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年間，湖南人曾靜因考試落第，家居憤鬱，對社會心存不滿。一天，他讀到晚明儒士
呂留良的文集，見裡面有華夷之辨及井田封建等語，沉溺其中，於是寫了一篇誹謗雍正和清朝的文章。曾靜認為川陝總督嶽鍾琪可能想謀反，所以打算攔駕投書，共謀舉事。根據《清代文字獄檔》的資料顯示，嶽鍾琪後來給雍正帝的奏摺說：九月二十六日，自己在下班回府的路上，遇到一個人（曾靜的徒弟張熙）持書想靠近他，官役連忙接書呈入。嶽鍾琪讀後“甚為驚訝”，書中盡是“絕滅彝良，悖亂罔極”之語。於是立即下令逮捕張熙，並通過嚴刑拷打、利誘欺騙等方式，套出了曾靜及相關同謀之人。
呂留良（1629—1683）
雍正親自“下場”駁斥曾靜
雍正知道這件事後，大為震怒，批道：“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並命嶽鍾琪徹查此事。後來嶽鍾琪繼續上表，說曾靜是受了呂留良的影響才寫出如此大逆的書，並請求查抄呂留良的家，於是雍正令浙江總督李衛照辦。同時拘拿曾靜在浙江的同黨，案件進一步擴大。但雍正不滿足於此，因為他還不知道曾靜書中關於誹謗自己的那些謠言究竟從何而來，他懷疑是政敵所為。所以命杭奕祿到長沙去審問曾靜，逐條追查謠言的來源。
此時的曾靜早已嚇破膽，哭著說什麼“靜生居天末，日坐井中，妄想成魔，造言誹謗，是誠罪大惡極。”但雍正不滿足於此，他不認為謠言都是曾靜自己捏造的，一定要追查來源，因此隨著案件的擴大，與曾靜相關或無關的人都捲入其中。一件憤青造謠毀謗的案子終於演變成了文字獄。
之後，雍正命押曾靜來京，搜查呂留良（留良死已久）家藏圖書，盡焚之。又剖留良棺木，戮其屍首，斬其弟子，貶其族人為奴，牽連無辜眾多。官方說曾靜之前是執迷不悟，如今方大夢初醒，俯首認罪，甘服上刑，所以雍正才沒殺他。
雍正七年四月乙丑，頒《大義覺迷錄》於天下，命舉國學政及教官人人必讀，不讀者為重罪，其書風行一時。直到雍正駕崩後，乾隆才斬殺曾靜，並封禁了《大義覺迷錄》。
乾隆禁書《大義覺迷錄》
滿清是否屬於中國？
呂留良遺著中保留明朝遺老排滿的思想，利用華夏夷狄之辨來說明清朝不屬於中國，滿清滅明乃是華夏淪亡。這個觀點在民國的時候也佔據著主流，並且影響至今。
作為滿清的統治者，雍正對“清朝到底屬不屬於中國”的看法很值得玩味，我們且看他是如何論證的：
首選，雍正認為政治統治要看是否造福於百姓 ，“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民心向背和天命所歸才是正統的依據。滿清入主中原，多得漢人之力，洪承疇等做前驅帶路，明朝百姓因厭惡流賊，皆望風歸附；等到吳三桂造反時，為朝廷攻城破地、轉餉挽糧的多半也是漢人，而臨陣捐軀者更是數不勝數，這不是正說明漢人自己已經接受了滿清的統治麼？清朝已取得中國之大一統的地位，正統論早已不待言。
其次，滿清之於明朝統治者，雖為敵國異族，但並不是外國殖民中國，應像
西周滅殷商一樣。對於商朝來說，周既是敵國，又是戎狄，難道周滅商也是外國殖民中國嗎？而且，清朝取得政權後，已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而西周的王室控制力不出王都，諸侯們都保持著很大的獨立性，還不如清朝的統治穩定。在古代，函谷關外，不屬於中國，難道秦滅六國，也是戎狄滅亡華夏麼？而且滿清得天下，不是奪之於明，乃取之於流賊。滿清雖非漢族，可是滿洲之於清室只是籍貫，並不是滿洲國殖民了中國，做了中國的宗主國，滿清並非中國的殖民者。
雍正又以道學自辯，認為存心者皆人也，當無復華夷之別；認為從來華夷之說，皆是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國家分裂，彼此不能相下，北人遂目南人為島夷，南人則指北人為索虜，徒事口舌相譏。滿清是大一統的國家，不應該在於陳舊的華夷之分。說滿清是夷狄乘虛入主中原，那麼古代的秦、楚、吳、越不都是夷狄麼？因此雍正不屑於華夏夷狄之論，說：“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諱。孟子曰：‘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也。’ ”
雍正的說法是否有理？
後來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裡說：
“康熙、雍正還自認為滿洲人，還忠厚一點。到了乾隆時代，連滿漢兩個字都不準人提起了，把史書都要改過，凡是當中關於宋元歷史的關係和明清歷史的關係，都通通刪去。”
乾隆在名義上不分華夷，但實際上只准滿人皇族掌權做主，漢人只是管家而已，這種民族隔閡是乾隆皇室一手造成的。由此可見，乾隆的文化專制遠過於雍正，他成功的壓制了漢人的民族主義。在清末，
推翻清朝統治與排滿思想結合在一起，所以孫中山才復活了明末華夏夷狄之辨。但是，清朝滅亡的目的已經達到、排滿和反清已經分離之後，華夏夷狄之辨是否還有利於國家，這就值得我們反思了。《大義覺迷錄》裡還有許多以君父的身份來責備曾靜不忠不孝的觀點，這些都是專制君主的思維，不足道哉，不需贅訴。
雍正死後，乾隆認為《大義覺迷錄》自曝宮闈之事，很不妥當。於是遂一刀切下，全面禁止，有傳其書者，立斬。可見，從某種角度來說，較之雍正的敢於坦誠自辯，乾隆的蠻無理，要更為可惡，真為萬代人唾也。
閱讀更多 史評通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