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公元前45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新都哀侯王曼次子、王永之弟、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之侄。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公元9年至公元23年在位——虽然他的这个朝代与他的这个皇帝身份总的来说都不被后人及史家认可。
有观点认为王莽的所做所为是虚伪的表现，也有观点认为史书对王莽的评价过于污名化。
新朝疆域地图。
在后世，操莽并称，成为权臣奸雄的代名词，白乐天诗曰：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王莽的一系列孝悌节俭、礼贤下士、勤政爱民的举动通常被认为刻意伪装、沽名钓誉，一直为人鄙夷诟病，但是说到底，王莽为什么能够代汉建立新朝的深层原因，这么简单地判断并不合理。
王莽很多相对“超前”的改革措施使得他被认为是一个“穿越者”。
总体来说，王莽之所以能够上位，有着多重的复杂原因——其中一方面是因为秦汉以来王朝专制政治结构下外戚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是宣、元以后，儒生士大夫所深信的天人灾异和五德始终的那套政治理念，为具备儒生身份、既通权谋又有理想的王莽，铺平了道路，制造了机会。
首先，王莽的外戚身份为其进入政坛掌握政权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没有封侯，其兄王永也死得较早，所以王莽早期因为家世庇荫所获得的利益远远比不上其他王氏子弟，史书记载：
曼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
王莽获得家族庇荫较少，也导致了他的做派风格与其他肥马轻裘、声色犬马的王氏子弟不同，有了自己的“独特定位”与“品牌效应”
后来，经其伯父、成帝朝大将军王凤（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与王莽父亲王曼的哥哥）推荐，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又迁射声校尉，后其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希望能分户邑给王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渉、中郎陈汤等当世名士，也都揄扬王莽，为其说话，于是汉成帝开始重视王莽，再加上太后也提携王莽，王莽自此开始腾达。
王莽家族世系表。
公元前16年，汉成帝封王莽为新都侯，汉哀帝时，王莽官至大司马，但“一朝天子一朝臣”，因为新的外戚傅氏和丁氏的势力开始膨胀，王莽并没有真正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此时的王莽，为了避傅氏和丁氏的势焰，王莽奉太皇太后诏就第，避让开去。
王莽真正开始掌握大权已经是在汉哀帝驾崩之后了。汉哀帝驾崩，太皇太后即孝元皇后王政君立刻回未央宫，收取玺绶，并召回王莽，令其主事。此时的王莽的政治手腕已经非常纯熟，他首先针对汉哀帝断袖宠臣董贤，王莽指使尚书弹劾董贤，又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诏罢免董贤的大司马之职，迫使董贤与其妻子一起自杀；之后，王莽又施展雷霆手段，打压汉哀帝时期的外戚势力丁氏和傅氏，傅氏和丁氏皆被免去官爵而归故郡。
哀帝去世后不久，王莽指使尚书弹劾董贤，又以王政君的名义下诏罢免董贤的大司马之职，董贤当日自杀。
此外，王莽还打压王氏的其他势力，比如红阳侯王立（王政君及成帝王凤的六弟，王莽的叔父）。《资治通鉴》记载：
红阳侯立，太后亲弟，虽不居位，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复令光奏立罪恶。
最后，王立被遣就国。公元前1年，汉平帝即位，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王莽秉政，军国要务皆决于王莽。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王莽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采取以退为进的措施，借助所谓的“民意”让自己的女儿做了平帝的皇后，自此以后，王莽的权势日益膨胀。
然而，王莽最终代汉建立新朝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外戚身份。待到王莽担任安汉公、野望日渐显露了以后，若干行动逾越了外戚的本分，王氏家族中王莽的父兄如红阳侯王立、平阿侯王仁，甚至王莽自己的儿子王宇都起来反对。王莽为了自己的政治企图不惜打击本身的家族，借故迫令他们一律自杀；太皇太后王政君对王莽觊觎神器也始终表示反对，在王莽篡位前，她曾自称“汉家老寡妇”，拒绝交出传国玉玺，并大骂王莽的帮凶王舜；在王莽篡位后，王政君至死奉汉正朔，表示对大汉的忠心。换言之，王莽固然以外戚的身份和长久以来汉室对外家的信任，有了接近和掌握权力的机会，以王舜、王邑等为代表的王氏子弟也有全力支持王莽企图攀龙附凤的，可是王莽的篡位称帝并不是王氏家族中人普遍的愿望。在很多王氏家族成员看来，王莽可以如周公辅政、甚至可以如伊尹、霍光这样行废立之事，但是却不能取而代之。从这个角度来说，王莽篡汉并不单纯是外戚支持或者外戚权势发展的结果，他的上位还需要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
