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御用哲學
安立志
中國人對黑格爾的瞭解，大多是因為他的哲學是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之一。查“維基百科”，黑格爾（1770年8月－1831年11月），德國哲學家，出生於今德國斯圖加特。黑格爾的思想象徵了19世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頂峰，對後世哲學流派如存在主義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的確，馬克思、恩格斯年輕時都是“青年黑格爾派”。馬克思甚至坦承他是黑格爾的學生。1873年1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寫到：“我要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恩格斯對黑格爾評價也很高：“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反杜林論》）傳統教育的說法是，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哲學是批判繼承關係。
然而，奧地利哲學家波普爾卻認為，黑格爾哲學是當代極權主義的三大思想來源之一。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版）一書中，利用第十一、十二兩章的容量，對黑格爾哲學進行了批判。本文只就波普爾對黑格爾主義作為御用哲學的有關問題略作解析。
王室御用學者
波普爾對黑格爾的學術成就評價不高，“他的超凡出眾，只是在於缺乏創造性。在黑格爾的著作中，沒有什麼東西在他之前不被說的更好。”（第二卷67，以下凡引自該書第二卷者，只注頁碼）“如果沒有普魯士的權威在背後支持，黑格爾似乎不可能成為德國哲學上的一個最有影響的人物。”（64）黑格爾受到普魯士王室的垂注與重視，與他極力推崇與維護普魯士國王的專制統治有關，他把自己的學術思想打造成了論證普魯士王國統治合理性的哲學體系。這從黑格爾的履歷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816年，黑格爾到海德堡任哲學教授，就職講演時公開宣稱：“普魯士國家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他在《評符騰堡邦議會會議辯論集（1815—1816）》中，系統論證了體現普魯士制度特色的君主立憲制。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終於受到王室的青睞，並初步體味到由國家推崇形成的巨大聲望。在後來幾年中，普魯士國王開始對這位無可替代的御用哲學家投桃報李，不但以國家或國王名義任命他為柏林大學教授、大學評議會委員、柏林大學校長（併兼任政府代表），而且授予其三級紅鷹勳章。黑格爾在世時最大的榮耀，莫過於其哲學思想成為普魯士國家的欽定學說（“百度文庫”），他本人也成為“拿破崙戰爭以後封建‘復辟’時期被指定的普魯士主義的首位官方哲學家。”（64）
在波普爾看來，黑格爾主義成為御用哲學，並不能簡單地說成獻身投靠。政治與學術並非等價物，二者的拍板成交，需要一定的機緣與條件。君主政權需要學術化妝，學者教授需要國家聲譽。就學者一方來說，有點像中國古代的“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而這決非榮國府的單聘仁、卜固修之輩所類比。黑格爾現象是權力與學術一拍即合的產物，“在1815年的時候，反動派開始在普魯士重新掌權，它發現自己迫切需要一種意識形態。黑格爾受命來滿足這種需要。”（66）作為交易的另一方，正如其門徒斯威格勒所指出，黑格爾“從與普魯士官僚們的聯繫中為他自身贏得了政治影響，以及對他的體系作為官方哲學的認可”，而這並非“由於他的哲學的內在自由或其道德價值的優點。”（70）官方與學者，權力與學術，在這種並非等價物的交易中，竟然找到了平衡點，並分別滿足了各自的需求。同時代另一位普魯士哲學家叔本華作為旁觀者，如此評論黑格爾在這場交易中扮演的角色——黑格爾不過是“由普魯士政府付費的代言人”（70）。這一看法得到了波普爾的認同，他斷言：“黑格爾的哲學受到了不可告人的動機的驅使，即受到了他復興威廉三世的普魯士政府之利益的驅使，因而不能過於認真看待它，……”（69）這段話道破了雙方關係的性質，從也對黑格爾的哲學露出鄙夷之色。
