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公元前45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新都哀侯王曼次子、王永之弟、西漢孝元皇后王政君之侄。中國歷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公元9年至公元23年在位——雖然他的這個朝代與他的這個皇帝身份總的來說都不被後人及史家認可。
有觀點認為王莽的所做所為是虛偽的表現，也有觀點認為史書對王莽的評價過於汙名化。
新朝疆域地圖。
在後世，操莽並稱，成為權臣奸雄的代名詞，白樂天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王莽的一系列孝悌節儉、禮賢下士、勤政愛民的舉動通常被認為刻意偽裝、沽名釣譽，一直為人鄙夷詬病，但是說到底，王莽為什麼能夠代漢建立新朝的深層原因，這麼簡單地判斷並不合理。
王莽很多相對“超前”的改革措施使得他被認為是一個“穿越者”。
總體來說，王莽之所以能夠上位，有著多重的複雜原因——其中一方面是因為秦漢以來王朝專制政治結構下外戚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是宣、元以後，儒生士大夫所深信的天人災異和五德始終的那套政治理念，為具備儒生身份、既通權謀又有理想的王莽，鋪平了道路，製造了機會。
首先，王莽的外戚身份為其進入政壇掌握政權提供了有利的機會。
王莽的父親王曼早死，沒有封侯，其兄王永也死得較早，所以王莽早期因為家世庇廕所獲得的利益遠遠比不上其他王氏子弟，史書記載：
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
王莽獲得家族庇廕較少，也導致了他的做派風格與其他肥馬輕裘、聲色犬馬的王氏子弟不同，有了自己的“獨特定位”與“品牌效應”
後來，經其伯父、成帝朝大將軍王鳳（漢元帝皇后王政君與王莽父親王曼的哥哥）推薦，王莽被任命為黃門郎，又遷射聲校尉，後其叔父成都侯王商上書，希望能分戶邑給王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渉、中郎陳湯等當世名士，也都揄揚王莽，為其說話，於是漢成帝開始重視王莽，再加上太后也提攜王莽，王莽自此開始騰達。
王莽家族世系表。
公元前16年，漢成帝封王莽為新都侯，漢哀帝時，王莽官至大司馬，但“一朝天子一朝臣”，因為新的外戚傅氏和丁氏的勢力開始膨脹，王莽並沒有真正掌握實際的政治權力，此時的王莽，為了避傅氏和丁氏的勢焰，王莽奉太皇太后詔就第，避讓開去。
王莽真正開始掌握大權已經是在漢哀帝駕崩之後了。漢哀帝駕崩，太皇太后即孝元皇后王政君立刻回未央宮，收取璽綬，並召回王莽，令其主事。此時的王莽的政治手腕已經非常純熟，他首先針對漢哀帝斷袖寵臣董賢，王莽指使尚書彈劾董賢，又以太皇太后的名義下詔罷免董賢的大司馬之職，迫使董賢與其妻子一起自殺；之後，王莽又施展雷霆手段，打壓漢哀帝時期的外戚勢力丁氏和傅氏，傅氏和丁氏皆被免去官爵而歸故郡。
哀帝去世後不久，王莽指使尚書彈劾董賢，又以王政君的名義下詔罷免董賢的大司馬之職，董賢當日自殺。
此外，王莽還打壓王氏的其他勢力，比如紅陽侯王立（王政君及成帝王鳳的六弟，王莽的叔父）。《資治通鑑》記載：
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
最後，王立被遣就國。公元前1年，漢平帝即位，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王莽秉政，軍國要務皆決於王莽。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王莽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利，採取以退為進的措施，藉助所謂的“民意”讓自己的女兒做了平帝的皇后，自此以後，王莽的權勢日益膨脹。
然而，王莽最終代漢建立新朝並不僅僅是因為其外戚身份。待到王莽擔任安漢公、野望日漸顯露了以後，若干行動逾越了外戚的本分，王氏家族中王莽的父兄如紅陽侯王立、平阿侯王仁，甚至王莽自己的兒子王宇都起來反對。王莽為了自己的政治企圖不惜打擊本身的家族，藉故迫令他們一律自殺；太皇太后王政君對王莽覬覦神器也始終表示反對，在王莽篡位前，她曾自稱“漢家老寡婦”，拒絕交出傳國玉璽，並大罵王莽的幫兇王舜；在王莽篡位後，王政君至死奉漢正朔，表示對大漢的忠心。換言之，王莽固然以外戚的身份和長久以來漢室對外家的信任，有了接近和掌握權力的機會，以王舜、王邑等為代表的王氏子弟也有全力支持王莽企圖攀龍附鳳的，可是王莽的篡位稱帝並不是王氏家族中人普遍的願望。在很多王氏家族成員看來，王莽可以如周公輔政、甚至可以如伊尹、霍光這樣行廢立之事，但是卻不能取而代之。從這個角度來說，王莽篡漢並不單純是外戚支持或者外戚權勢發展的結果，他的上位還需要其他各種條件的配合。