其次，王莽能代汉建立新朝与他以儒生自居并以儒生面目呈现在社会群体面前有着密切联系。
史载：
莽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是“新圣人”还是“投机者”，王莽的面相非常复杂。
汉朝的儒生群体本身就一直在寻找一种更为纯正、更为完美的“王道”政治蓝图。西汉后期也就是前述的宣、元以后的各种现实政治社会危机，以实际的落差反衬出了儒家理想“王道”的完美与神圣，“奉天法古”这一路径吸引着寻求摆脱危机的人们。缘于此，以儒生自居并以儒生面目呈现在社会群体面前的王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随着儒生群体影响的蔓延扩张，最终，这就迎来了王莽大规模以“奉天法古”为圭臬的改制运动 。
王莽最终能吸引很大数量的士大夫阶层人士的支持，最终代汉，另外有一个有利的因素是昭、宣以后流行的禅让传贤以及汉家气数已尽的说法。
昭帝时就有眭弘根据大石自立等等的灾异，推论汉家有传国之运，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汉书·眭弘传》如是说：“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是相当激进的禅代理论。宣帝时有盖宽饶引《韩氏易传》“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世之运，功成者去”之说，倡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眭、盖两人后来都因所谓的“妖言惑众”，遭杀身之祸。可是汉家历运中衰之说并为因此中止。成、哀之际，习《洪范》灾异的名儒李寻也认为“汉家有中衰厄会之象”。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和哀帝都很看重他，召他待诏黄门，随时指点君臣，和李寻理路相近的还有甘忠可和夏贺良等人，他们认为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但是他们的主张是“自禅受命”，比眭、盖两人的相对和缓，通过解光、郭昌、李寻等人牵线搭桥，夏贺良有机会将自己的主张传达到哀帝这里，哀帝受他们的影响，一度改元并改号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甚至号称“效法尧禅位舜”将帝位禅让给董贤。历史学家顾颉刚如是说：
那时人都承认汉运以衰，灭亡在即，但实际上却没有新受命的天子起来，灭亡不了，这又使许多人心焦了。
“汉家尧后”“尧后火德”的神学体系从结构角度本身存在循环更新的可能性，又恰巧与上述的“再受命”思潮结合；王莽的圣贤形象得到广泛接受，由于王莽所在的王氏家族是田齐王族的后裔，“舜后土德”说被特意强调来承接“尧后”的“汉家”，大量“符命”被制作出来。
王莽家族是田齐的后代，并可追溯到虞舜，他们这个家族经常夺取别人家基业，比较不厚道。
在代汉问题上，王莽其实有一个转变过程：王莽最初的想法，确实不过是为“汉家”解灾除厄、招致“太平”，但是大行鼓吹符命的结果，久而久之使得王莽逐渐真的相信天命在己，萌发出代汉建立新朝的野望。
公元9年，王莽正式通过所谓的“禅让”仪式代汉。史载：
禅让仪式上，王莽亲执孺子婴之手，流涕歔欷，说：“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其中所谓的“百僚陪位，莫不感动”是对王莽几乎没有一句好话的班固在《汉书·王莽传》里的措词，说明了班孟坚也在有意无意间承认了王莽的代汉称帝也曾一度颇得人心，而王莽自陈的所谓“予受命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夙夜永念，非敢宁息”，也不能认为其中完全没有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
宫崎市定教授对王莽的看法。
总而言之，王莽代汉与他的外戚身份有关，然而并不是两汉普遍而常见的外戚政治和基于外戚身份获得权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王莽是一个另类的外戚或曰外戚中的异数，他由秉政而摄政，由摄政而代汉，是个人的禀赋理想与当时时势的各种因素叠加而成的结果，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内，他很可能确实被很多人认为是周公型的人物，在他身上承载了士大夫阶层与广大民众的改制维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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