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時代，內閣大學士掌握國家的政本，正所謂入閣拜相成為首輔，權力地位就能登峰造極。嘉靖萬曆時代的夏言、嚴嵩、徐階、張居正等人都是通過坐上內閣首輔的寶座，成為所謂權傾一時的真宰相。
清朝時代進行了改革，雍正帝從大學士中挑選其中幾個人組成辦理軍機處，把原先的內閣大權分化成幾個軍機大臣來承擔。所以在清朝當了大學士，做不到軍機大臣的地位雖然尊貴但是並沒有實權。
曹振鏞是清朝尚書曹文埴的兒子，乾隆四十六年考中進士，點了翰林。不過他在嘉慶時代雖然是大學士，卻並沒有進入軍機處，能夠為官步步為營是靠了他老爹的庇廕。但是在道光帝時代，通過鑽營和幫道光解決之前的顧命大臣成為了軍機重臣。
嘉慶時代曹振鏞始終入不了軍機，是因為嘉慶對他的人品和才具的缺點始終抱有警惕。曹振鏞是嘉慶十八年入閣的大學士，但是卻落後於嘉慶三十三年做大學士的戴均元。古代做官講究有權有勢，才能被人看得起。因此始終沒有進入軍機處的大學士曹振鏞心裡對他的同僚是不服氣的。
如果論資質曹振鏞並非是有擔當有作為的人才，但是他最大的本領就是能夠知曉並迎合人主的動向和意圖。這個跟之前嚴嵩對付喜怒無常的嘉靖帝是一個道理。嘉慶帝在熱河駕崩之後，繼位的道光帝與老的一班軍機大臣需要進行新的權力分配，難免會產生矛盾。
曹振鏞就是利用這個機會將前軍機大臣戴均元和託津扳倒，然後獲得道光帝的賞識和信任。道光帝在位三十年，衣服如果沒有洗爛三次是不能更換的，就是宮中的用款一年也不超過二十萬兩。按說這樣崇尚節儉的好皇帝，可謂是比漢朝的漢文帝，宋朝的宋仁宗還要厲害。但是這樣節儉其實是道光帝的面子工程，加上道光帝並不懂得實際生活技能，很多所謂的節儉其實是進一步的浪費。
比如道光帝用金絲來補損壞的衣服，其實花費比新做一套衣服貴更多。曾經道光帝把宮中遺留的大件紅色寶石砸碎，把新的小寶石來做紐扣和裝飾，其實是暴殄天物。而道光帝的治國失敗的同時也用人失敗，他對首輔軍機大臣曹振鏞的任用正好加速了清朝的因循守舊，閉關鎖國，國貧民窮。
道光帝曾經想勤勞治國想廣開言路，但是言官則喜歡上書一些無足輕重的小事，形成了浮濫而又繁多的公文。這可把道光帝給難壞了。不整頓這種現象，天天批閱這些奏摺非常頭疼且耗時。直接懲戒這些言官吧，又怕言路攻擊他。曹振鏞給道光帝出主意說，並沒有什麼難的，只要言官上的奏疏，不要管他講的是什麼事情，只要從中摘出一兩個錯別字，讓部門去懲戒，久而久之大家佩服皇帝的英明縝密，不敢隨便上書了。
這是曹振鏞出的這個主意，讓官員一下子噤若寒蟬，從此言路堵塞導致道光帝更加無法知曉下面的實際情況。這種官風的蔓延到了考試學風之中，以至於道光帝和咸豐帝兩朝，很少出過學問大家。
晚年的曹振鏞恩遇更加昌隆，他對門生傳授為官的經驗：多磕頭少說話。曹振鏞門生之中，也有後世比較熟悉的潘世恩、林則徐。但是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為官態度，則跟他的師父曹振鏞截然不同。只是林則徐雖然秉承了道光帝處理了鴉片問題，但是道光帝卻沒有始有終的信任他，對他後期的上書斥責為糊塗。
曹振鏞死後被諡號為文正，跟古代的范仲淹等諡號一體並列了。他的和稀泥的之道，講究得過且過，不出大紕漏的作風，在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前不堪一擊。接踵而來的鴉片戰爭，金田起義等天災人禍迅速蔓延全國，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導致生靈塗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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