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餘世鵬
學者與網紅共舞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外資投行就開始在中國設立首席經濟學家職位。圈內熟知的，有胡祖六擔任高盛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擔任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等。從履歷背景來看，早一批首席大多受過海外名校的系統學術訓練，且有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世界銀行等政策學術研究經歷。當時，國內經濟和資本市場正處高速發展期，“躬逢勝餞”的首席們一經登場，很快就受到市場追捧。
隨著國內券商投行崛起，從IMF裡走出的經濟學家，逐漸成為本土首席的中堅力量。例如，張智威、哈繼銘和彭文生都曾擔任過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從中金出來後，彭文生相繼在中信證券和興業證券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則先後擔任過野村證券中國區和德意志銀行中國區的首席經濟學家。今年11月，張智威迴歸中國本土私募保銀投資，繼續他的首席之路。
備受關注的是，隨著資本市場繼續擴容，市場不僅走出了高善文和任澤平（任職恆大集團）等一批實力首席，還出現了夏春（諾亞控股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和李大霄（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等“喜聞樂見”的新銳首席。
很顯然，除了研報和高端論壇外，這些新銳首席還走出了一條“粉絲”路線。他們的宏觀策略分析刪繁就簡，觀點結論也通俗易懂，還會以直播和公開課等方式，對市場進行基礎的投資理念教育。
其中，楊德龍自2016年擔任首席以來，通過高頻的觀點輸出在市場中形成了廣泛知名度，且一度被稱為“網紅首席”和“小巴菲特”。夏春在美國拿到經濟學博士後，曾在香港大學金融繫有過7年的任職經歷。到了諾亞後，他通過網絡課程的方式，將艱深的行為金融學和經濟理論轉化成了股民樂見的投資知識。據夏春說，他的網絡課在喜馬拉雅的財經課程中，目前已排行前三。
“（首席群體的興起）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必然趨勢。”某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李富（化名）對記者表示，一方面，隨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財經焦點也逐漸從政策動態延伸到了市場動態領域；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推進，加上即時互聯網技術的深入運用，市場面臨的內外部環境越來越複雜。因此，無論是投資者還是企業管理者，都需要首席來提供專業建議，尤其是與市場波動聯繫比較密切的機構，如券商、銀行、地產等領域。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市場上的機構首席經濟學家數量已超過60位。
“經世濟民”的分野與啟承
解讀首席群體，要回答兩個問題：一是首席經濟學家與傳統經濟學家有何區別，二是首席的作用在哪裡。
在顯學意義上，經濟學主要作用是解釋與預測。但因側重不同，經濟學門徒們逐漸形成“分野”。最明顯的，則是首席經濟學家和學術經濟學家之分。
早年胡祖六加入高盛時，他的哈佛校友、對學術執著的經濟學家鄒恆甫就批評說：“胡祖六不搞學術進投行，是對經濟學的背叛。”近日某高校經濟學者也對記者直言：“不熟悉（首席）這個群體，不知道他們是做什麼的。”
在經典語境下，經濟學家是指聚焦理論和政策研究的經濟學者，他們有著“經世濟民”的普世情懷，在重大政策出臺或經濟轉型的關鍵節點，都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但因處在象牙塔或政府機構，加之研究成果偏學術化，他們又給市場一種“江湖之遠”或“廟堂之高”的印象。相比之下，“下海弄潮”並活躍於財經頭條和市場一線的首席們，則顯得更為入世和立體。
夏春表示，經濟學者大多研究“過往”經濟問題（如金融危機為什麼會發生），這類研究有著嚴謹的學術範式，並強調數學模型和嚴格的因果關係。相反，首席經濟學家作為機構的對外發言人，其研究更多的是“前瞻”性問題，如央行貨幣政策將如何影響不同資產的價格變化等。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對記者指出，設立首席的初衷是幫助客戶理解宏觀經濟和政策走向，其關注的是政策動態與經濟理論的現實應用。“他們基於經濟學原理和方法，用經濟模型分析歷史數據並找出規律，用以判斷未來趨勢。”在這個意義上，沈明高認為，首席也是經濟學家的一部分。
