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二世而亡，从因果关系讲，是多因一果。因此，分析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原因也有多个视角。
从社会结构看，秦代社会是一个“哑铃型”社会，即中产阶层人数较少、贫富两极分化，这是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经验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是“橄榄型”社会，在其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庞大、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人口数量都是少数，那么，这个国家的社会就比较稳定。因为，这表明国家政策有利于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和幸福指数的提升；庞大的中产阶层对社会贫富分化具有较强的调节功能，对社会利益冲突有较强的缓冲功能。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呈“哑铃型”，即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偏少、贫富两极分化，那么，这个国家和社会就容易发生动荡。因为，这表明国家政策只符合少数人的利益，不利于整个社会成员生活状况的“帕累托式”的改善，会导致贫富矛盾尖锐。
战国初期，由于秦国一直以来就不存在“授土授民”的分封制以及封建制改革进展缓慢，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还不像后代那么严重，整个社会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因此，秦国社会比较稳定。
这一时期，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稳定的“基本盘”，其构成为：
一是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这种自耕农数量庞大，且规模不断扩大。比如，打破“国人”与“野人”界限，改变“野人”身份，一部分“野人”成为自耕农。比如，政府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邦人入秦垦荒。史载：“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商鞅采取授给好的田宅，免除劳役、兵役，使其专心务农的政策，招徕三晋之人跑到秦国垦荒，这些人变成了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自耕农是小农经济的基础，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因此，国家非常重视对自耕农的控制和管理。秦国实行编户齐民，建立户籍制度、什伍组织等，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国家赋税收入的稳定增长。
二是耕种国家土地的佃农。秦国拥有大量的国有土地，国家采取授田的方式，有时也授给农具、种子，鼓励农民耕种国家土地，农民缴足国家规定的粮草，余者归己。实质上，就是国家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农民上缴地租。地租，即田赋，亦为土地税，租地耕种的农民上缴的粮食，包括禾稼，构成地租。这就形成了耕种国家土地的佃农群体。那时，秦国的赋役负担还不是很重，佃农在平年、丰年应该总有盈余，属于中产阶层。
三是国家的低级官吏。自斗食以下者，为低级官吏。《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 颜师古 注：“《汉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一説，斗食者，岁奉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那么，斗食究竟岁俸几何？《墨子·杂守》：“斗食，终岁三十六石；参食，终岁二十四石。” 孙诒让间诂引苏时学曰：“据下言斗食食五升，又言日再食，是一食五升，再食则一斗，以终岁计之，当三十六石也。”斗食者岁俸三十六石，是否属于中产阶层呢？据1964年西安市三桥镇出土的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高奴禾石铜权”测量得知：一石相当于现在的30.75千克。秦简证实，当时一切粮食的折算，都是以“粟”为标准。《仓律》曰：“稻禾一石，为粟二十斗。”“叔（菽，大豆），荅（小豆）、麻十五为一石。”均指折合“粟”的重量和容量。此外，还规定了各种成色的大、小米折合为“粟”的比例。岁俸三十六石，就是岁俸禄米1107公斤。以斗食者一人养五口之家计算口粮，月人均近37斤，吃饱饭没问题，还会有节余，大致可岁余禄米600斤左右。可见，斗食以下低级官吏也属于中产阶层。
四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战国初期，秦国并不像后代那样排斥商业活动和商人。在秦穆公时代，秦国都雍城不仅有巍峨的宫殿建筑，而且有繁华的商业区。这时已出现了经营商业的“贾人”：“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商业集中活动的场所称为“直市”，其地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这时已出现货币：“秦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当然，秦国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只居次要地位，商品交易量和规模有限，交易地点也只集中于城市。秦献公时，秦国于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明令允许在国都内进行商业活动，此时的商业活动与奴隶制社会“工商食官”制度下的商业活动有本质的不同。此举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加速了旧生产方式的瓦解。战国初期，虽然秦国的商人数量不会很大，但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大多数商人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属于中产阶层。
此外，一小部分国家手工业者，尤其是能工巧匠，生活并不窘迫，也属于中产阶层。
商鞅变法，促进了秦国社会垂直流动，给秦国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也使秦国开始由“橄榄型”社会向“哑铃型”社会转变。
