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地名源流考
彭 雪 開
(湖南工業大學湘東歷史文化研究所 株洲 412007)
摘要：北宋乾德元年(963)，析武陵縣置桃源縣，縣治駐今址，屬朗州，因地有桃花源名勝而得縣名。桃花源與桃花山有歷史淵源；其得名與古濮人、楚人密切相關。置縣後，縣名未改，縣域未動，歸屬累變，縣治未遷。共和國成立後，縣域、縣治景況大變，不可復識。
關鍵詞：桃源 桃花源 桃花山 濮人 楚人 地名源流考釋
桃源置縣，始有明載。《元豐九域志•荊湖路》：“乾德元年改橋江縣為沅江，以湘陰、沅江二縣隸嶽州，析武陵縣置桃源縣。”[1]然而，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載：北宋乾德二年置桃源縣。其結論源出何處，至今不明。自此後《元史•地理志》記：“桃源州，中，宋置縣。元元貞之年，升州。”《明史•地理志》桃源縣置縣時間無載。而清光緒《湖南通志•郡縣沿革考》：“桃源，乾德中析武陵地置縣。”造成南宋後國史、地誌關於桃源置縣時間，多有疑義。其主因當是受《輿地紀勝》影響。
共和國成立後，所編縣、地誌，多言宋乾德元年，置桃源縣(亦云乾德二年者)。共和國《桃源縣誌•建置•沿革》：“宋太祖乾德一年(963)。析武陵縣，按轉運使張詠的建議，以其地有桃花源而置桃源縣。縣治由沅水南岸遷至沅水北岸(即今治)，隸屬朗州。”[2]前者所言應是，但說按張詠建議置桃源縣，則無據。
《宋史•列傳第五十二》及有關史料記：張詠(946～1015),字復
之，濮州鄄城(今山東鄄城縣)人。太平興國五年(980)，郡舉進士。35歲任命為崇陽知縣，在地方任職達30餘年，在中央任職不足4年。其人其事在宋人《青瑣高議》《老學庵筆記》《夢溪筆談》《宋稗類鈔》等10餘種筆記中，記載較詳。據《乘崖集•卷十一》記：淳化二年(992)，張詠任荊湖北路轉運使時，曾嚴懲貪官鄭元祐。這已距桃源置縣整整29年，距其舉進士也有12年。據宋史及有關宋人《筆記》記載：張詠“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在一無政治背景、二無權勢、三無功名的情況下，桃源置縣(963)時年僅17歲的張詠，根本不可能建議“以其地有桃花源而置桃源縣。”2009年《湖南地名志•桃源縣》甚至還列出張詠“實地考察”後，建議置桃源縣的“理由”。“理由”是真的，但非張詠“建議”。造成此種現象的主因，當是所謂“名人”效應。
張詠為北宋名臣。韓琦《神道碑銘》評張詠“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暴當世。”王安石《臨川集•題張忠定書》說他：“剛毅正直，有勞於世。”有宋一代兩代名相，對張詠的評價，雖有過譽之嫌，但縱觀史實，大體是公允的。以這樣的名臣，向朝廷提議以“桃花源”名縣，當然極有說服力，但事實並非如此，今證之以恢復其本來面目。
桃源，何以為名。共和國《湖南古今地名辭典•桃源縣》引《大明一統志》謂其地有桃花源得名。[3]共和國《桃源縣誌•沿革》、《湖南地名志•桃源縣》、《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桃源縣》皆從此說。《大清一統志》亦云常德府有“陶潛所記桃花源也。”雖未言明桃源縣得名於桃花源，但既為當時“常德府山川”名勝，桃源置縣，與其有歷史文化淵源，則無疑。
桃花源，因東晉詩人陶淵明(365～427)《桃花源記》而得名。陶淵明是否遊過桃花源，史無載，事無考。其描繪的“世外桃源”，是否為歷代名勝“桃花源”，難以定論。然而，《桃花源記》與“桃花源”，地望、景緻，十分相似，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中國大陸以“桃花源”景緻而成名勝者，不下十幾處。而其中與陶淵明《桃花源記》描繪最相似者，當推湖南省桃源縣桃花源。
