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二世而亡，從因果關係講，是多因一果。因此，分析大秦帝國二世而亡的原因也有多個視角。
從社會結構看，秦代社會是一個“啞鈴型”社會，即中產階層人數較少、貧富兩極分化，這是大秦帝國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經驗表明，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是“橄欖型”社會，在其社會結構中，中產階層人口數量龐大、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人口數量都是少數，那麼，這個國家的社會就比較穩定。因為，這表明國家政策有利於大多數人生活狀況的改善和幸福指數的提升；龐大的中產階層對社會貧富分化具有較強的調節功能，對社會利益衝突有較強的緩衝功能。
相反，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呈“啞鈴型”，即中產階層人口數量偏少、貧富兩極分化，那麼，這個國家和社會就容易發生動盪。因為，這表明國家政策只符合少數人的利益，不利於整個社會成員生活狀況的“帕累託式”的改善，會導致貧富矛盾尖銳。
戰國初期，由於秦國一直以來就不存在“授土授民”的分封制以及封建制改革進展緩慢，土地兼併和土地集中還不像後代那麼嚴重，整個社會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層，是一個“橄欖型”的社會，因此，秦國社會比較穩定。
這一時期，中產階層成為社會穩定的“基本盤”，其構成為：
一是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這種自耕農數量龐大，且規模不斷擴大。比如，打破“國人”與“野人”界限，改變“野人”身份，一部分“野人”成為自耕農。比如，政府採取優惠政策，吸引外邦人入秦墾荒。史載：“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商鞅採取授給好的田宅，免除勞役、兵役，使其專心務農的政策，招徠三晉之人跑到秦國墾荒，這些人變成了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自耕農是小農經濟的基礎，是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因此，國家非常重視對自耕農的控制和管理。秦國實行編戶齊民，建立戶籍制度、什伍組織等，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之上，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促進國家賦稅收入的穩定增長。
二是耕種國家土地的佃農。秦國擁有大量的國有土地，國家採取授田的方式，有時也授給農具、種子，鼓勵農民耕種國家土地，農民繳足國家規定的糧草，餘者歸己。實質上，就是國家將土地租給農民耕種，農民上繳地租。地租，即田賦，亦為土地稅，租地耕種的農民上繳的糧食，包括禾稼，構成地租。這就形成了耕種國家土地的佃農群體。那時，秦國的賦役負擔還不是很重，佃農在平年、豐年應該總有盈餘，屬於中產階層。
三是國家的低級官吏。自斗食以下者，為低級官吏。《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 顏師古 注：“《漢官名秩簿》雲：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一説，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那麼，斗食究竟歲俸幾何？《墨子·雜守》：“斗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 孫詒讓間詁引蘇時學曰：“據下言斗食食五升，又言日再食，是一食五升，再食則一斗，以終歲計之，當三十六石也。”斗食者歲俸三十六石，是否屬於中產階層呢？據1964年西安市三橋鎮出土的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高奴禾石銅權”測量得知：一石相當於現在的30.75千克。秦簡證實，當時一切糧食的折算，都是以“粟”為標準。《倉律》曰：“稻禾一石，為粟二十鬥。”“叔（菽，大豆），荅（小豆）、麻十五為一石。”均指摺合“粟”的重量和容量。此外，還規定了各種成色的大、小米摺合為“粟”的比例。歲俸三十六石，就是歲俸祿米1107公斤。以斗食者一人養五口之家計算口糧，月人均近37斤，吃飽飯沒問題，還會有節餘，大致可歲餘祿米600斤左右。可見，斗食以下低級官吏也屬於中產階層。
四是從事商業活動的商人。戰國初期，秦國並不像後代那樣排斥商業活動和商人。在秦穆公時代，秦國都雍城不僅有巍峨的宮殿建築，而且有繁華的商業區。這時已出現了經營商業的“賈人”：“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商業集中活動的場所稱為“直市”，其地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物無二價，故以直市為名”。這時已出現貨幣：“秦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當然，秦國自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商品經濟只居次要地位，商品交易量和規模有限，交易地點也只集中於城市。秦獻公時，秦國於公元前378年“初行為市”，明令允許在國都內進行商業活動，此時的商業活動與奴隸制社會“工商食官”制度下的商業活動有本質的不同。此舉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發展，加速了舊生產方式的瓦解。戰國初期，雖然秦國的商人數量不會很大，但他們有一定的經濟地位，大多數商人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屬於中產階層。
此外，一小部分國家手工業者，尤其是能工巧匠，生活並不窘迫，也屬於中產階層。
商鞅變法，促進了秦國社會垂直流動，給秦國發展注入了活力，但也使秦國開始由“橄欖型”社會向“啞鈴型”社會轉變。
