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排右一），Coby Yee，今年93歲，是位華裔美國人。2019年，在中國藝術家、電影導演楊圓圓（後排左一）的幫助下，我和75歲的愛人Stephen King（左一）來到上海，在外灘美術館參加了一場由她策劃的名為“交錯劇場”的演出。
我一生最燦爛的年華是在舊金山中國城的夜總會度過的，在那裡，我們全家籌資買下了紫禁城夜總會，經營了十幾年。我從小對舞蹈情有獨鍾，從俄亥俄州跳到華盛頓，又到舊金山。我們大家庭裡，只有父親選擇葉落歸根，在中國故鄉終老。
■12歲時，跳踢踏舞的我。
1926年，我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首府哥倫布，中文名是Yee Kim Kao（筆者注：餘金巧），儘管幼時學過中文，但如今我已無法寫出這三個漢字。“Ate Hoy Jing” 是父親教我的第一句中文，那是他位於廣東臺山的家鄉，我不會寫，但永遠不會忘記它的發音（筆者注：位於今日開平市，村名已變）。
■ 1936年的家庭合影。前排：妹妹Junie、弟弟Jackie、我；後排：姐姐Fawn、母親、姐姐Annie、父親、同父異母的兄弟Joe。
父親中文名的發音是Yee Bo Jeng，大家都稱他為Kim。20世紀初，父親離開家鄉，投奔遠在美國俄亥俄州的兄弟。那時他在中國已經有兩位太太，我的母親是二房。父親在俄亥俄州首府哥倫布開了一家雜貨店，於是把母親接來同住，他們相繼生了6個孩子。與此同時，他每月會給家鄉的正房太太寄錢。他在中國的兒子們用這些錢蓋了許多新房。據母親說，父親還與幾個同姓氏的兄弟籌資在家鄉蓋了一座學校。
父親身份證明上的出生地點是舊金山，這其實是個謊言。1906年舊金山發生大地震，許多在美華人都趁機謊稱身份證明丟失，從而獲得了在美國出生的“新身份”。
■ 1936年，我的兄弟姐妹合影。前排是妹妹Junie，弟弟Jackie，後排是二姐Fawn，我和大姐Annie。
我的兄弟姐妹都生在俄亥俄州，我是家中老三。父親在中國的子女們也有來到美國的，他或許還有一些“紙兒子”，但家族裡從沒把這些事說破過。“紙兒子”，即Paper Son。1882至1943年間，《排華法案》的實施讓多數華裔移民都不得進入美國。不過，但凡有親戚已經定居美國的華人，可以在移民局仔細審查甄別後與家人團聚。許多華人在當年通過花錢購買身份文件，以其他人家庭成員的身份進入美國，也就是所謂的“紙⼉子” 或者“紙⼥兒”。
■ 前排是我與妹妹Junie，後排是大姐Annie、母親、二姐Fawn。
就像那時大部分華人移民一樣，除了經營雜貨店，父親也開了一家洗衣店，店面背後藏著一個小賭場。我們所在的哥倫布沒有幾戶華人，大家常常聚在一起打麻將。父親也做翻譯，他語⾔能力很好，時常會幫助那些不會講英語的新移民。
■ 中學時期的我（前排左五）。
小時候，孩⼦們都要給家裡的洗衣店和雜貨店做幫手。有一次，熨完上百件衣服後，我在⼼底發誓，絕不要一輩⼦做這種事。6歲時，鄰居家的小孩學踢踏舞，每節課學費1.5美元。起初，我在鄰居練舞時跟著她學。我實在太愛跳舞了，在洗衣房裡跳，在家⻔⼝的人行道上跳，父親總笑話我像個⼩小猴。萬幸的是我母親喜歡粵劇，當她意識到我有跳舞的天賦後，就開始勸說父親讓我去上課，古板的父親最終同意我學舞。
■ 1945年，俄亥俄州哥倫布，全家合影。
後來，我會跳舞這件事在哥倫布傳開了。常常有人對父親說：“她真的很可愛，可以請她來我們的俱樂部跳舞嗎？每次表演我們可以付你5美元。”那個時期，我在形形色色的俱樂部表演過，觀眾以美國白人為主，他們喜歡看一個可愛的華人小姑娘跳踢踏舞。
有一年暑假，我和姐姐Fawn一起去拜訪在華盛頓打拼的叔叔，他經營了一家叫 Casino Royal的華人戲院餐廳。餐廳舞臺規模很大，有專業樂隊和伴舞女孩，人們在音樂聲中搖晃身姿。臺下的觀眾中，有華盛頓的大人物。在這裡，我真正地迷上了舞臺。我問叔叔：“我想成為一名職業舞者，能不能來你這裡演出？” 叔叔笑著搖頭：“你還太年輕，等你16歲我們再商量吧。”
■ 青少年時期跳踢踏舞的我。