首先，桃源縣桃花源地望景緻與陶文相契合。其一，《桃花源記》開頭便雲：“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1995年《桃源縣誌•沿革》記：桃源縣域秦代於此境置臨沅縣，東漢建武二十六年(50)，從臨沅縣之南析出沅南縣，縣治設於武陵縣治西南70裡(35公里)的古城山，隸屬武陵郡。其時桃花源屬沅南縣，直至南北朝，隸屬未變。陶文中“武陵人捕魚為業”，“武陵人”，當指武陵郡人。又因境內處沅水中下游，雪峰、武陵兩山尾端，為湘西山地向洞庭湖平原過渡地帶。沅水自西向東穿境而過，有一級支流48條匯入沅水。自古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為“魚米之鄉”。 其二，漁業捕撈，可謂境內民生產業。至清末、民國初年，縣內漁業以天然捕撈為主，常用漁具有20多種，年均捕魚量500噸左右。[2]136為天然漁業捕撈大縣。這從歷代詩文中，也可略見漁業之興。清邑人文曙《延溪口》詩：“平郊壘壘多煙樹，半是漁人棲止處。日墓孤舟一葉橫，風定不知何處去。”道盡漁人生活艱辛。陶文中“武陵人捕魚為業。”亦有地望所指，非空穴來風之說。其三，《桃花源記》中所描述的“緣溪行”、“桃花林”、“得一山”、“有小口”(洞口)、“土地平曠”、“屋舍儼然”、“良田美池桑竹”、“阡陌交通”等一素列景緻，皆可一一與桃花源中景緻相對應，且十分契合，可謂別有洞天的“世外桃源。”
其次，歷代官方及名人，多認同桃花源即為《桃花源記》所描述之處。境內晉太康元年至東晉元熙元年(280～419)，桃源山上建有桃源觀。[2]501東晉葛洪(283～363)《神山傳》中的沈羲，得道於桃花源。又有史料記：受東晉四川青城山天師道教義影響，於境內桃源山首建桃源觀。亦云於此建桃川宮、真源觀等道觀。因天師道教義與《桃花源記》中的隱逸避世，追求福樂平等主旨相暗合，極有可能於此時期建桃川宮。
明嘉靖《常德府志》：“桃川宮，晉人建。”有關史料記桃川宮約建於東晉隆安年間(397～400)。隋大業年間(605～618)，桃源觀被毀。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廢武陵郡，改為朗州，合臨沅、沅南、漢壽3縣為武陵縣，隸屬朗州。從此，武陵縣與桃花源相連名聞全國。
唐代杜光庭《洞天福地記》：“三十五洞桃源山，週迴七十里，名白馬玄光之天，在朗州武陵縣。”唐武德年間(618～627)於桃花山重建。唐代狄中立《桃源觀山界記》：唐玄宗天寶七年(748)五月十三日規定：取近山三十戶，蠲免稅賦，永充灑掃，守備山林。遂成名勝。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依桃源山勢建梵寺，分上、上、下三宮，次年，欽賜“桃川萬壽宮”，[2]501形成頗具規模的宮宇建築群。明人刑祚允《仙人邑里集》：“因地高下為梵宇，凡千三百餘楹。”可謂規模宏巨。唐代如孟浩然、張旭、王昌齡、王維、李白、劉長聊、韓愈、劉禹錫、杜牧等40多位文化名人，在此留下詩文，高度認可此地即為《桃花源記》所描繪之處。
據陳友冰先生考訂：元貞元年著名文學家劉禹錫在革新失敗後，貶為朗州司馬(今常德市)，常到桃花源遊覽，寫有長篇《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桃源行》等詩作，並題《桃源佳致》刻碑，詩文用詩之語言，複述陶文中敘述的故事，多含人生感慨之類，有“高處不勝寒”的感覺，似乎是當年在中央推行改革的歷史回憶及事後的感慨。[4]