其次，王莽能代漢建立新朝與他以儒生自居並以儒生面目呈現在社會群體面前有著密切聯繫。
史載：
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是“新聖人”還是“投機者”，王莽的面相非常複雜。
漢朝的儒生群體本身就一直在尋找一種更為純正、更為完美的“王道”政治藍圖。西漢後期也就是前述的宣、元以後的各種現實政治社會危機，以實際的落差反襯出了儒家理想“王道”的完美與神聖，“奉天法古”這一路徑吸引著尋求擺脫危機的人們。緣於此，以儒生自居並以儒生面目呈現在社會群體面前的王莽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隨著儒生群體影響的蔓延擴張，最終，這就迎來了王莽大規模以“奉天法古”為圭臬的改制運動 。
王莽最終能吸引很大數量的士大夫階層人士的支持，最終代漢，另外有一個有利的因素是昭、宣以後流行的禪讓傳賢以及漢家氣數已盡的說法。
昭帝時就有眭弘根據大石自立等等的災異，推論漢家有傳國之運，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漢書·眭弘傳》如是說：“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這是相當激進的禪代理論。宣帝時有蓋寬饒引《韓氏易傳》“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世之運，功成者去”之說，倡言“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眭、蓋兩人後來都因所謂的“妖言惑眾”，遭殺身之禍。可是漢家歷運中衰之說併為因此中止。成、哀之際，習《洪範》災異的名儒李尋也認為“漢家有中衰厄會之象”。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和哀帝都很看重他，召他待詔黃門，隨時指點君臣，和李尋理路相近的還有甘忠可和夏賀良等人，他們認為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但是他們的主張是“自禪受命”，比眭、蓋兩人的相對和緩，通過解光、郭昌、李尋等人牽線搭橋，夏賀良有機會將自己的主張傳達到哀帝這裡，哀帝受他們的影響，一度改元並改號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甚至號稱“效法堯禪位舜”將帝位禪讓給董賢。歷史學家顧頡剛如是說：
那時人都承認漢運以衰，滅亡在即，但實際上卻沒有新受命的天子起來，滅亡不了，這又使許多人心焦了。
“漢家堯後”“堯後火德”的神學體系從結構角度本身存在循環更新的可能性，又恰巧與上述的“再受命”思潮結合；王莽的聖賢形象得到廣泛接受，由於王莽所在的王氏家族是田齊王族的後裔，“舜后土德”說被特意強調來承接“堯後”的“漢家”，大量“符命”被製作出來。
王莽家族是田齊的後代，並可追溯到虞舜，他們這個家族經常奪取別人家基業，比較不厚道。
在代漢問題上，王莽其實有一個轉變過程：王莽最初的想法，確實不過是為“漢家”解災除厄、招致“太平”，但是大行鼓吹符命的結果，久而久之使得王莽逐漸真的相信天命在己，萌發出代漢建立新朝的野望。
公元9年，王莽正式通過所謂的“禪讓”儀式代漢。史載：
禪讓儀式上，王莽親執孺子嬰之手，流涕歔欷，說：“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
其中所謂的“百僚陪位，莫不感動”是對王莽幾乎沒有一句好話的班固在《漢書·王莽傳》裡的措詞，說明了班孟堅也在有意無意間承認了王莽的代漢稱帝也曾一度頗得人心，而王莽自陳的所謂“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夙夜永念，非敢寧息”，也不能認為其中完全沒有一種使命感與責任感。
宮崎市定教授對王莽的看法。
總而言之，王莽代漢與他的外戚身份有關，然而並不是兩漢普遍而常見的外戚政治和基於外戚身份獲得權勢發展的必然結果，從某種意義上，王莽是一個另類的外戚或曰外戚中的異數，他由秉政而攝政，由攝政而代漢，是個人的稟賦理想與當時時勢的各種因素疊加而成的結果，在很長的一個時間段內，他很可能確實被很多人認為是周公型的人物，在他身上承載了士大夫階層與廣大民眾的改制維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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