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古銅鏡 一段東吳秘史
1999年6月，鄭州市一位王姓收藏者來鄂州旅遊期間，在市區一農家手裡蒐集到一枚銅鏡，這枚銅鏡是農家在菜地出土的。當時王先生採集銅鏡後曾拿到市博物館確認為真品，是一枚神獸鏡。這枚看似普通的銅鏡，不僅結束了中、日學術界對3枚神獸鏡的時代及產地問題的一場長期的爭論，而且告訴了我們一段鮮為人知的三國時期的東吳秘史。
日本學者提出西北邊陲也可制銅鏡
數十年前，日本國藏有2枚相同的半圓方枚對置式神獸鏡。因鏡背的銘文中有具體的年號“嘉興”。因此，學術界將這種銅鏡稱之為“紀念鏡”。從形制及背紋風格來看，它們應屬三國時期的吳鏡。
如果按一般紀年鏡看待，日本這2枚紀年鏡也沒什麼特別，與中國江南地區大量出土的半圓方枚神獸鏡風格完全一致，應當製造於公元3世紀的吳地。可是一查有關中國歷史年表，就出現了問題，在東吳所有帝王的年號中，竟無“嘉興”年號。因這2枚銅鏡都沒有明確的出土地點，日本學者西田守夫先生研究了這2枚嘉興元年鏡的年號，又根據銘文中有“帝道始平”及“太歲在丁巳”這一句，推測此2鏡應與中國歷史上某一位皇帝在丁巳年登基有關。
西田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尊重歷史的，經查中國歷史，只有十六國時代西涼第二代君王李歆於公元417年登基稱帝，年號為“嘉興”，這一年的干支正為“丁巳”。一切證據都說明，這3枚嘉興元年鏡並非公元3世紀生產的吳鏡，而是公元5世紀西涼生產的神獸鏡。
因此，日本學者發表了有關論文，認為中國的神獸鏡不但江南製作，西北邊陲也製作，但學術界只是在問題的討論之中，並沒有定案。最好的證明，就是盼著能在三國時代的吳國故地，或者是在甘肅的西涼故地再出土一枚相同年號的神獸鏡，以證明以上2枚銅鏡的產地。
正當許多學者翹首以待之時，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楊桂榮女士在一篇論文中，也刊載了一枚嘉興元年半圓方枚對置式神獸鏡。這枚神獸鏡的背紋及銘文都與日本的2枚嘉興元年鏡稍有差異，但銘文中也鑄有嘉興元年字樣，亦沒明確的出土地點。
吳鏡刻“嘉興”內藏一段秘史
中國考古學家王仲殊在《黃龍元年鏡與嘉興元年鏡銘辭考釋———試論嘉興元年鏡的年代及其製作地》一文中，大膽地提出了以上銅鏡的產地皆不在西涼，而應產於公元3世紀長江流域的吳國故地。
王仲殊先生研究了三國時代孫權家族數十年的政治後認為，孫權的後人，東吳的末帝孫皓於公元265年登基後，改元“甘露”，於當年9月自建業遷都武昌。為紀念被迫害致死而不曾稱帝的生父孫和，除進行了昭雪平反外，還追認孫和為文皇帝，命史官為其父作《紀》。
作《紀》須有年號，由於孫和未曾當過皇帝，自然沒有屬於孫和的年號。孫皓在給其父追封年號時，向前推算到公元237年的“嘉禾六年”，又考慮避其父孫和的諱，改“嘉禾”年號為“嘉興”。平反作《紀》及鑄鏡紀念，這一切事故都應發生在武昌。經查，“嘉禾六年”的干支亦為“丁巳”，與嘉興元年鏡上的鑄銘亦相同。
“嘉興元年鏡”（如圖）在鄂州出土，證實了史冊中記載孫皓於“甘露元年”(265年)從建業遷都武昌的史實。
因此，嘉興元年鏡應制作於孫皓遷都武昌的公元265年9月至266年12月之間，鑄鏡地點就在武昌，即今鄂州市。鑑於古代銅鏡保存至今，並能發現2枚相同者本相當少見，此鏡目前已發現了4枚，說明當時曾鑄制了一批數量。
很顯然，雖然王仲殊先生在理論上有根有據，但在此之前畢竟江南沒有出土嘉興元年鏡。無可奈何之下，只有寄希望於未來，企盼著能在江南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再出土一枚嘉興元年鏡，以證實自己對三國時期吳國這一段歷史的論證。
珍貴的“嘉興”神獸鏡返回鄂州
當在鄂州採集到這一枚嘉興元年鏡後，王先生興奮不已。由於此鏡關係到三國時期吳國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我們建議王先生先以此鏡的出土地點、形制、紋飾及銘文寫成論文，將此鏡連同論文帶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去徵詢王仲殊先生的意見。
王仲殊先生終於見到了這枚期盼已久，並在江南吳國故都的鄂州出土的嘉興元年鏡。經仔細對比，鄂州這枚嘉興元年鏡的尺寸、紋飾及銘文全部與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那一枚完全一致，說明這2枚銅鏡為同模鏡。
2002年3月20日，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的上野祥史先生來到鄂州，與市博物館專家董亞魏洽談兩館聯合成立課題組，研究漢三國六朝銅鏡一事。商談之餘，上野先生向我們提出能否介紹他去鄭州鑑賞那枚嘉興元年鏡。看來，這枚銅鏡先是在鄂州出土，後留傳到鄭州的消息早已是國內外皆知。
這枚彌足珍貴的“嘉興”神獸鏡該如何珍藏呢？這也讓王先生費了不少神。李從明是收藏群體中的一位，他對鄂州出土的漢、三國、六朝時期的青瓷器有較高的研究水平，對同一歷史時期青銅鏡的研究，亦有獨到見解。
同年4月17日，當鄭州的王先生專程為嘉興元年鏡的事來鄂州找到市博物館時，博物館派有關專家陪同王先生來到李先生家，商談此鏡的迴歸問題。王先生說：“此鏡如回到鄂州後，在李先生手中不得再出賣。”李先生說：“我是鄂州籍人，此鏡出在鄂州是我們的光彩，研究此鏡是我們的義務，我要讓它充分發揮歷史作用，我也想為鄂州的文化事業作點貢獻。王先生為此鏡所花的費用，全部由我承擔，此鏡回鄂州後，在我的有生之年，絕不會賣。王先生如果不放心，可隨時來看。”就這樣，這枚在地下埋藏了1740餘年的嘉興元年鏡，雖然一度流傳在外，但在李先生的努力下，又回到了鄂州，為地方保住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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