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及文化話題
在小學語文教材上，學習“山外青山樓外樓”(《題臨安邸》)時老師會告訴我們：“作者是在抨擊南宋王朝的一種偏安黑暗現實，具有強烈的諷刺意義。”
不過在讀過越來越多的史載後，不少人卻對詩中景象產生了嚮往，後世不少著名樓臺也被冠名以“樓外樓”、人們卻絲毫不覺得突兀和難以接受。
一開始，人們都以為該詩作者林升是歷史上偉大的文人墨客，很遺憾是，林升只是南宋文人中芸芸者之一罷，生平事蹟亦不詳。後人對其進行追根溯源的考古也是基於《題臨安邸》這首詩的巨大影響力，最後結論也只是“蒼南靈溪人、生活在南宋紹興至淳熙年間、無獲取過功名的記錄”。
事實上，南宋文人的這種以文喻政、抨擊世態的做法非常普遍，一是由於統治者對文人墨客的管制比較寬鬆、第二點卻為很多人所忽略，就是相對比較安平富足的一個社會現狀。
唐宋兩冊《遺事》背後的繁華世態
歷史上，五代時期的王仁裕曾寫過一本《開元天寶遺事》記錄唐代盛世時的逸聞遺事；同樣地，元朝的劉一清也有這麼一本《錢塘遺事》記載了南宋時期的相關社會狀況。這兩本“逸聞遺事”都存在著這樣的背景共性、那就是“民生富足、社會太平”。
用今人話說，這也許就是“吃飽了沒事做”，借古喻今、抨擊時政就成了當時文人愛乾的事情，《題臨安邸》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
“山外青山樓外樓”背後的偏安：王朝積弱非社會貧弱
從民族自尊角度看，南宋偏安自是一種恥辱，然而這樣的“辱”多是基於靖康之恥、南宋士人倡導北伐也多出自這樣的自尊心。“偏安”的締造者宋高宗，我們能說他沒自尊心麼？若果沒有的話，他或許早就投降了、也不會組織過多次抵禦戰爭；作為皇帝，他的“偏安”也許有過太多糾結及全盤考量。
“山外青山樓外樓”背後的百業實況
不考慮偏安背景的話，“山外青山樓外樓”無疑是一派盛世繁榮景象、事實上，一個貧弱的社會里也無法產生這樣的盛況。我們可以說，從王朝統治、民族自尊角度，南宋王朝確實是“積弱”了，不過這樣的“弱”卻又與“山外青山樓外樓”形成了強烈對比，到底這是真貧還是假弱呢？
以近代範例來看，美國社會在歷次“經濟蕭條”期間都衍生出繁盛的文藝景象，無事可幹的人們在家不是看書就是看電影，這在無形中也催生出“第三產業”的興盛。從時人的角度出發，“失業了、沒事幹了”當然是一種經濟危機，但後世經濟學家就未必這麼認為了：因為短暫的“經濟失衡”，正是衍生其他產業的最佳契機，長遠而看，這對整個社會無疑是具有相當正面意義的。
當代經濟學誕生於美國，所以從美國人的角度看待南宋，那時期絕非社會貧弱，而是世界歷史上難得的一個興盛典範。人家老外自然不會關心南宋士人的那種自尊心，所以，“王朝積弱”在他們的社會經濟概念中就不是個事。
在經濟學概念上，南宋民生絕對是歷史上的強者
《錢塘遺事》裡的“淳熙盛事”：“偏安”也是百姓所需的太平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亙古未有”，這是《錢塘遺事》卷二里的精闢記載、也是“淳熙盛事”的核心。
宋人總結說：“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值世總丁年”，這是因為宋高宗生於丁亥、宋孝宗生於丁未、宋光宗生於丁卯，“丁年”之說由此而來。《李陵答蘇武書》中，李陵曾說“丁年奉使，皓首而歸”，當中的“丁年”也喻指年少丁盛，故而淳熙年間的“丁年”現象無疑是一樁盛事了！
南宋時的“偏安”自是相對於北伐而言，“北伐”在時候稱“恢復”。“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這是後世對南宋偏安的最中肯結論，因而宋孝宗淳熙朝的“恢復之志”也被添加了一種悲壯色彩。
“無恢復之臣”的宋孝宗北伐失敗得頗具悲壯色彩
既無以北伐，搞好民生也是為君者的重要工作。於是宋孝宗趙昚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汙，開創出了“乾淳之治”的局面，這對百姓無疑是一幸事、“偏安”也成了百姓太平所需的一個偏苦名詞。當這樣的太平盛世與“誕辰值世總丁年”一對應，難怪宋代的文人墨客也為宋孝宗抱不平了：其非屈己請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