學術一旦與權力與利益有染，失掉的首先是自由思想、獨立思考的學術風骨與學者品格，不可避免地走向依附、服從、討好的三部曲，正如叔本華所指出，“來自上面的國家利益和來自下面的個人利益的手段……他們確實有著非常實際的目的，即為了個人的、官方的、教士的、政治的，總之，物質的利益……黨派利益強有力地鼓動著那麼多純粹熱愛智慧的人們的筆桿……”（70），從而產生曲學阿世、邀寵獻媚的動機與行為。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不可能是學術成果，只能是思想垃圾。公道地說，學者們即使在與權力的交易中，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出於學術的良知與學者的本能，總會希望創造一些具有真正學術價值的東西，“真理確實是他們所想到的最後的事情”（70），然而，思想一旦導入學術的軌道，必然不合權力的需要，權力與利益戰勝了良知與本能，於是一些學者放棄了學術而追逐權力與利益，從而淪為權力的婢女和利益的蛆蟲。而經過權力點化與利益浸染的學術，不可能產生真理。在這種情況下，正如叔本華所說，“哲學被誤用了，國家方面把它當作工具，其他方面把它作為獲利的手段……誰實際上還會相信，真理會像副產品一樣出現呢？”（70）
王權哲學衛士
波普爾在談到黑格爾時指出，“我們認為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他的哲學受到他所受僱的普魯士政府的利益的影響”（72），他說到這裡突然轉折——“然而，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專制統治下，……國王堅持一切學術研究都要服從國家的利益，並明確與之保持一致。”（72）這裡至少有兩點應當引起注意，一是學術研究與政治立場往往存在撇不清的關係，在普魯士的年代，國家權力即要求學術與其“保持一致”；二是在權力與學術的交易中，黑格爾哲學與普魯士國王作為交易主體，好像雙方地位並不平等，王室的政治需要才是強勢一方。這從若干年後，馬克思主編《萊茵報》期間，為捍衛新聞自由與普魯士當局所進行的論戰可以找到相應的答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然而，在普魯士王國的君主立憲政體之下，如果黑格爾堅拒投懷送抱，諒也不致存在生存或生命風險。正因如此，二者之間仍然是一種交易關係。
黑格爾作為19世紀偉大的哲學家，他決不會如同古代中國曾經出現的朝臣的“皇靈降瑞，人神告徵”（《三國演義》第80回）或家奴的“老爺說的準沒錯兒”（崑劇《十五貫》）這類或虛幻或淺薄的說詞來諂媚統治的理性與權力的尊嚴，他是以極其深奧晦澀的哲學與邏輯語言論證普魯士王國與君主立憲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在這方面有兩個例子足資證明。
第一個例子是恩格斯提供的。他在著名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指出：“不論哪一個哲學命題都沒有像黑格爾的一個著名命題那樣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這個命題就是：‘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顯然是把現存的一切神聖化，是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替警察國家、替王室司法、替書報檢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這樣想的，他的臣民也是這樣想的。”可笑的是，在當今時代，一些不學無術的官員、一些利慾薰心的學者，仍然不時將這一命題當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斷加以引用，以證明其治下或行為的合理性。黑格爾哲學關心的不僅僅是現實，也包括歷史。“對黑格爾來說，歷史成了一本打開的書。這本書是純粹的辯護。它通過訴諸神的智慧，為普魯士君主專制制度的優越提供辯護……”（91）在這裡，黑格爾扮演的的確是無與倫比的普魯士王室歷史與現實的辯護士。
