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轉型：為什麼不少國家會遭遇民主轉型的難題？

2019-11-22 00:59:14 穿插游擊隊

我們前面的課程曾經提到，不少落後國家容易陷入“蒙博託陷阱”。那麼，如何克服“蒙博託陷阱”呢？

顯然，這就涉及到社會如何控制權力這個基本問題。我們第二模塊曾經專門討論過。解決問題的辦法，包括用法治來約束權力、用分權來限制權力、用選舉和投票來管住權力、用司法審查來控制權力，等等。總之，這是一套很複雜的制度解決方案。

儘管這套方案很複雜，但我們一般人最容易想到的是，民主是克服“蒙博託陷阱”的首要方案。為什麼呢？因為民主是防止權力胡作非為的最直接辦法。但問題是，民主體制在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夠落地生根嗎？

民主轉型的困境

過去，很多學者傾向於認為，民主化並不難。有人甚至說，民主化不就是簡單的三部曲嗎？一是舊體制衰敗，二是新體制建立，三是新體制鞏固。你看，就這樣，民主就大功告成了。

著名思想家胡適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甚至還撰文說，民主政治就是幼稚園的政治。這裡的幼稚園，就是幼兒園的意思。他的觀點很明確，跟獨裁政治相比，民主政治的要求反而是更低的。

但問題是，為什麼不少國家的民主轉型都遭遇了挫敗呢？我把這個現象稱為民主轉型的難題或困境。拿我們熟悉的泰國來說，它就陷入了這種民主轉型的困境，而且幾乎難以自拔。

過去二十多年，泰國重複著一種週期性的模式：先是舉行民主選舉，然後是敗選陣營的抗爭，包括佔領街道、甚至是機場，直至首都公共秩序的癱瘓。這樣一來，軍方只好出來干政。於是，民主化實驗就失敗了。

這些年，另一個典型案例是“阿拉伯之春”中的埃及。“阿拉伯之春”，是2010年底開始的一場席捲整個中東北非地區的政治抗爭與民主運動。在這場劇變中，埃及穆巴拉克維繫數十年的統治垮塌了。

然後，埃及就啟動了首次民主大選。在選舉中，自由與正義黨獲勝上臺。但是，這個黨是穆斯林兄弟會控制的一個組織。不久，在該黨的主導下，埃及通過了一部伊斯蘭化的新憲法，明確把《古蘭經》和伊斯蘭教律法作為國家立法的基礎。

但這樣一來，埃及的世俗派就不幹了。他們期待的，是一種政教分離的統治。所以，這部新憲法就觸發了埃及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問題。

結果是，世俗派和伊斯蘭派的衝突日益升溫。首都開羅再次出現大規模的抗議與示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支持世俗派的埃及軍方突然發動政變，並開始鎮壓穆斯林兄弟會。劇變之後，塞西將軍成了埃及的新統治者。這樣，經過一個輪迴，看起來，又一位穆巴拉克式的政治強人崛起了。

好，講到這裡，你應該已經看出來了，我們這裡討論的兩個國家都陷入了民主轉型的困境。那麼，為什麼早期的很多學者容易低估民主化的困難呢？原因，就在於他們的認知地圖。

簡單地說，他們的這幅認知地圖有三個主要假設：第一，轉型，就是制憲改制；第二，民主憲法一旦制定，大家就一定會遵守；第三，新制度一定會比舊制度治理效果好。

然而，這三個主要假設都是很成問題的。

轉型就是制憲改制嗎？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假設：轉型，就是制憲改制。你肯定知道，政治是一個系統。無論憲法，還是其他政治制度，都只是這個系統的一部分。

一個國家啟動民主轉型後，制定新憲法、實施新制度，固然是一項重要內容，但絕對不是政治轉型的全部。

即使是發達國家，德國100年前的那次政治轉型——也就是1918-1919年的政治轉型，也遭遇了這個問題。1918年，德國戰敗，德意志第二帝國就垮臺了。到了1919年，新的《魏瑪憲法》生效了。

但問題是，這個新生的民主共和國，固然它的憲法是全新的，但它的議會、政黨、軍隊，甚至主要政治家，都是舊的，都是從半威權的第二帝國直接繼承下來的。

拿政黨來說，1919年前的德國主要政黨，基本功能就是批准政府預算。這些舊政黨習慣的是質詢政府，而不是像英國的政黨那樣執政。所以，儘管新憲法賦予了多數派政黨執政的角色，但問題是，當時的主要政黨似乎還沒有做好準備。

