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6期，原文標題《負面情緒爆棚：我在互聯網公司那些年》，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那段時間我心理壓力大到，每次看微信手都是抖的。

口述 | 陸國慶

記者 | 駁靜

善於製造心理壓力的老闆

那還是七八年前，我大學畢業兩年，進了一家互聯網公司。帶我的老大，人不錯，但他的老大——公司VP海叔卻不那麼好惹。一開始，海叔並不直接管我們部門，所以雖然我老大是他心腹，我們團隊過得還相對舒服。一年後，我們部門劃歸海叔管理，噩夢就開始了。

他是那種在製造心理壓力方面特別厲害的人。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我現在回想起來，腦海裡立刻跳出來的畫面是酒吧和圍困其間的我們。酒吧在公司附近一家酒店的二層，除了酒，也有一些簡單餐食。通常，我們會先到，把吃的喝的先點上，海叔當然最後出場，但絕不會單獨出現，永遠是跟一兩個同事邊聊著天邊出現了。他一現身，連酒保都恨不得變成他手下。他往卡座上一坐，就會有兩個女同事，一左一右坐在他兩側，彷彿他坐的是什麼寶座。她們倆需要跟他坐得很近，湊近他，但那種感覺並不色情，反而更像是祖孫。那個時候他其實才四十出頭，但已經禿頂，他樂意視自己為長者，給後輩講點人生道理。

對我們幾個男下屬也一樣。他時不常地會指揮我們喝酒，如何品紅酒，或者指責我們為什麼不喝酒。“我們團隊出去喝酒都沒有戰鬥力，你們自己要喝起來”，嚷嚷這樣的話。我們到的時候往往就已經接近午夜，對，就是在辦公室加班到這個點兒，海叔不走，沒有人敢下班的。到了某個時間點，我老大會得到授意，張羅大家到酒吧去。

我們會在這個酒吧裡度過難熬的三個小時。

我們覺得難熬，可其他同事卻羨慕我們。夠格陪海叔午夜喝酒的只有少數幾個人，所謂的“核心團隊”，就是一個“圍城”，我們想出去，其他人又想進來。想進來的原因很簡單，在裡面的人才能漲工資，拿股權，得高額年終獎。我在海叔手下三年，工資從七千漲到一萬五，那還是2013年，在沒有跳槽的情況下三年工資翻倍，不在“圍城”裡，想都別想。

但是大家的負面情緒非常重，所有人都很焦慮、很緊張。我老大會說，先忍著、混著。後來海叔自己出走去創業，我老大沒跟去，給海叔的原因說是跟家庭有關，實際上是不願意再跟著他了。他整個人的脾氣和精神狀態都在這幾年裡耗盡了，睡眠不好，高血壓，一週上七天班，沒有任何家庭生活，這些我都看在眼裡。

而且海叔脾氣非常差。

有一次我在廁所，湊巧他也進來了，就站我右手邊的小便池。他扭過頭來問我，最近在做的那個方案發給客戶沒？我回答他說，“沒有，因為你還沒有確認過”。直到今天那個畫面還十分清晰，他一聽說沒有，當場震怒。

他跑進辦公室，把所有人都拽進會議室，開始針對這件事破口大罵。我不知道他能否意識到其中的矛盾之處，方案不經他確認就發給客戶，這是他內心希望給到下屬的自由度，實際上，他又從來沒給過這種自由度。

海叔最過分的一次發怒，是在2013年的“3·15”。當時的互聯網公司都會特別關注“3·15”晚會，如果與自己業務相關的事情被曝光，就得第一時間做好應對，比如立刻終止合作、劃清界限，以及一些追責問題。所以每一年“3·15”晚會，都是我們的必看節目。

那是一個週五，大家決定回家去看這臺晚會。我們部門的工作節奏是白天一天都跑在外面，下午四五點才回到公司，那個時候，加班早就不是一個空間意義。所以，一般來講，週五晚上不熬到十一二點是可以被接受的。結果那天晚上，海叔9點鐘回到公司，發現辦公室裡空無一人。他當即就給所有人發信息，要求大家回到公司。所有人有多少人？一百多號。中途他臨時把指令改成“某個級別以上”，但到最後所有人都出現了，那個時候晚會已經結束了，也沒有誰敢真的不去。

《未生》劇照

而我，還挺雞賊。我當時有一點點預感，“3·15”這種大日子不會太平，就跑去杭州出差了。所以那天的畫面特別荒誕，如果架一臺攝像機俯拍，你會看到一間大屋子裡黑壓壓全是人頭，門外還淤出去不少顆腦袋。屋裡的人頭統統圍著一張大桌子，桌上空無一物，唯有一隻勢單力薄的手機，開著免提，另一頭是我，而我，坐在賓館的床上。接下來兩個小時，我在電話這頭聽海叔罵街，純罵街，一直罵到凌晨兩三點。後來我去了另一家公司，有了對比後才發現，海叔雖然脾氣不好，但他精神是正常的，他罵我們，算是事出有因。我後來遇到過開週會就從下午3點一直開到凌晨3點的領導，中間當然也充斥著大量歇斯底里的罵街。