其次，某高校經濟學副教授周兵（化名）對記者表示，首席的作用主要是在宏觀策略分析上，尤其是在券商、基金、地產等領域。“從國外市場來看，首席輸出不同觀點會讓市場信息處於一種充分競爭狀態，這有助於提升市場的有效性，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外部治理。”
但首席之間也有區別。夏春指出，券商首席是投研團隊統籌人，為買方提供宏觀策略（買方投研框架多是自下而上，主要聚焦交易端）。但隨著市場競爭加劇，買方也要進行產品和品牌推廣，個別公私募逐漸設立了首席崗位，買方首席主要是服務內部投資團隊和管理層，成為公司智囊。
但與服務機構客戶不同，像夏春這類財富機構首席，更多是服務個人群體。
夏春指出，得益於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境內形成了一批高淨值投資者，但他們還是習慣集中化追求高風險高收益的資產，投資觀念與成熟市場的高淨值投資者還有很大差距。“隨著近年經濟供給側改革走到去槓桿階段，市場的分化行情與爆雷情況頻繁發生，他們已逐漸認識到系統學習和接受成熟投資觀念的重要性。”
但無論是何種首席，夏春認為，其觀點背後的理論依據應以學術成果為基礎，且是已被證明有效、有基本定論的學術成果。“能基於有效的研究成果在實踐中把握市場動態，是首席應具備的核心能力。”
實際上，為融合學術與投研，國內早在2008年成立了“中國金融40人論壇”。該論壇成員廣泛分佈於政商學各界。
正是在這樣的分野與融合中，市場引出一個追問：首席觀點如何見高下？
“拐點判斷”見高下
在沈明高看來，衡量首席經濟學家的水平主要看這麼幾點：一是有邏輯，有分析，有觀點；二是能將觀點裝到投資者的腦子裡，並變成行動；三是不一味悲觀和樂觀，“因為對投資者而言，最有用的是知道拐點在哪裡。”
沈明高認為，投資決策與收益之間存在時間差，對時間差的判斷與把握，是首席產生的根本原因。但要指出的是，“準確”並非衡量預測水平的唯一標準。
在沈明高看來，宏觀趨勢預測應是實證性而非規範性的。“首席主要是判斷市場‘會’發生什麼，而不是‘應該’發生什麼。”沈明高表示，預測當中有運氣成分，也會存在“預期變化”因素。“比如，當首席群體一致樂觀或悲觀時，往往會誘發政策發生改變，而政策的改變則有可能就避免了（樂觀或悲觀預期會帶來的）經濟過熱或衰退。”
“有人批評首席只分析過去的數據，不能預測未來，這是一種誤解。”沈明高說，預測是否準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預測背後是否有合理的分析框架和邏輯支撐，這是體現首席認識問題和分析問題能力的關鍵所在。並且，有經驗的首席也不會高調地說“我的預測最準”，而會把重點放在“我為什麼這麼預測”上。因此，從事前角度看，準確與否是相對的，只要不是故意誤導投資者，“錯誤”的預測也有價值。
因此，沈明高建議，投資者在面對首席觀點時，首先要了解背後的邏輯，其次再做出是否認同的判斷，然後再做出投資決策，這三個步驟缺一不可。
另外，楊德龍還認為，隨著市場不斷髮展，首席群體還應在引導理性投資、培養價投理念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夏春則指出，個人投資者目前不是傳統金融機構首席主要服務的對象。在過去很多年裡，市場對資產配置的認識只是停留在買股票還是買理財等狹窄層面。但理財群體的資產配置需求是相當多元化的，“他們除了關心股票漲跌，還會關心財富傳承、子女成長、財商教育、財圈社交等多方面內容。”
實際上，夏春當前的聚焦領域，已突破了傳統經濟學範疇。其中，行為金融學是金融與心理學的交叉領域，其打破傳統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從投資者的心理動機尋求最佳決策行為。正是基於此，夏春以年齡、收入、流動性偏好等投資者特徵為依據進行資產配置策略研究，逐漸成為國內財富管理的新風尚。
此外，李富表示，首席除了有專業觀點外，還應具備獨立公正的判斷立場。沈明高也認為，如果首席為了所在公司利益發表觀點，不僅合規不允許，個人名聲也會受到負面影響。
早在2016年，國內某位人氣首席就因研報不規範遭遇證監會點名通報。當時，證監會指出，一些文章的標題具有明顯的誇大、誘導性，與報告內容的邏輯關聯性不強。相關券商和分析師在研究報告發布過程中存在審慎性不足、質量控制不到位等合規風險，機構應堅持客觀原則，秉承專業態度，充分考慮並完整披露各類預測方法及結果的侷限性，審慎發佈證券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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