如何有效執政，對當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等大黨來說，成了一項全新的政治任務。問題是，主要政黨能否通過自身的轉型，來勝任這個新的政治任務呢？實際上，還是很難。這也是魏瑪共和國後來遭遇政治危機的重要原因。

因此，轉型，不只是意味著制憲改制。只有制憲改制，而其他條件沒有配套跟進的時候，民主轉型是很難成功的。

民主憲法一定會被遵守嗎？

第二個假設是大家一定會遵守新憲法。這一點也過於理想化了。歷史上，新憲法通過以後，很快就被違反、甚至撕毀的故事，可以說比比皆是。

民國初年，中國先後有過兩部重要的民主共和制憲法。一是1911年公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二是1913年公佈的《中華民國約法》。

然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很快就幹出了違憲的事情。不僅如此，國民黨在重要關頭也不尊重憲法。遇到紛爭，不是選擇政治解決或司法解決，而是傾向於武力解決。這樣，當1913年發生宋教仁被刺案後，民國憲法就完全形同虛設了。

最近國際上有一項研究指出，在轉型期，政治家遵守憲法並不是一種常態。根據理性人假設，當憲法條款對自己有利時，政治家才會選擇遵守憲法。當憲法條款對自己不利時，政治家很可能會選擇違反憲法。如果是後者，轉型往往就容易失敗。

新制度一定會比舊制度更有效嗎？

第三個假設是新制度一定比舊制度更有效。這一點也很不確定。從最低標準來說，新的民主制度，起碼要能運轉起來，並能解決一國當時面臨的重大挑戰。但是，並不是所有新興民主政體都能做到。

法國大革命之後，1792年就建立起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但這種共和政體並沒有給法國帶來好的政治秩序。首先，它導致了從吉倫特派到雅各賓派的恐怖統治，一場原本主張“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革命，淪為暴民的狂歡和血腥的審判。然後，它又導致了國內不同教派的衝突，而民主的方法似乎對此無能為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法國連續幾年都處在安全、秩序與法律缺失的狀態。

這就為法國的重新威權化，提供了社會和心理基礎。實際上，拿破崙的出場，就代表了這樣的社會需要。對當時的法國人來說，民主代表了混亂和暴力，而拿破崙則代表了穩定和秩序。

法國大革命當然只是一個例子，很多其他國家的新興民主政體也不一定都能實現有效的治理。比如，泰國的民主政體就難以管控嚴重的社會衝突，埃及短暫的民主政體就無法促成宗教和解。

到這裡，你可能會有一個印象，似乎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都是阻力重重、困難不斷，甚至是難以成功的。但這種印象又過分悲觀了。

我們儘管花很大篇幅分析了發展中國家民主轉型的困難，但其實它們的轉型成功率並不低。拿1974年以來的新興民主國家來說，到目前為止，遭遇轉型失敗的國家大約佔30%，實現民主鞏固的國家大約也佔到30%，還有40%的國家處在尚未完成轉型的中間狀態。這個數據，是來自於我自己的一項大型跨國研究。

所以，應該說，就最近40多年的經驗來看，發展中國家民主轉型的成功率其實並不低。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實現民主鞏固的可能性還在提高。

政治學認知升級清單

好，我們這一講的重要啟示是：無論思考一般的政治問題，還是思考民主轉型問題，我們更應該從物理學的範式轉向生物學的範式。為什麼呢？因為政治不是一個機械系統，而是一個有機系統或生態系統。

物理學範式把一種新政體視為一套機械裝置，只要安裝到一個社會中，好像它就會按照理想的機械原理來運轉。但實際上，一部新憲法並非這樣一套機械裝置。

生物學範式把一種新政體視為一個大型有機系統的某個器官。這個器官能否起作用，還取決於其他與之配套的生命組織。從這種視角看，一部新憲法能否起作用，其他匹配條件的影響往往是關鍵。比如，政治家與政黨如何操作這樣一部新憲法，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因此，生物學的視角要比物理學的視角，更能準確地把握人類政治生活的真實。

好，到此為止，我們這一講探討的是部分發展中國家民主轉型的難題。在本講中，泰國這個國家呈現的是貧富階級的政治分歧對泰國民主的影響，而埃及呈現的是宗教派與世俗派的政治分歧對埃及民主的影響。實際上，政治分歧始終是發展中國家必須要面對的問題。那麼，

政治分歧究竟會如何塑造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呢？這是我們下一講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