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
地處湖北省西部的襄陽因地處襄水之陽而得名，居於長江最大支流漢江的中游。其地正介於秦嶺山地與江漢平原的中間。上游大部是山地，山間頗多小盆地和峪口；下游則湖泊連綿，地勢低窪。北當漢水之曲，與樊城隔水相對。南有峴山，西南列山如屏，群峰對峙，地勢險峻。這樣的地理條件使得襄陽在歷史上被稱為“水路之衝，禦寇要害”。從這裡出發，西北溯漢江而上經均、房二州可通川陝，與四川相連接；北出“南襄隘道”可進入中原，向東北穿越伏牛山脈南麓與桐柏山脈北麓之間的方城隘口（今河南方城縣東）即可抵達華北大平原的南端。同時襄陽又是南陽盆地南部湍河（七里河）、白河、唐河幾條川流收束而下、匯入漢江的地點。從水路，至襄陽後，又可分為二途，或繼續西行入漢中盆地，或轉入三河口（或稱三洲口，今唐白河口）北上直航宛南。
由於這個原因，襄陽自從春秋以來就是連接江漢平原和南陽盆地的重要交通樞紐。幾條陸路水路在此交匯，使其成為溝通南北、承東啟西的一個重要樞紐。明末清初的顧祖禹在論荊襄形勢時比較了這裡的幾個中心城市：
“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這就是明確無誤地指出了襄陽在事關南北軍事戰略全局（“天下”）中的價值。
襄陽另一個為歷代兵家所重的原因，則是它周圍的地形、水文條件有利於軍事上的防禦，以至流傳出了“鐵打的襄陽”這一說法。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也沒有忘記補充一句，“襄陽，險要也。”
誠哉斯言。襄陽城北臨漢水，與樊城隔江相對，兩城夾江而峙,互為唇齒。襄陽城面向漢水，背依硯山，周圍東有桐柏山，東南有大洪山，西北為武當山餘脈，西南則為險峻的荊山山脈，構成了四邊的屏障，便於設防而不利於車騎與大軍的行動。漢水自襄陽城東向南曲折，從兩旁的山嶺之間穿行而過，順流東南而下，至石門（今湖北鍾祥）進入江漢平原。襄陽正當其河谷通道的北口，正可以利用臨城的漢水與周圍的群山來封鎖敵軍的來路；加上漢水水流湍急，更是難以泅渡。此外，襄陽所處的襄宜平原農業生產條件優越，土壤肥沃，灌溉便利，軍糧能夠就地生產自給，史稱“襄陽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澤，處處而有。”歷史上屢見在當地駐軍屯田而大獲成功者（如西晉名將羊祜）。
實際上，大約從公元前7世紀末期楚國向漢水流域擴張開始，襄陽便成為了各方爭奪的焦點，幾千年來戰事頻仍。眾人耳熟能詳的《三國演義》中“孫堅跨江擊劉表”、“關羽水淹七軍”等故事，就是在這一地區發生的。
大體而言，在南北對峙時期，襄陽對於南方軍事政治勢力的地位更加重要。古來立足東南的政權，無不恃荊襄為上游屏障。自古未有失荊襄而能保有三吳（太湖流域及其周邊）者。相對而言，東南政權無四川尚可立國，若無荊襄，則不可以立國。顧炎武在詳考了立足於東南的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八代政權的成敗興亡之後，指出“厚荊襄”和“阻兩淮”為東南立國之本。具體而言，南北對抗時，南方的軍事防禦線東西延綿三四千裡，襄陽恰好處在這條漫長戰線的東南段與西北段之間的連接點上。因此，在南北政權對峙的特殊歷史時期，襄陽所扮演的良好區位角色，在事實上遠遠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義。
- “襄陽破，則臨安搖”
在古代圍繞襄陽而進行的眾多戰爭當中，持續的時間最久，對戰爭全局乃至王朝更替影響最為重要者，莫過於蒙古滅宋之役。若單從軍事上檢討南宋的滅亡，則襄陽的陷落實具決定性意義。生活在晚清時期的吳慶燾在《襄陽四略》裡就說，“元之圖宋，舉全國之力，圍攻襄樊者七年，僅乃克之。襄克，而漢南以下無留行，不數稔亡宋，非形勝之驗歟？”
南宋又何嘗是沒有人懂這個道理！聯蒙滅金的名將孟珙就曾上奏宋廷，“襄、樊為朝廷根本。”據此，宋人銳意經營襄陽（樊城），所謂“襄陽一城，周圍餘九裡，樊城亦近四里有半，夾漢而壘”，誠為漢上雄鎮。守將呂文煥擁兵數萬，又儲藏了大量兵械糧草，號稱兵儲可支十年；又在襄、樊兩城之間的漢水中，打了許多巨大的木樁，用鐵索鎖住，上造浮橋，使兩城可以互相救應，防守的準備工作做得應該說是非常充分了。
襄陽古城
公元1267年秋天，阿術率領蒙古大軍南攻襄陽，漫長的襄樊會戰正式展開。直到第二年九月，蒙古軍完成了對襄陽（樊城）的包圍，環繞兩城，築成了連綿的土壘及壕溝。這樣就一下子抓住了襄樊守軍的命門。襄陽城雖然為戰略要地，但作為被動防守的要塞，畢竟存在一系列的不足。與長江相比，漢水江面狹窄，河道曲折，水流量偏小，宋朝大型戰艦難以進入漢水作戰，宋軍要往襄陽運送物資，因逆流而上，行運艱難，只有吃水淺的運糧船才能上行，如無縴夫拉縴，只能撐篙前進，速度緩慢。蒙古軍如果夾江佈防，很容易就能使用炮石封鎖江面，斷絕襄陽的外援。
