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科學革命對社會發展和人類生活展現出了顛覆性的影響，這極大地刺激了正在歐美留學的中華學子，“科學救國”成為他們的共同認知。他們辦社團、譯新書、印報刊，將科學技術及其體制、精神輸入中國，並由此建立中國科學技術體系，中國科學社應運而生。
中國科學社（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1914年6月10日由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胡明覆、趙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過探先、金邦正、任鴻雋、楊杏佛等九人創立，後發展成為近代中國延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影響最廣泛的綜合性學術社團。
上海社科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劍所著《賽先生在中國——中國科學社研究》（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就是一部針對中國科學社的系統性研究著作，該書通過中國科學社的創立、發展及成員分析，剖析近代中國的科學體制與社會環境。
張劍著《賽先生在中國——中國科學社研究》
此外，中國科學社自1914年成立至1960年結束，保留了大量檔案資料。張劍研究員與上海市檔案館邢建榕、何品、王良鐳，復旦大學檔案館周桂發、楊家潤，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林麗成、章立言，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段韜等組成“中國科學社檔案資料整理與研究課題組”，目前已選編出版《書信選編》、《董理事會會議記錄》、《發展歷程史料》，並將繼續整理出版相關檔案。
中國科學社檔案
11月3日，《賽先生在中國——中國科學社研究》新書發佈暨“中國科學社檔案資料整理與研究叢書”座談會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行。王家範（華東師範大學）、關增建（上海交通大學）、邢建榕（上海市檔案館）、張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戴鞍鋼（復旦大學）、林麗成（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段韜（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範庭衛（蘇州大學）、何品（上海市檔案館）、王良鐳（上海市檔案館）、袁哲（東華大學）、陶培培（東華大學）、裘陳江（上海中醫藥大學）、王君（上海書店出版社）、張毅穎（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程念祺、周武、馬軍、施扣柱、沈潔、江文君、段煉、趙婧、馮志陽等學者與會座談，對中國科學社、科學史及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革進行了交流探討。
座談會現場
歷時25年的中國科學社研究
張劍研究員在發言中回顧了自己從事中國科學社研究的歷程。他自1990年代在復旦大學讀碩士期間即開始對中國科學社的史料進行蒐集和研究，後輾轉中國科協、上海市檔案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復旦大學檔案館等陸續完善資料，在博士論文出版的基礎上大幅增訂，形成近百萬字的著作《賽先生在中國》。他在會上分享了對中國科學社發展中若干問題的思考，包括科學與民主、學術與政治、社團與政治的關係。在發言的最後，他回憶起學術生涯中的三位恩師——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沈渭濱先生、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王家範先生和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科學管理研究所研究員樊洪業先生——在其求學和治學道路上給予的關懷和幫助，令人動容。
因身體原因正在住院的王家範先生在當天意外地出現在座談會現場，對與會者而言是個驚喜。他充分肯定了張劍研究員對中國科學社二十五年如一日的鑽研，並在談及這本書的價值時表示，德先生、賽先生互動交融的問題，在今天看來也沒有過時，需要在新環境下進一步討論。“這個課題研究的延長線很長，不是把資料做完就完了。這個延長線對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的進一步發展都是有幫助的。”
王家範先生（右二）
關增建、邢建榕、戴鞍鋼、林麗成、何品、段韜等與會學者也在發言中對這一課題的延伸與擴展表達了期待。
上海科技出版社副總編張晨在發言中表示，當今社會科技展現了無窮的潛力，其影響社會的深度廣度速度前所未有；而推動科技發展的重要因素——科學體制，正是《賽先生在中國》以中國科學社為例重點研究的。“研究中國科學社，可以瞭解近代中國社會鉅變期科學社團的創立與發展、中國科學的發展，更加重要的是作者從科學社會學角度分析了科學發展與制度創新、與社會經濟文化的互動，從而彰顯這一研究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張晨說。