第二個例子是黑格爾的第一個英國門徒斯特林提供的。他在提到1866年普魯士對奧地利的閃電式進攻時，無意中洩漏了“黑格爾秘密”：“普魯士今天能夠迅速發展一種強大的生命力和組織，難道不應該歸功於黑格爾，尤其是他的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嗎？這個由看不見的頭腦精心策劃，像閃電一樣搏擊，一隻手強有力地支撐著來自群眾的壓力的組織，其核心難道不是堅強有力的黑格爾嗎？”（71）不愧為黑格爾的門徒，在他的眼裡，普魯士國家的崛起與強大，應當歸功於黑格爾的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而代表這個國家的意志與精神的哲學與意識形態，更離不開黑格爾。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普魯士王室與黑格爾哲學的聯姻，雖然此方向彼方索取的是精神，彼方向此方索取的是物質，總的說來，雙方具有極大的互補效應，這是一種互惠互利、共生雙贏、相得益彰的最佳組合。
如果作為學者的黑格爾，只會運用一些老掉牙的陳詞濫調、早已過時的荒唐邏輯，來為當局進行一些蒼白、淺薄的辯護與掩飾，不但於國家精神和國家形象無補，因其過於低下的水準、過於猥瑣的人格，反而有損於他試圖予以掩飾或辯護的對象。在這點上，黑格爾堪稱一位稱職的、合格的政權與制度的化妝師。普魯士國王能夠找到這樣的帝師，為之付出多少資源也不構成浪費。
但從另一角度看問題，且不說黑格爾構築的唯心主義聖殿多麼金碧輝煌，就其辯證哲學而言，一當進入權力的染缸，一當失足利益的泥淖，作為人類精神世界的科學思維方式，由於時時要接受權力的指令，處處要盤算利益的得失，辯證哲學本身也會淪為邏輯的怪物與思維的白痴。叔本華的評價很不堪，“由上方以權力任命的黑格爾，作為持有證書的大哲學家，是一個頭腦遲鈍、談吐乏味、使人厭惡、缺乏語言方面知識的騙子，他厚顏無恥到極點，把一些瘋狂無比的神秘的胡說亂寫和拼湊在一起。”（70）這樣評價黑格爾，有些過於情緒化也不十分公允，但從下面的例子，的確可以作出相應的驗證。
辯證詭辯並行
列寧認為，辯證法是黑格爾唯心主義體系的寶貴成果，是畢希納和杜林之流“一群雄雞所不能從絕對唯心主義糞堆中啄出的這顆珍珠。”（《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然而，在已經成為普魯士王國御用學者的黑格爾手中，作為一種科學的思想體系的辯證法，竟然魔術般地蛻化為詭辯論。正如波普爾所指出，在黑格爾手裡，“辯證的方法可以用來把一種思想歪曲成它的對立面，……”（81）
為了證實自己的判斷，波普爾引用了黑格爾在《法哲學》中對思想的自由、科學的獨立和客觀真理的標準這三者關係的分析。黑格爾指出：“思想自由和科學只能源於國家；正是教會，燒死了布魯諾，迫使伽利略放棄信仰……科學，因而必須從國家尋求保護……”（84）首先，他無法否認思想自由的價值，但他又認為，被教會仇視的思想自由“只能源於國家”，這意味著思想自由的有無與多少，只能取決於國家意志。在這段文字裡，他提到科學史上的兩個偉大人物——布魯諾與伽利略。任何重大科學成就的取得，從根本上講，都是思想自由的產物。布魯諾、伽利略的結局很悲慘，是因為思想自由為教會所不容，那麼，思想自由就一定會為國家所兼容麼？且不說思想自由必然以追求真理為目的，黑格爾首先強調，“國家必須捍衛客觀真理”（84）。問題是，當思想自由與國家意志發生衝突時，誰去判定什麼是客觀真理呢？黑格爾如此回答：“一般而言，對什麼被視為客觀真理……國家必須作出決斷。”（85）由此可見，在黑格爾眼裡，檢驗真理的標準不是客觀實踐，而是國家權力，國家權力才是判定真理的總裁判。如此以來，在蘇聯時期出現的“李森科事件”，在“文革”時期中國大批科學家淪為“反動學術權威”，都是由國家“作出決斷”的結果。正是由於黑格爾這番基於辯證法的論斷，思想自由只好“讓位於它的對立面。”