即使是在基本上沒有什麼有效救援的情況下，襄陽孤城仍然抗擊蒙軍優勢兵力的圍攻達數年之久，顯示出了一方重鎮在南宋國防體系中的支柱地位。蒙古（元）軍十萬大軍頓兵堅城之下，靡費的人力物力財力也是個天文數字。按照胡祇遹在《寄張平章書》裡的說法，僅僅一個襄樊戰場，竟然耗費了元朝歲入的一半（“以國家每歲經費計之，襄樊殆居其半”）。
直到戰役的最後，其實襄陽也沒有被“攻克”。元軍利用中亞傳入的攻城利器“回回炮”（一種大型投石機）攻破樊城後才迫使襄陽城守將呂文煥獻出城池。1273年2月，襄陽城終於被蒙古軍佔領，長達六年的襄樊之戰遂以元軍勝利而南宋失敗為結局。
回回炮是一種配重投石機
襄陽一得一失，於宋、元雙方有冰火兩重天之勢。這邊廂，襄陽陷落，荊襄上游門戶大開，南宋的上游防線即失去支柱。權臣賈似道聽到襄樊陷落的消息後，“戰眩顛沛，幾於無生”，宋度宗也下詔表示，“襄陽六年之守，一旦而失，軍民離散，痛切朕心”。那邊廂，元朝方面則有“襄陽破，則臨安搖”之喜。大將阿里海牙進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全國動員，徵募十萬新軍，征伐南宋。20萬元軍正是從襄陽出發，以南宋降人為嚮導，順江而下最終攻陷了南宋“行在（臨時首都）”臨安（浙江杭州）。
- 從天下到地方
宋元之戰標誌著襄陽的軍事地理價值達到了歷史上的巔峰。此後，便開始走上了下坡路。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原本襄陽除了自身具備的山川形勢方面的優勢之外，更主要的一點是與中原的傳統政治中心（長安和洛陽）這兩座都城的距離不近不遠。這一點其實也很重要近了，就會被京都的光輝所掩蓋；遠了，在逐鹿中原的大棋局中就會變得無足輕重。但正是從元代開始，地處華北平原北端的北京成為三代帝都。地緣政治的變遷造成了襄陽作為交通樞紐功能的弱化。原本從秦漢時期開始，從江漢之間途徑襄陽通往中原的道路，不僅成為荊楚地區的主要交通幹線，而且成為了全國交通的大動脈之一。在唐詩中，我們也能夠看到途經商山的這條南北交通居於異常重要的地位，白居易曾賦詩曰：“我為東南行，始登商山道。”時人則謂“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
但是新的政治中心——北京的地理位置，較之長安（西安）、洛陽遠遠東移、北上。如此一來，經過鄂北一帶的交通線路固然仍在發揮作用，但與京杭大運河的地位相比，早就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自從途徑襄陽的南北交通線失去全國範圍主幹線的地位後，襄陽也再不是京都通向南方的必經之地了。在這樣的交通形勢下，襄陽勢必隨之衰落下去。
大運河交通線遠離襄陽
這也是為什麼在明末農民起義中，張獻忠、李自成起義軍都曾奪佔襄陽，卻未對戰爭形勢造成根本變化的原因。張獻忠一度襲取襄陽，誅殺明宗室襄王朱翊銘，迫使負責圍剿起義軍的督師楊嗣昌急病而亡（有說法系自殺）。這固然在政治上給了崇禎朝廷一個極大的打擊，但張獻忠在佔領襄陽後只駐了一天就撤出了部隊，這本身就表明在他看來，襄陽無足輕重。相比之下，李自成佔據襄陽後則將其改為襄京，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建立政權機構。儘管擺出一副長久經營的模樣，但李自成起義軍真正顯示出取明朝而代之的面貌，仍然是在其擊敗孫傳庭部進取西安之後的事情了。實際上，就連明朝廷也並不太過看重襄陽的價值，此地守軍不過數千人就是一個例證。與之情況相似的是清代乾隆末年的白蓮教起義，王聰兒先於襄陽發難，又奪取樊城。但只是在嘉慶二年（1797）突破清軍包圍，從河南經過陝西進入四川與當地起義軍合流之後，方才聲勢大振的。
正是由於偏離了主要的交通幹線，襄陽在全“天下”範圍內的戰略地位逐漸為武漢所取代。以大運河為主動脈的水路交通系統旺盛之後，長江一帶交通勃興。武昌地處江漢之匯，居數省之衝，其位置在全國範圍內漸漸變得舉足輕重。晚清之後鐵路大興，進一步鞏固了這一局面。京漢鐵路修通了武勝關附近的隧道，使南北交通幹線走向發生了重要變化：過去從廣東、湖南北上，都要經過襄陽；或繞洞庭湖南岸，途經常德到江陵，借道襄陽、南陽，出方城進入中原；或者出湘江到武漢，經過隨棗走廊或溯漢水而上，到襄陽轉道北上。現在則由武漢經花園、廣水，出武勝關，經信陽進入中原，路途不再經過襄陽，比之前近多了。這樣一來，作為湖北的中心城市，武漢在近代更是一度成為了能夠輻射大半個中國的巨型城市，以至於有了與“大上海”齊名的“大武漢”這樣的稱呼。
閱讀更多 雜史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