商鞅变法，重奖勤劳致富和建立军功者。努力务农，通过耕织使粟米丰收、布帛多产者，免除其自身的徭役。立有军功者，按照规定标准受封升爵。王室人员不经过军功评价，不得列入宗室谱籍。如此，明确尊卑爵秩的等级，各自按照不同等级占有田、宅，奴婢穿衣服也要符合家庭的等级。这种鼓励农战的政策，使务农者富上加富，使获得军功者得以实现阶层跃升。秦国在统一战争中，大量的军人因功获爵，拥有数量不等的国家奖赏的田、宅，甚至家臣，虽然一部分人由贫困阶层上升至中产阶层甚至富裕阶层，但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呈恶化趋势，有些人的生活更加困难，甚至成为无产者。
因为，商鞅变法后，秦国农民的赋役负担加重了。在原来征收田租（土地税）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户赋（人头税），田租按土地数额征收，户赋按户口征收，凡是傅籍人丁都要负担，即使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民，也要服役。
秦国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一样需要按“受田之数”向国家缴纳赋税，不仅如此，还有人头税、杂徭、军役，名目繁多，赋税负担很重，到秦二世时，“收泰半之赋”，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产品，被国家以赋税的形式掠夺而去，导致大量农民破产。
秦国的劳役、兵役负担也是很重。大秦帝国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修宫殿，造陵墓，筑长城，辟驰道，兴水利，劳民甚烈，仅防御匈奴，就“发天下丁男，以守河北，暴兵露师十有余年，……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李开元在《秦崩》中说：“依照秦政府的规定，年满十七岁的男子，都有为政府服劳役和兵役的义务，兵役和劳役不分，每年在本县服役一个月，算是常年有的徭役。除此之外，一生当中，还有一年在本地本县服役，一年在外地服役，外地或在首都，或在他郡。这两年集中的徭役，算是一生中的大役，特别是一年的外役，背井离乡，最是沉重。泗水亭长刘季，始皇帝三十五年派上了到咸阳修建阿房宫的徭役，为期一年。”但因为形势的需要，秦国常常会突破或背弃兵役制度，如“长平之战”，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被悉数征发，如云梦秦简中一位叫“喜”的低级官吏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曾三次参军，凡爵自不更（第四级爵）以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随时都有被征调当兵的可能。
商人日子更不好过。商鞅变法，重本抑末，仇商排商很厉害，一切商务活动都被当作不务正业，当事者会受到谪罚。比如，朝廷征发运输的劳役，百姓有到县里雇车或转交给别人运送的，应依法论处。甚至男人娶商人之女为妻也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如史料记载：“城父繁阳士五（伍）枯取（娶）贾人子为妻，戍四岁。”
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在徭戍方面与犯罪之人等同。《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 《汉书.晁错传》云：“秦时，北边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与此同时，商鞅变法肯定了土地私有化的合法性，并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王翦伐楚前向始皇请“美田宅园池”，说“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这说明置私田并不违法。不为封君，也可以拥有私人土地。
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过程，是土地兼并和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加强的过程。司马迁说：“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愈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秦统一之初，仅迁之咸阳一带的豪富竟然有十二万户之多，是有一定社会根源的。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土地私有制在统一的国家中，获得了合法地位，这应当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确立的标志，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兼并。陆贾说：“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纬之色，以乱制度。”《盐铁论》则说：“始皇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筑道旁。”都说明了阶级分化和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
凡此种种，都对中产阶层造成了致命的冲击。对比战国初期的一些农民生活状况，更能看出秦代以自耕农为代表的中产者纷纷破产的情形。《汉书》在追述战国初期的情况时，曾算了一笔细账：“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伤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也。” 什一之税，农民生活尚且如此，沉重至“收太半之赋”的赋税制度，中产阶层生活岂能不常困，如若遇到天灾人祸，也只能出卖自己的土地，导致破产，沦为无产者。
大秦帝国建立之前，秦国整个社会已是“哑铃型”社会，但是因为实行军功爵制，促进了社会垂直流动，人们还有阶层跃升的希望和动力，国家尚能保持稳定，而大秦帝国建立后，军功爵制已名存实亡，“哑铃型”社会结构固化，且赋税、徭戍负担很重，庞大的贫困阶层的生存受到了严重挑战，他们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采取暴力手段推翻秦王朝的统治。这是秦王朝迅即覆亡的重要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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