我在海叔手下的心態，並不是類似“扛過這一陣就好”，或者“努力接受這樣一位領導”，都不是，我當時就覺得自己是傻×。整個團隊都從海叔那裡接收到這樣一種感覺，並且深深地相信，如果我離開這個團隊，就什麼也做不了，連這個團隊都搞不定的話，那就什麼都別做了。

雖然成天挨導彈級別的辱罵，心裡還是認可他。因為他在所有技術層面的決策都是對的，他提出來的建議，永遠是最優的，跟著他一起做出來的成績，永遠是全公司最好的；而在工作態度上對我們嚴格要求，又沒有對錯之分。這是我沒有離開的原因。

海叔對及時回微信這件事非常在意。

那天海叔臨時讓我出差。臨時到什麼程度，恨不得打車都來不及了。我直接從公司開車去機場，當天去第二天回。返程我都在睡，飛機上理直氣壯回不得微信的時段，真的算是那個時期比較舒服的睡眠時間。下飛機後，我又自己開車回公司。

圖 | 攝圖網

可能是因為剛睡醒，反應偏慢，也可能是因為疲憊，總之我正開著車，手機突然響了一下，是微信提示音，然後我整個人的注意力就完全失去了。不是說注意力被手機吸引了，而是進入一種極度惶恐的狀態。等我冷靜下來，我已經撞上了前面的車。在機場高速，過了大山子出口，上四環時有一個變道的地方，直接追尾了前面兩輛車。

有幾年我專門換了安卓手機，就是聽不得蘋果手機的郵件提示音、微信提示音，想給自己一點新的開始。你聽我描述，會覺得我當時已經有點嚴重，需要心理干預才行了。但我自己並不覺得有問題，因為我有一個情緒出口，就是我的老大。

我很信任他，扛不住的時候，我就跟他去聊一下，負面情緒基本就能得到釋放。而且，因為有海叔這樣的暴躁霸權分子在，我們團隊成員之間空前團結，我們互相都會交流、彼此勉勵，這乾脆就是我們團隊凝聚力的核心。比如他們會跟我說，“你要是扛不下去了，我也就扛不下去了”；誰要是遇到特別突出的壓力，我們會跟他說，“放心，有我們在”；彼此還會說“有你真好”這種肉麻話。這種勉勵挺有效。

2016年，我已經離開這家公司，後來還有過一次失敗的創業，之後又到了另一家互聯網公司。在這家公司沒有那麼忙了，但我感受到的壓力與焦慮似乎更嚴重。在海叔底下工作，我忙到沒有任何時間顧及心理壓力，但它一直都在，只不過這回洶湧地爆發出來了。我心裡明白我得想些辦法，我想過辭職，可又覺得應該再撐一段時間。於是我在微信上找到一個提供心理諮詢的服務。他當時給我的服務是這樣的，每週會以文字的形式跟我溝通一個小時。同時呢，我在這個禮拜中，遇到特別焦慮的事，隨時可以給他留言，他如果有時間會給我回復。但這些都是通過文字的方式，一週200塊錢。

當時我對心理諮詢有兩個刻板印象，一是心理醫生特別貴，聊一個小時大幾百塊就沒了，二是恨不得需要聊上幾個月，才能解決問題。我不知道這種刻板印象是不是來自影視劇，它們總把心理醫生安放在一個高大上的環境裡，你看《無間道》，主角不想去又不得不去，所以會選擇在那裡睡上一覺。貴且無法及時解決問題，是我當時對心理諮詢的整體印象。所以我當時才會在微信上找了這麼一個現在看來並不正規的諮詢師。

我跟他聊了一個月，後來壓力得到緩解，但是跟他沒什麼關係。我分析自己可能不是典型病人，或者說，我心思比較重，我自己會把遭遇的情緒整合成一個完整的邏輯，可能這個邏輯有一個錯誤的前提，但它又是自洽的，然後我就陷入到這個邏輯裡面去。這種類型的人本身就比較難治。心理諮詢師雖然幫不到我，但能幫到我當時的其他同事。

現在我已經離開互聯網行業，回過頭去看那幾年的壓力和焦慮，能夠理解一些。那幾年經濟環境好，也是互聯網發展最快的時候，所有人都在特別快地往前衝，老闆最大的焦慮在於“未知”，他覺得公司必須快速成長，可他也不知道要往前衝多久算贏，衝多快算足夠快，那乾脆就要多快有多快。除了快，也很盲目，那個環境允許你很輕鬆地把自己推到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裡去，這個“輕鬆”就是泡沫，現在已經破滅的那些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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