回到哥倫布，我卯足勁練舞，16歲時如約重返華盛頓。經過一番學習後，我開始在叔叔的華人餐廳表演。至今我依然能想起，“Limehouse Blues”是我跳的第一首曲。與此同時，我還被送去舞蹈學校培訓。在那裡，我學到如何俏皮地晃頭、如何性感地搖晃肩膀與臀部。他們說：“如果你想去更大的場子，你必須穿得更性感一點，至少要露出你的肩膀。在拉斯維加斯，收入會是現在的三倍，但你必須迎合觀眾……”
■ 我人生中的首張職業照，穿著母親給做的套裝。
就這樣，我開始構建一套⾃⼰的舞蹈風格。人⽣中第一套職業裝是母親給我做的。那是一身粵劇戲服的改良三件套：最外一層是中式夾克，第二層是摩洛哥式長袍，最裡面是一條桑巴裙，可以秀出大腿。我會先用中式舞蹈開場，緩緩褪下夾克後，再來一段美國式的搖擺舞，最後，穿著桑巴裙跳上一曲拉丁——這就是我最初的三幕舞。
父親則為我做了一個便攜掛衣架，可摺疊放到行李箱中。父親雖然嚴肅沉默，卻是一個心靈手巧的人，年輕時在中國學過木工。在掛衣架上，他設計了路牌的造型，上面寫著42街與百老匯——那是所有表演從業者的夢想之地。
■ 1945年，哥倫布本地報紙刊登了一篇關於我去華盛頓成為夜總會舞者的報道。
人們似乎都很喜歡我的新戲服與三幕舞。大約18-19歲時，我遇到一個經紀人，他說：“你很可愛，像箇中國娃娃，我想請你來我的舞團，你可以賺更多錢。不過，我們是一個豔舞（Burlesque）舞團。”在看了人生中第一場豔舞表演後，我對他說：“對不起，我做不到，穿這麼少，我會感冒的。”
那位經紀人笑著說：“你可以多穿幾層漂亮衣服，然後慢慢地脫。” 當他提出高達每週一千美元的酬勞後，我將猶豫拋諸腦後。
就這樣，我從一個愛跳踢踏舞的女孩走上了豔舞者的道路。不過，我從未認為自己僅僅是在跳豔舞，我設計形式各異的衣服，穿很多層，再伴隨著舞蹈將它們一一展示。我更願意把自己的表演視為一場時裝秀。
■ 我（中）和姐姐Fawn在舊金山華埠“成吉思汗”夜總會工作時期的合影。
姐姐Fawn是家裡第一個搬來舊金山的，父親在這裡有個開餐廳的朋友，他照顧姐姐的日常，還給她在企李街（Clay Street）的青年會（YMCA）找了一間房子。不久後，她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我於是很快踏姐姐的後塵搬來舊金山，並自此再未離開過。
■ 我在“成吉思汗”夜總會工作時的照片。
舊金山中國城有四五家夜總會，包括“成吉思汗”“大觀天台” “上海俱樂部”等。其中最大最有名的當屬Charlie Low開的紫禁城夜總會（Forbidden City Nightclub）。上述的華埠夜總會，我幾乎在每家都跳過2-3年的舞。
在上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夜總會並不被保守的華人群體接受，有些女孩甚至為此被家庭驅逐。萬幸的是，我開始跳舞時，人們已經開始慢慢接受了夜總會文化，我沒有受到嚴重的歧視。
我和姐姐每個⽉都給俄亥俄的家人寄錢，不久後，1947年，全家人都搬來了舊金山。
■ 1947年的全家合影。前排：妹妹Jeanie、姐姐Annie、父親、母親、同父異母的兄弟Joe；後排：姐夫Tommy Leong、姐姐Fawn、妹妹Junie、我、弟弟Jackie。
搬來舊金山後，⽗親到了退休的年紀，他決定圓他一生最大的夢想——帶全家人衣錦還鄉。然而，我和姐姐並不想去中國，父親很失望，但也表示理解，於是他帶著母親與其他弟弟妹妹踏上回國的渡輪。那時的父親並不知道，在那個特殊的時間點，家鄉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 1949年， 復活節，一家人合影，此時父母和小弟Jackie已回中國。
不久後，父親在家鄉去世。幾年後，我和姐姐通過聯絡香港的遠親，把媽媽和妹妹又接回美國。我的小弟弟Jackie更晚幾年才回美國，他在中國讀過書，成為家中這代中文最好的人。
媽媽和妹妹回到美國時，我和姐姐都已結婚。姐夫是出身名門的牧師，在中國城有很大影響力。
■ 我與第一任丈夫Sun Lowe出現在同張海報上。