“缺席”的科學史與科學家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周武認為，“對近代中國造成根本性影響的是科學技術。但在以往的知識分子研究中，往往以人文知識分子為主，對這些理工科知識分子的研究是缺席的，這是很大缺憾。中國科學社這個群體恰恰是當時最前沿的自然科學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這個團體在近代化過程中作用很大，對國內自然學科體系從無到有的建設過程，都是由這些科學家完成的。”
周武表示，張劍研究員本科修地質學、研究生轉而攻讀歷史學，他接受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雙重訓練，這樣的知識結構和學科背景使他得以勝任這一科學史的研究課題。這一研究打破過去的定式，不僅關注人文知識分子，也關注科學家——這些科學家是真正把中國帶向世界的一批人。而歷史研究者如果不懂自然科學，就很難真正理解科學對社會更新、社會革命、工業化發展的影響。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關增建教授長期從事中國科技史研究，是中國計量史研究權威。他對周武先生的看法表示贊同，指出科學技術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是第一位的”，甚至一些政治事件的變化也與科學技術關係密切，更凸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性。
“對中國社會來講，科技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尤其在近代史、當代史進程中特別重要。西方科學技術大規模進入中國大致有兩個階段：一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一批人引進西方古典科技，二是從清末到民國這段時期，近現代科技進入中國，對中國人的心態、對整個中國社會都造成大規模的影響。”關增建談到，在第二個階段，科學技術發展的建制化非常重要——或者說，學界本身的聯合、科技社團的出現非常重要。“現代科技的形態，包括科學術語、對待術語的習慣和傳統，很多是拜當年中國科學社成員所賜。因此，張劍研究員的這一研究值得關注。並且期待有更多後續工作，中國科學社是民國時期的科技社團之一，希望有更多社團的資料梳理工作開展起來。”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戴鞍鋼在發言中表示，“科學技術實實在在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的進步，但我們的研究仍偏向精英階層。大眾對所謂的‘西學’，對所謂思想、主義、理念其實是隔膜的，對‘西器’則有親身感受。我們今天非常關注前沿的科技進展，反觀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研究，則必須補上這一課。從這一點來說，《賽先生在中國》非常重要。”
“科學救國”在近代中國的困境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程念祺的發言著重討論了“科學救國”在近代中國的困境。
程念祺指出，近代中國大大落後於西方，這種落後是全方位的，但窮和弱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學習和發展科技的問題被自然而然地提出；然而到底是用科學來救國，還是用救國來發展科學，這是救國問題上面臨的兩種思路和主張。
一方面，從歐美留學回來的一批學生組織中國科學社，他們的根本目標是改變國家窮和弱的狀況，提高國民素質。對於他們的作為，張劍先生有一個定性——建立走向世界的通道。中國科學社提出，退還庚款在中國所辦事業，必須是中國最根本、最急需的，能為謀求學術獨立的永久基礎，能增進全世界人類之幸福事業。程念祺認為，“學術獨立的永久基礎”這一問題的提出，說明這些歐美留學精英創建中國科學社的立意很高、視野廣闊，對科學救國有遠見，已從根本上認識到一個國家沒有科學，在近代世界是不可能立足的。
但是也有另一種認識，認為首先應當用政治救國，即通過革命手段建立服從於統一制度和政令的國家，用國家力量來推動一切事業的發展，科學發展也概莫能外。程念祺指出，這也是一種思潮，並且在當時正在變成一種主流。
“在這種革命主流面前，科學救國的精神註定不能成功，必然為政治救國的潮流所壓倒。所以在窮、弱環境中，中國科學社的志士仁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基礎工作雖然卓有成效，但並不適應奮起直追的歷史呼聲和要求。因為科學技術要轉化為生產力，不僅需要時間，而且需要資本。這些都需要經過革命來集中國家權力才能辦到。正因如此，‘科學救國’的精神在當時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科學共同體的精神，恐怕在社會上並無很大影響。更重要的是，科學精神本身在很多大眾、政治家那裡無足輕重。當時中國社會講的是眼前的有用、無用。我們常說‘救國壓倒啟蒙’，其實啟蒙最根本的就是使人們普遍具有科學思維能力。如果沒有科學思維力能力，無論是救國還是啟蒙都會成為災難。”程念祺說。
程念祺表示，《賽先生在中國》一書以中國科學社緣起、艱難曲折的發展及其中人事變化等種種因緣際會，展示了中國科學家在窮、弱、動盪不安的國家與社會中的種種繁複面向，以及它最終如何消解、納入全新的體制，如何在這個新體制中從事科學研究的過程。這個研究不僅框架完整，內容豐富生動，而且將各種問題梳理得井井有條，把科學與近代中國的關係演變及其面臨的困境講得生動而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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