桃源，源於桃源山，而桃源山作為自然地名，源於何時，至今難以稽考。不過，據現有史料及《桃花源記》所描述的情景看，得名約在魏晉之時。因其時道家“無為”思想，影響甚廣，魏晉文人大都崇尚自然，超然物外，形成一種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的“魏晉風度”。嗜藥酒、美姿容、談玄理，是他們的愛好。但文人們否認社會，懷疑正統的儒家思想的過程中，又常在探索無常的命運，追求安逸平等，摯愛短暫的生命而多求放達與歡樂，確是又有一定的啟智意義。魏晉文人所開創的儒道互補精神，亦常常使文人們，好走極端，趕時髦而任性放達。正如魯迅所說：“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很多。”在這種社會風氣影響下，道教的興起，佛教的傳入，也就不足為怪了。其時，今桃源縣境內有桃花山，文人們便在此天然風景地，擇址建道觀，名曰桃源觀。道觀地址所處的山頭，名曰桃源山。
事實上，桃源得名，與桃花山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關係。桃花山，應是境域內最早得名的自然地名，後形成著名的地域地名。得名於何時，實不可考。然而，也非無據可尋。
桃，原產我國雨量較少而陽光充足的山區，其栽培歷史約在3000年左右。在河北藁城市商代遺址中出土過桃核。[5]《說文•木部》：“桃，果也。”《詩經•大雅》：“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闢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孤棘矢以共御王事。”說明其時，楚國以桃木做的弓進貢周王朝了。《晏子春秋》中所記“二桃殺三士”的故事，也明證春秋時，齊國產蜜桃，並奇貨可居。《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華，即花。《廣雅•釋草》：“花，華也。”魏朝已改華為花，花、華通用。桃樹，春開花，秋果熟，甜爽可食。《韓非子•說難》：“異曰：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這表明其時韓國境內，已闢有皇家大型桃園結果進貢君王了。
桃花山，何以得名，應與楚文化密切相關。今桃源縣境，1985年以後共發現毛家橋遺址、周家崗遺址，鯰魚丘遺址。[2]499-500前兩者皆屬新石器時期大溪文化遺址，後者屬新石器時期龍山文化遺址。這表明距今6400～5300年，境內即有村落聚居。約在距今5000年左右，境內應屬三苗國地。《戰國策•魏策一》：“三苗之後，左洞庭，右彭蠡。”《文獻通考》：“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杜佑《通典•州郡十三》：“今嶽州、潭州(長沙)、衡州，皆古三苗國。”地下出土文物亦證實：古代三大部落集團之一三苗氏一支，確在南方活動，其活動地域正是南方几何印紋陶的主要分佈區。[6]湖南澧縣新石器時代中晚器屈家嶺文化(距今約5500～5000年)，城頭山有較大城址；有特大型墓葬；有大居室、大廚房；有中心聚落區，並在澧陽平原上分佈著57座屈家嶺文化時期聚落遺址。這表明當時城頭山城，已是控制這些聚落的早期邦國文明的政治、經濟中心。[7] 是否為三苗方國遺址，尚需進一步確證，但屬古三苗國勢力範圍，應無疑。
堯、舜、禹時代，三苗國遭到堯、舜、禹部落聯盟的長期征討。《尚書•堯典》：“放驩兜(三苗部落聯盟首領)於崇山，以變南蠻。竄三苗於三危。”其時，三苗國人或被滅，或分流，或遷徙，或大部分融合在濮、越部落聯盟之中。夏、商之交，江漢地區新石器時代陶器製作上，“突然大大增加了黃河流域的影響”，“說明此時一支來自黃河中游的力量，通過南陽盆地，沿著隋棗走廊，直抵長江北岸。”[8]
