在地方任職，但蘇軾毫不氣餒，一方面結合當地情況革新除弊，因法便民，用自己的方式試行變法；另一方面不斷寫文章、上書指出“新黨”變法中出現的問題，王安石兩次罷相也證明蘇軾的言論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罷相後，宋神宗不甘心變法失敗，親自上陣主持新一輪變法，史稱“元豐改制”，這也是“烏臺詩案”爆發的時候。

北宋當時反對變法的人很多，為什麼蘇軾就攤上“烏臺詩案”了呢？蘇軾在當時雖然仕途不順，但是他已經是文壇領袖，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引起讀書人的熱議和追捧，他對於變法以及“新黨”部分官員的抨擊讓這些人如芒在背，這些人一直想找機會收拾蘇軾。隨著王安石的退隱，以及宋神宗為了推行新法而日趨強硬的手段，“新黨”中的部分人趁機炮製出了“烏臺詩案”。1079年，蘇軾調任湖州，給宋神宗寫了一篇例行公事的公文《湖州謝上表》，在這篇公文中蘇軾不改書生本色，用隱晦的手法又批評了新法，一下子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先是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挑《湖州謝上表》中的問題，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然後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又從蘇軾的《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戲子由》等詩作中挑錯，曲解附會說蘇軾譏謗宋神宗；再之後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先後上書數落蘇軾的“罪行”，請求宋神宗嚴辦蘇軾，事情一下就鬧大了，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的罪名被傳喚進京。

蘇軾在御史臺受審，坦承了哪些詩作抨擊了哪些變法措施，御史中丞李定上報宋神宗的時候就說“蘇軾承認了全部罪名”，宋神宗大怒讓嚴加審查看有沒有其他涉案人員。御史臺四處蒐羅蘇軾寫給朋友的詩詞一百多首，蘇軾的朋友黃庭堅、王詵、司馬光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新黨”人士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上奏宋神宗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但因為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善待士大夫的國策，再加上朝中元老、皇親國戚、甚至於王安石等人為蘇軾求情，最終宋神宗沒有殺蘇軾，將其貶謫到黃州。

“烏臺詩案”既是蘇軾人生的轉折點，更是北宋政壇的轉折點。於蘇軾來說，經過這次打擊他有些心灰意冷，遠離朝政，寫的詩文也不再談論時政、抨擊官員，轉而暢談人生哲理。於北宋政壇來說，蘇軾差點身死的經歷激化了“新黨”和“舊黨”之間的矛盾，不論是哪一方掌權都不論緣由的排斥異己，恨不得將對方斬盡殺絕，新舊黨爭不斷，使得朝綱不振、北宋國力每況愈下終至亡國。

當狗容易做人難

北宋自宋太祖趙匡胤確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以來，很少出現深文周納、陷人以罪的文字獄。特別是宋太祖在太廟立了“誓碑”，發誓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使宋朝的讀書人得到了超越其他朝代的優待。

蘇東坡才氣冠京華，適逢盛世，佳作迭出，因此得到了朝廷的重用。但是，就在他官運享通、文章頻出之際，年輕氣盛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為宰相，推動了“熙寧變法”。當時，蘇東坡多在地方任職，看到新法在推行的過程中，有走樣的現象，比如“青苗法”，本來是在老百姓青黃不接時政府給予貸款支持，在豐收之際再連本帶息收回去，是“雪中送炭”的好政策，但下面為了完成朝廷的配額，強迫老百姓貸款，造成傷民之事，好心辦了壞事，結果“雪上加霜”，蘇東坡因此上書表達政見，替老百姓說話。

在當時，蘇東坡是文壇領袖，也是意見大咖，是振壁一呼、應者雲集的人物，是左右輿情的風向標，他的話影響太大，馬上引起了宋神宗的反感，而御史們喜歡“觀風言事”，看皇帝的臉色說話，便自然也注意到了蘇東坡。所以，御史們開始認真研究蘇東坡的詩文，終於找到了他們需要的“罪證”，說詩文中有譏謗皇帝、攻擊新法之語，彈劾蘇東坡，蘇東坡因此被捕入獄。

“烏臺詩案”的構陷的依據，一是蘇東坡的《湖州謝上表》，二是蘇東坡的詩歌《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湖州謝上表》裡面有這樣的句子，“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還有“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御史據此給蘇東坡的罪名是，標榜自己，攻擊新法，認為這些牢騷暗中諷刺改革所啟用的官員，都是一些喜歡惹事折騰的新進，為什麼？蘇東坡說自己“老不生事”，“難以追陪新進”，朝廷重用的，便自然是生事之徒嘛，把改革喻為“生事”，那還不是攻擊新政？因此，御史們馬上彈劾！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二：“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據說，跟隨王安石改革的沈括雖然當時不是御史，但他讀到此詩後，也馬上檢舉蘇東坡在詩中批評皇帝，說：“皇帝如飛龍在天，蘇東坡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如此！”因此指控蘇東坡“大逆不道”。

在多方的攻擊之下，蘇東坡被朝廷從工作的湖州抓到了京城開封，坐牢100多天，因御史臺的辦公地點又稱“烏臺”，因此此案史稱“烏臺詩案”。

帝國的臉譜

烏臺詩案對於蘇軾來說，無疑是人生一大挫折。

起因是他由徐州調任湖州時，上表皇帝謝恩，本屬例行公事，可他犯了文人喜弄文墨的通病，他發了一些牢騷。

當時正值王安石新法推廣階段，保守派和變法派明爭暗鬥，勢同水火，因為宋神宗對新法的大力支持，此時保守派逐漸退出政治中心，變法派風頭正盛，但因為新法推行太過操之過急，社會上下反對聲也此起彼伏，宋神宗左右為難。

蘇軾屬於保守派，他對新法比較反感，詩文之中有時候會夾雜著對新法的譏諷之意，這其實是文官的通病，喜歡舞文弄墨，針砭時弊，這對於做官的來說，卻是一大忌諱，往小了可以說是無事生非，往大了說就是禍亂朝綱。

此時新法派正愁找不到機會打擊保守派，蘇軾這首上表恰恰成了攻擊政敵的工具，新法派藉此大做文章，“新進”明顯就是說新法派，“難以追陪新進”含有對新法不滿情緒在內，“生事”這個詞暗指新法無事生非，徒生禍端。

於是新法派引“新進”、“生事”等詞上奏皇帝，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新法派又繼續蒐集蘇軾其他的詩文，潛心鑽研，終於有找到其他譏諷新法的詞句。

而後，宋神宗依奏，派人將蘇軾帶回御史臺獄受審，蘇軾對以往譏諷新法的詩文一概承認，蘇軾乃一代文豪，收藏他的詩文的官員甚多，也一併受到牽連，官職最大的屬保守派代表司馬光。

此事的處理結果，可以說是化大為小，蘇軾被貶為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其他牽涉的人員都是或貶官或罰款處理，都無性命之憂，可以說已經寬大處理了，可見宋朝官風還是比較開明的。

試想，如果此事發生在文字獄盛行的乾隆年間會怎樣呢？估計又是一番腥風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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