商鞅變法，重獎勤勞致富和建立軍功者。努力務農，通過耕織使粟米豐收、布帛多產者，免除其自身的徭役。立有軍功者，按照規定標準受封升爵。王室人員不經過軍功評價，不得列入宗室譜籍。如此，明確尊卑爵秩的等級，各自按照不同等級佔有田、宅，奴婢穿衣服也要符合家庭的等級。這種鼓勵農戰的政策，使務農者富上加富，使獲得軍功者得以實現階層躍升。秦國在統一戰爭中，大量的軍人因功獲爵，擁有數量不等的國家獎賞的田、宅，甚至家臣，雖然一部分人由貧困階層上升至中產階層甚至富裕階層，但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呈惡化趨勢，有些人的生活更加困難，甚至成為無產者。
因為，商鞅變法後，秦國農民的賦役負擔加重了。在原來徵收田租（土地稅）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戶賦（人頭稅），田租按土地數額徵收，戶賦按戶口徵收，凡是傅籍人丁都要負擔，即使完全沒有土地的農民，也要服役。
秦國的中小地主和自耕農一樣需要按“受田之數”向國家繳納賦稅，不僅如此，還有人頭稅、雜徭、軍役，名目繁多，賦稅負擔很重，到秦二世時，“收泰半之賦”，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勞動產品，被國家以賦稅的形式掠奪而去，導致大量農民破產。
秦國的勞役、兵役負擔也是很重。大秦帝國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修宮殿，造陵墓，築長城，闢馳道，興水利，勞民甚烈，僅防禦匈奴，就“發天下丁男，以守河北，暴兵露師十有餘年，……又使天下蜚芻挽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李開元在《秦崩》中說：“依照秦政府的規定，年滿十七歲的男子，都有為政府服勞役和兵役的義務，兵役和勞役不分，每年在本縣服役一個月，算是常年有的徭役。除此之外，一生當中，還有一年在本地本縣服役，一年在外地服役，外地或在首都，或在他郡。這兩年集中的徭役，算是一生中的大役，特別是一年的外役，背井離鄉，最是沉重。泗水亭長劉季，始皇帝三十五年派上了到咸陽修建阿房宮的徭役，為期一年。”但因為形勢的需要，秦國常常會突破或背棄兵役制度，如“長平之戰”，年滿十五歲以上的男子被悉數徵發，如雲夢秦簡中一位叫“喜”的低級官吏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曾三次參軍，凡爵自不更（第四級爵）以下、十五歲以上的男子，隨時都有被徵調當兵的可能。
商人日子更不好過。商鞅變法，重本抑末，仇商排商很厲害，一切商務活動都被當作不務正業，當事者會受到謫罰。比如，朝廷徵發運輸的勞役，百姓有到縣裡僱車或轉交給別人運送的，應依法論處。甚至男人娶商人之女為妻也要受到嚴厲的處罰，如史料記載：“城父繁陽士五（伍）枯取（娶）賈人子為妻，戍四歲。”
商人的社會地位極低，在徭戍方面與犯罪之人等同。《史記·秦始皇本紀》雲：“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戌。” 《漢書.晁錯傳》雲：“秦時，北邊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與此同時，商鞅變法肯定了土地私有化的合法性，並促進了土地私有制的發展。王翦伐楚前向始皇請“美田宅園池”，說“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這說明置私田並不違法。不為封君，也可以擁有私人土地。
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過程，是土地兼併和人身依附關係逐漸加強的過程。司馬遷說：“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鉅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董仲舒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愈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裡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秦統一之初，僅遷之咸陽一帶的豪富竟然有十二萬戶之多，是有一定社會根源的。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土地私有制在統一的國家中，獲得了合法地位，這應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全國範圍確立的標誌，進一步加劇了土地的兼併。陸賈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設房闥，備廄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緯之色，以亂制度。”《鹽鐵論》則說：“始皇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築道旁。”都說明了階級分化和土地兼併的嚴重情況。
凡此種種，都對中產階層造成了致命的衝擊。對比戰國初期的一些農民生活狀況，更能看出秦代以自耕農為代表的中產者紛紛破產的情形。《漢書》在追述戰國初期的情況時，曾算了一筆細賬：“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傷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也。” 什一之稅，農民生活尚且如此，沉重至“收太半之賦”的賦稅制度，中產階層生活豈能不常困，如若遇到天災人禍，也只能出賣自己的土地，導致破產，淪為無產者。
大秦帝國建立之前，秦國整個社會已是“啞鈴型”社會，但是因為實行軍功爵制，促進了社會垂直流動，人們還有階層躍升的希望和動力，國家尚能保持穩定，而大秦帝國建立後，軍功爵制已名存實亡，“啞鈴型”社會結構固化，且賦稅、徭戍負擔很重，龐大的貧困階層的生存受到了嚴重挑戰，他們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只能採取暴力手段推翻秦王朝的統治。這是秦王朝迅即覆亡的重要社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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