據楚史專家魏昌先生的研究：楚之先祖在夏、商戰亂交替交際，出現了祝融六姓或八姓，四處流散的局面，羋姓季連部，在此背景下，離開故地今河南新鄭，輾轉至丹淅、荊山和漢水流域。後與江漢地區的盧、蠻、濮、巴，經過征戰、遷徙、融合，逐漸形成以羋姓楚族為主體的“荊楚”。[9]而其中的蠻，即為南蠻，實為三苗國三苗人後裔。後楚族鬻熊率族投靠周文王，因滅商有功，封為“子爵”，後稱為“楚子”。其後裔熊繹，以先祖之功，又被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姓羋姓，居丹陽。”(今多指河南淅川一帶)
楚子受封后100多年後，楚國由弱漸強，擺脫了周王室的束縛，立足江漢，獨立發展。春秋中期，楚莊王(公元前613-前591)，大敗晉國，成為春秋五霸。《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文王熊貲元年(前689)，始都郢。”約在第二年，焚滅羅子國後將羅子國遺民由枝江丹陽一帶，遷置沅湘流域汩羅(今湖南省汩羅市)，允其復國為附庸國，並築羅城族居。這表明楚國勢力，已深入沅湘中下游流域。約在楚穆王十一年(前615)，楚滅近鄰麇子國，遷其遺民於沅湘微水流域(今湖南省岳陽縣新牆河鎮)，允其復國為附庸國，並築城族居。[10]這表明楚國勢力已局部掌控沅湘流域。
然而，據地下出土文物證實，商、西周時期，商人曾在澧水流域一帶活動。商、西周文化，帶有濃厚的土著特色，土著文化也受商文化影響。春秋中期，楚文化進入澧水流域，澧縣丁家崗發現3座春秋中期楚墓，古城崗城遺址及城郊發現東周時期銅鏃、陶鬲、罐、筒瓦及密積楚墓，即可為證。[11]其時，澧水流域上游今石門、茲利、張家界、永定、桑植諸市、縣內，多居巴人(後演變為土家族)；中游今澧縣、津市、臨澧諸縣、市，多居濮人、越人。而沅、澧下游今常德市一帶，實際上已被楚人掌控。不過，濮人仍大量散居其地。這為地下出土文物所證實。[12]
公元前529年，楚靈王死，楚平王上臺，據《左傳•昭公十九年》、《史記•楚世家》、《史記•伍子胥列傳》等史籍記載：楚平王上臺後“修政教，存恤國中。”一獎有功，二赦罪人，三用棄官，四濟貧寡，五養老疾。“息民五年而後用師。”頗有中興氣象。但任用奸臣費無極，使楚國剛復元氣，又陷入危機。楚平王六年(前523)夏，楚平王聽從費無極建議，一面使太子建居城父，經營北方，另一面又在原有屈到封邑白馬湖採菱亭基礎上，另擇址築採菱城(今桃源縣青林回族維吾爾族鄉)，《左傳•昭公十九年》記楚平王其時“為舟師以伐濮”，很可能以此為基地，拓展南土。
這次伐濮不到半年時間，其具體情況如何，史無詳載。估計伐濮時，楚師溯沅、澧水而上，到達今湖南省臨澧縣九里的地方。滅濮後，楚國於此封九里君，築九里城，現已被地下出土文物所證實。[13]
採菱城是否為楚平王所築，今仍有爭議。但從歷史文獻及地下出土文物看，應是楚平王所築。一是楚平王六年(前523)為避晉鋒芒，採自守政策，使令尹子瑕在鄭(今河南省郟縣)築城，派兵駐守。為應付吳軍襲擾，又在邊境州屈、巢、卷等地築城。[14]楚平王在位13年，到處築城。正如《左傳•昭公十九年》魯臣叔孫婼所云：“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拓南土時，楚平王《為舟師以伐濮》，築採菱城的可能性極大。
二是採菱城遺址發掘後，發現有古城址呈長方形，南北長830米，東西寬410米，面積0.34平方公里。同時採集到泥質紅陶、灰陶器皿及筒瓦殘片，定為春秋晚期至漢代(前6世紀至公元3世紀)的城址。1983年公佈為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499