我在“成吉思汗”工作時和我第一任丈夫相識。他的名字是Sun Lowe，人稱Sunny，那時，他是 “大觀天台”的歌手，人稱“華人辛納屈”（ 辛納屈是美國著名歌手和演員）。有一天，我下班後，他託人邀我去看他的演出，表演結束後，我們一起去吃了宵夜。後來，我和Sunny開始約會，並時常一起表演。有一年，Jadin Wong組織了一場巡演，最後一站是夏威夷。Jadin建議：“你倆要不要把婚禮安排在我們這裡？我們做一場婚禮主題的演出吧！”就這樣，我和Sunny在夏威夷夜總會里結了婚。
■ 紫禁城夜總會，中間舉杯的人是Charlie Low。
在“成吉思汗”和“大觀天台”工作的同時，“紫禁城夜總會”也開始聘用我。這家華埠最大的夜總會老闆Charlie Low和我說：“Coby，自從你來了以後，我們生意變得更好了，你帶給我生意最興隆的一次復活節！” 有時，我也會去拉斯維加斯表演幾周。
■ 1951年10月，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演出現場照。那時候，我已經生下女兒Shari。
■ 我與女兒Shari。
Shari打小就跟著我上路。我表演時，她就在酒店房間裡等我。Shari小時候，我帶她上過踢踏舞與芭蕾舞班，然而她對從事這行一點興趣也沒有。如今，她在夏威夷一家餐廳做了多年的財務。
■ 我，姐姐Fawn與姐夫Tommy帶著孩子們在夜總會合影。
■ 1953年的我。
幾年後，紫禁城夜總會老闆Charlie決定退休。他問我要不要買下他的夜總會，我說自己沒有那麼多積蓄，這話立即被Charlie否決了：“你當然有，那些錢我全都付給你了！現在你可以用上這筆錢了。” “可我不想把這些錢都付回給你。”“要不要問問你兄弟姐妹們的意見？”
■ 一家人在紫禁城夜總會門口的合影。
於是，我們幾個兄弟姐妹籌資買下了這家夜總會。我的弟弟Jackie在門口接客，他又高又帥，身穿燕尾服，笑盈盈地將客人們迎到桌前；家裡一位親戚負責彈鋼琴；我的妹妹是服務員，姐姐負責打理財務與後廚。孩子們放學後也來幫忙，洗碗、清掃桌面；我自然是負責編舞與跳舞。大姐的兒子Dennis和Daryl此時也長成美少年，他們經常作為我的舞伴同臺演出。我們的舞者除了華裔之外，也有日裔、韓裔和菲律賓裔。那一時期，我工作繁忙，晚上經營夜總會，白天排練節目，每六個星期就要更換一場節目，確保不失回頭客。
■ 我（前排中）與紫禁城夜總會其他舞者合影。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夜總會的生意是相當好的，一晚上有三場秀，分別發生在晚8點、10點與12點。那個時期，舊金山有被稱為“灰狗夜總會之旅”的旅遊大巴，每晚我們都會迎來三車客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來自美國各地的白⼈，他們從未見過華人⼥孩跳舞。
■ 1959年，紫禁城夜總會時期的我（左二）與客人。
我們的觀眾中也有許多本地的大人物，比如政府要員、華埠公所的人，或者造訪舊金山的名人。美國爵士樂之父路易·阿姆斯特朗的太太看了我的表演後對我說：“親愛的，你可比吉普賽還要吉普賽！” 。那個時期，我的稱號有很多，“華人跳舞娃娃”“華人吉普賽玫瑰”（注：吉普賽玫瑰李Gypsy Rose Lee是當時知名的白人豔舞者）。除了夜總會，我還在中國城經營過一家酒吧。
■ 紫禁城夜總會時期的家庭合影。前排從左至右依次是我、女兒Shari、姐姐Fawn，後排左一、左二是Fawn的兒⼦Dennis與Daryl。
■ 我在紫禁城夜總會的表演。
夜總會的興旺持續了幾年。當舊金山白人舞者Carol Doda解開胸罩，正式掀開夜總會脫衣舞風潮之後，華埠夜總會的生意漸漸衰退了。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們一家決定關掉紫禁城夜總會。
■ Coby在加拿大大Marco Polo夜總會演出時期留下的影樓照。
上世紀70年代，我搬離舊金山，在灣區的San Pablo定居，從事服裝設計，也會作為一個舞者去各地巡遊，拉斯維加斯、夏威夷、加拿大、新加坡，等等。
■ ⼥⼉Shari、我的母親和我。