《題臨安邸》的作者林升就生活在宋孝宗年間，他的“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其實是針對宋高宗一朝“無恢復之君”的抨擊：不思收復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對外屈膝投降，對內殘酷迫害岳飛等愛國人士。
然而這一切在宋孝宗時期均已獲得了糾偏，岳飛被平反了、“隆興北伐”也嘗試過了，“無恢復之臣”真非宋孝宗之過呀。
南宋文人墨客邊喝酒邊抨擊“偏安”的世態
南宋時抨擊時政的文人墨客自然不僅林升，最著名的當屬辛幼安(棄疾)。“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這首《晚春詞》正是辛棄疾寫於淳熙六年(1179年)。辛棄疾自1162年渡淮水、歸南宋後，他在十七年來的抗金主張一直未獲朝廷所採納，故而迸發出“閒愁最苦”的吶喊。所幸隆興元年(1163年)，“隆興北伐”就展開了，辛棄疾的抨擊也算是得到了回應。
隆興北伐又稱隆興恢復，最後終止於“隆興和議”，這正是該時期“無恢復之臣”的現實寫照；單靠辛棄疾等一己愛國志士，始終都敵不過朝廷中的主和力量。
“乾淳之治”正產生於北伐失敗的背景下，當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南宋的文人墨客們正是如此邊喝酒邊抨擊“偏安”、宋代文壇的盛況，不可謂與之不相關。
南宋文人墨客抨擊偏安的愁懷：解衣市酒，勉強迎歡
《夢粱錄》裡有記：“雖陋巷貧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強迎歡，不肯虛度”，這就是一種借酒消愁的世態。抨擊偏安、抨出了繁盛的文壇；借酒消愁，其背後則是一種偏安帶來的繁盛安寧，這是讓文人們多糾結的世態呀！我們常說民國期間國學繁盛，當時的文人墨客們何嘗不也正是在這種無力狀況下“愁懷己見”？
清代《海上花列傳》裡說，文人墨客“置國事於不問，整天吃花酒”，此書雖衍生出“文人墨客”一詞，不過對其的描述卻完全失去了歷史準繩！
《紹興和議》下的宋金勢均力敵，締造出“樓外樓”的盛景之象
從歷史上看，“山外青山樓外樓”裡的錢塘盛況是出於《紹興和議》下的偏安，而這樣的偏安其實確有無奈。
《紹興和議》爭議巨大，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觀點迥異
在和議之前，宋金雙方勢均力敵交戰多年，除了不斷消耗戰爭物資之外，對雙方則全無半點好處。金國在交戰中知道南宋實力依然很強、宋高宗也知道如此戰下去於己無益，所以“偏安”其實是宋金雙方共識下帶來的一種長治久安。
《錢塘遺事》裡描述了臨安城一帶各種社會景緻及朝野逸事，當中氛圍顯然無法在戰爭背景下形成，“樓外樓”的盛景，本質上就離不開勢均力敵下的這種偏安。“勢均力敵”也意味著這樣的均衡不會被輕易打破，這何嘗又不是岳飛等人“打出來”的結果？有了這樣的均衡，宋金雙方都安於這樣的狀態，宋高宗自然不同意再讓“主戰派”將此均衡打破，從而出現了“對內殘酷迫害愛國人士”一舉。
從韓世忠等抗金將領“得以善終”的角度看，當時的舉措確是針對破壞和議而為，宋高宗要的就是保持那樣的均衡。
文人墨客們也許忽略了，“男耕女織”才是真正屬於百姓的民生
撇開這些歷史背景再看“山外青山樓外樓”的話，這就難怪後人對“樓外樓”景象甚為嚮往了！假如過於計較各種歷史背景，今日的上海外灘、廣州沙面等均是“屈辱時代下的產物”，那我們是否都要敬而遠之了呢？“樓外樓”同樣如是而已。
事物本是好的，僅是締造它的歷史有瑕疵，讓這些歷史徹底“成為歷史”、這也是我們學習歷史的真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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