三是古文獻多有記載。南朝《武陵記》：白馬“湖產菱……，楚平王嘗採之，有采菱亭。”《太平環宇記•朗州》：“採菱城，屈到採菱亭也。”屈到為楚康王時(前559～545)楚令尹，《左傳•襄公十五》有記。《國語•楚語》“屈到嗜芰。”韋昭注：“芰，菱也。”《韓非子•難四》：“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確見屈到嗜菱屬實。
明嘉靖《常德府志•卷二》：常德“採菱城縣西七里白馬湖。”清同治《桃源縣誌》：“古採菱城在縣東15裡，楚平王築。”清光緒《桃源縣誌》亦有相同記載。雖然《常德府志》與《桃源縣誌》，及相關史料記載其地望不一致。但縱觀以上史料及出土文物，楚平王六年(前523)，在今桃源縣與常德市區交界處，築採菱城，是可信的。
楚平王伐濮後，濮人在江漢地區及湘、資、沅、澧流域，古文獻中已不見記載。其時一部分濮人被楚人所滅，一部分西遷融於其它民族，或遷徙今雲南瀾滄江流域永昌地區，大部分則與古越人融合後而稱“百越”了。這充分說明，楚國在楚平王時，已完全掌控湘、資中下游及沅、澧流域。
楚人深入湘、資、沅、澧流域中下游後，經過征伐、遷徙、融合等過程，形成了以楚族為主體，以百越族散居其中的聚落農耕社會。戰國初濮人在這一帶消失後，楚人與百越人共居一地，形成了楚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格局。戰國時期今常德市境內有楚墓數萬座，其中科學考古挖掘3000餘座，就是證明。同時受巴人、濮人文化影響的百越族文化，長期共存廣大鄉村的現狀，體現了南楚文化的特徵。這在地下出土文物中，得到了證實。[15]
春秋中期以後，由於楚人、巴人、濮人、越人定居生產、生活、交往的需要，應有大量原生自然地名。其時，在今桃源縣境內，是否有桃花山地名，史無載。但我們可以推論，其時一支越人與原濮人在這一帶墾田伐木，燒荒種植，漸漸定居，以種稻、捕魚為業。因臨近沅江之南岸，江流如帶，清澈見底，江岸風景優美，氣候適宜，附近山上多野生桃林，春時枝葉扶疏，桃花爭豔，逐名之曰桃花山。濮人有語言無文字，世居此地，應是最早發現桃花山的部族。約在春秋中期後，楚人陸續居此，便依濮人、越人指稱，用楚文字書寫成桃花山。楚文字已有近似篆刻狀的“桃”字書寫，[16]這應是由古地圖中“桃字”演化而來。
桃花山得名後，襟山帶江，風景特優，因盛開桃花，而聞名遠近。至秦漢時，這一帶已成南來北往商客要津，逐成遠近聞名的遊覽地。自晉太康元年至東晉元熙元年(280～419)，桃源山建有“桃源觀”並逐漸形成規模，桃花山更是名聲大振。東晉詩人陶淵明寫成《桃花源詩並記》後，逐成旅遊名勝。[2]501
桃源地域，上古屬三苗，商、西周多屬巴、濮，週末至春秋中期多屬濮，春秋中期以後屬楚，秦代屬黔中郡。西漢為臨沅縣地，東漢建武二十六年(50)後屬沅南縣。置縣後縣名不改，縣域無易，歸屬屢變，縣治未遷，直至1988年常德地區改為常德市，縣歸其轄。[2]41
現境內有“桃花源”名勝，名聞全球，成為中國大陸旅遊勝地。然而縣城建設一直滯後。有關史料記：清末境內有縣城、陬市、漆家河、沙坪自然集鎮，工商較發達。宋慶曆之後，縣城始具形制。明築土城，明未改築磚城牆，始有東、南、西、北四門之稱。明末清初，戰禍不斷，民生凋敞，縣城損毀嚴重。清乾隆末至嘉慶初(18世紀)才恢復原貌。清光緒十五年(1889)，初有規劃建設。至民國38年(1949)，主街總長約4公里，有18條巷，建成區面積約0.44平方公里。但城內佈局雜亂，街巷曲窄短促。
共和國成立後，不斷改擴建，至1988年，縣城區建成街道17條，總長12344米，城區面積約3.13平方公里。[2]251近20多年來，縣城面貌鉅變，成為全縣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幅射中心。現縣城區環境優美，交通便捷，景觀豐富，成為繼桃花源風景名勝後，又一旅遊景區，頗受世人注目。
閱讀更多 沅澧百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