前文講過，我的母親是⼀位粵劇戲迷，有基本的舞臺經驗，懂得如何做華美的頭飾。我無法欣賞母親在廚房裡哼唱過的那些粵曲，但卻始終迷戀中式戲服的美。母親當年給我做的第一套戲服，是我一生中服裝設計的靈感來源。她教我如何剪裁旗袍的領口，如何給粵劇頭飾選擇修飾與花邊。我開始做衣服之後，將她的設計風格改良，增加了更多西式美學元素。
■ 我與廣東的遠親。
中國改革開放後，1980年左右，我和姐姐Fawn與⼥⼉Shari一起，第一次來到了父親的故鄉。我們先到香港，再到廣東臺山。一路上我總在流淚，一方面想到父親心裡難過，另一方面是無法理解廣東的親戚們為何與我們的待遇不同——他們不能上我們的轎車，也無法在同一地點和我們用餐。
■ 姐姐Fawn與廣東的親戚們。
■ 姐姐Fawn坐在父親故居的床上。
■ 女兒Shari在廣東故鄉，她是那次旅行的攝影師。
■ 90年代的家庭合影。前排從左至右依次是我、母親和Sue Dee；後排從左至右依次為妹妹Jeanie、妹妹Junie、弟弟Jackie、姐姐Fawn、姐姐Annie和另一個同父異母的兄弟Jason。
上世紀90年代末，我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在度過一段難熬的時間後，我開始頻繁地去各種社區中⼼跳交誼舞。遇到Stephen是在一個可以跳舞的pizza餐廳，那年我剛滿70歲，雖然他比我年輕近 20歲，但我最初對他沒什麼好印象。
■ 我與Stephen初相識的時期。
好在Stephen舞跳得好，又有音樂天賦，我們成為了彼此的舞伴。後來Stephen總對別人說我們當年是一見鍾情，但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辭。對我來說，喜歡上他可能是在相識的1-3個月後，有次他來到我家，在臨走前認真地幫我洗了茶壺。我忽然意識到這個邋遢鬼其實是個細緻的人，這個溫暖的細節讓我動了情。
■ 我與Stephen在家中的自拍照。
Stephen沒有得體的衣櫥，我成了他的造型師，只要一同外出，我們從頭到腳都是我做的情侶裝。除了對跳舞的熱情，我們幾乎沒有什麼共同點。然而，和Stephen在一起後，我發覺跳舞變成了一件真正快樂的事，再也不是一份辛苦的工作。我們想什麼時候跳就什麼時候跳，想去哪就去哪，在遊輪上，在各種舞池中。
■ Stephen製作的拼貼圖，他將我們的合影放置在內華達⼭脈的⾄⾼點。
2015年，我第一次受邀在拉斯維加斯的“豔舞名人堂”（Burlesque Hall of Fame）演出。在此之前，我並不願意談論自己曾經的豔舞生涯。那次表演之後，我意識到，到了這把年紀，談論過去或許沒什麼大不了的。況且⼈們總說，一切都會在拉斯維加斯發生。
■ Stephen、我、楊圓圓、卡羅·那瑟斯於2019年6月在拉斯維加斯的合影。
2018年，我在拉斯維加斯遇到了一個名叫楊圓圓的中國紀錄片導演。我沒料到，這個二十來歲的中國女孩如此執著，竟一路找到我們在San Pablo的家，我被她的真摯與勇氣打動，一口氣給她講了幾個小時的故事。
■ 《相愛的柯比與史蒂芬》（Coby and Stephen Are in Love)，電影劇照，導演：楊圓圓+卡羅·那瑟斯，2019年，片長：30分41秒。
後來，我與Stephen和舊金山的一群朋友跟著楊圓圓，從美國來到古巴，並在2019年9月來到中國上海，參加了楊圓圓組織的名為“交錯劇場”的演出。上次來中國，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和圓圓在一起時，我們常常會忘記彼此的年齡……她正在對20世紀海外粵劇戲臺、電影片場與夜總會場景中的華裔女性進行研究，並同時拍攝電影。她與卡羅·那瑟斯（Carlo Nasisse）合導的電影短片《相愛的柯比與史蒂芬》於2019年9月在美國的電影節首映。目前，她另一部關於華裔舞者的長片仍在繼續。
■ 《相愛的柯比與史蒂芬》，電影預告片，導演：楊圓圓+卡羅·那瑟斯，2019年，⽚長：30分41秒。
閱讀更多 在人間living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