另一個問題是對自由的辯證。自由是倫理學或政治學久盛不衰的話題。黑格爾寫道，“所有法定的權利，不論是私人權利，還是城市的公眾權利，都被稱之為‘自由’。”問題出在以下的判斷，“實際上，一切真正的法律都是一種自由；……”（86）黑格爾為了維護普魯士王室的權威，作出了新的論斷——自由等同於法律。如此說來，法律越多也就越自由。普魯士的法律不可能是公眾意志的體現，他所表達的只是國王權杖的半徑。在國王權杖之下，如果“法律”多如牛毛，哪裡還有自由的空間？自由當然是有限制的，自由之間應以法律為界限；如果沒有法律的保護和限制，自由必定會導致強者統治弱者的暴政。但是，法律首先應當成為權力的籠子，而不是權利的鐐銬。一個動輒得咎，處處佈滿“法律”陷阱的國家，很難說是一個自由的國度。那麼，自由的界限在哪裡？波普爾在第六章舉過一個例子——流氓抗議說，作為一個自由的公民，他的拳頭可以揮向他喜歡的任何方向；法官聰明地答道：“你的拳頭運動的自由受到鄰人鼻子位置的限制。”（第一卷，213）自由是專制的死敵。普魯士國王不喜歡制憲，同樣不喜歡自由。
如何將自由轉化為王室能夠接受的東西，考驗著黑格爾的辯證功力。他對自由作出這樣的闡釋：“德意志精神……是實現作為自由之無限制的自我裁決的絕對真理。”（89）這種精神在哪裡？它“沒有過去，沒有未來，本質上就是現在；這必然寓示著，精神的當前形式包含並超越了所有以前的步驟。”（93）深奧枯燥的哲學概念背後，隱藏著玄機，黑格爾鵝毛筆下的“現在”與“當前”，“是從上世紀結束算起的現代”（93），即從1800年至1830年這30年，正是現任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當政時期，而“這個現在的普魯士”正是“自由的頂峰、堡壘和目標。”（93）波普爾分析到此，不禁憤憤不平，“黑格爾強令我們當作地上的神聖理念來崇拜的國家，只不過是從1800年到183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普魯士，難道不是很清楚嗎？”（94）
再看他是如何論證制憲的。與我國目前媒體與學界關於憲政的討論完全不同，當時的普魯士國王是在強大壓力之下勉強同意制憲的。黑格爾辯證法的作用之一就是如何把國王不能接受的厭物變成國王能夠接受的玩物。黑格爾告訴公眾，應當辯證地看待憲制問題，“國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由各個不同的部門相連接……憲法就是這種國家權力的連接或組織……”（85）黑格爾準確地指出，“自由和平等……是憲法的最終目標和結果。”（85）然而，這樣談論制憲仍然不會為威廉三世所接受，要解決自由與專制、法治與獨裁的同一性這一無解的難題，仍需借重辯證法。黑格爾果然不負朕望，他寫道：“維護和產生國家及其憲制的真正的活的總體是政府……在作為有機總體的政府中，國王的最高權力……維繫一切和決定一切國家意志，即它的頂峰和無所不包的統一。”（88）“因此，君主制的憲制是發達理性的憲制；而一切其他的憲制都屬於理性的發展和自我實現的較低水平。”（88）制憲憲制就這樣曲曲折折、蜿蜿蜒蜒地轉化成為君主專制。波普爾不無諷刺地指出，“人們為什麼會愚蠢到這種地步，要求一個以專制君主制為榮的國家實行‘憲制’呢？”（90）據說這種君主制竟然“代表了一切憲制的最高水平。”（90）那是因為黑格爾的辯證法已經證明，“普魯士是自由的‘頂峰’；其專制主義的憲制是人類嚮往的目標；其政府將一如既往地保護和維護最純粹的自由精神——集中。”（90）
在黑格爾手裡，辯證法墮落成了詭辯論。波普爾批評黑格爾“這種對一切體面的事物所作的卑鄙的歪曲”是人所不及的，“這種歪曲不僅曲解了理性、自由和平等，以及開放社會的其他觀念，而且曲解了對上帝的真誠信仰，甚至是真誠的愛國主義。”（94）
閱讀更多 楞個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