鉤沉|老舍和他“住的夢”

1936年夏天,37歲的老舍辭去了青島國立山東大學的教職,成了一名“全職作家”。那年,以北京洋車伕為主角的長篇小說《駱駝祥子》殺青面世。這距離他第一部“京味”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發表剛好10年,此時的老舍居於青島黃縣路12號。


老舍是個地道的“老北京”。而中青年時期豐富的履歷讓他分別在倫敦、新加坡、濟南、青島等地求職和居住過。在這10年中,他居住和生活過的寓所不下10處。光是英國倫敦就有4處,其中位於倫敦西部荷蘭公園區聖詹姆士花園街31號的那座黑色3層小樓,還在1998年年底,被英國文化部正式列為倫敦“名人故居”。
也是在這10年中,他的作品《二馬》《小坡的生日》《濟南的冬天》等都帶著對居住地環境和文化碰撞的體悟。
當然,老舍最熟稔的人和事還是在北京。寫《駱駝祥子》前,有一位友人與老舍閒談,聊起自己在北平時曾用過的一個人力車伕,那人買車賣車,前後三起三落,到末了還是食不飽腹,居無定所。老舍當即獲得靈感,擬寫一篇小說,因為話題中的北平、車伕、窮人都是他了如指掌的。對於北平的熟,他信手拈來道:
“我生在北平,那裡的人、事、風景、味道,和賣酸梅湯、杏仁茶的吆喝聲,我全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完整得像一張色彩鮮明的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膽地描畫它。它是一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能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兒來。”
至於人力車伕和窮人,在老舍早年的親戚、朋友和鄰里圈裡可謂比比皆是。

出生在北京城內一條窄小衚衕裡的老舍,可謂生不逢時,不惑之年的母親在艱難生下這個末子的第2年,身為八旗軍護軍的丈夫,為抵禦“八國聯軍”入城,在守護京城正陽門的戰役中喋血殉國了。寡母帶著未成年的4個孩子艱難度日。
7歲那年,老舍遇到了“善人”劉叔。劉叔一生樂善好施,常救助窮人。老舍的曾祖母曾在劉府當過女傭,劉叔感念這份舊情,專程來到舒家,把童年的老舍送進了一所改良版的私塾接受教育,並負擔了他的全部學費。後來,勤勉的優等生老舍一舉考取了極難考上的公費師範生,入讀北京師範學校。學費、膳食和校服全免,無疑讓這個極貧家庭喜上眉梢。5年後,19歲的老舍成為小學校長,還因工作成績突出被任命為京師郊外北區專司學務管理的“勸學員”。兩年後,為窮人做有益事的理想讓他放棄了這份“肥差”,轉而入教會從事普及大眾教育的工作。25歲那年,他經人引薦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中文教師,並在那裡連續工作5年。回國後的他先後在濟南和青島的大學任教。

鉤沉|老舍和他“住的夢”

北京老舍故居(紀念館)——“丹柿小院”院內
生於窮巷、長於窮巷,為窮巷大眾服務的心,驅使老舍在寫《駱駝祥子》前,做了大量的功課,如通過信函、走訪等方式,向生活在北平的朋友、同學等請教,向做過洋車伕的哥哥、表哥討教。加之他常年對洋車伕群體的觀察,故而能瞭解他們的內心,感悟他們的艱難。
他早年在英國教學之餘的練手之作《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就是他長期浸潤於京城底層生活的積累。前者描寫了京城裡身兼商人、教員和軍人的市儈老張,為滿足金錢佔有慾,活活拆散兩對熱戀青年的悲劇故事;後者描寫的則是北京城裡大學生們的眾生相,其中既有渾渾噩噩者,又有為非作歹者,也有立志上進、捨身濟世者。
待到他從歐洲歸來,又在國內多所大學擔任文科教職後,閱歷和文化的碰撞讓他的思想更趨豐滿。《駱駝祥子》中不擅言談的祥子,以健康朝氣出場,經歷了買車賣車的起起落落後,生性正能量的壯小夥,在社會的擠壓中人性扭曲,以靈魂崩潰結局。而虎妞,是又一個讓讀者過目不忘的形象,老舍通過對北平個性化方言的“長袖善舞”,使這位既害了祥子,自身又是受害者的市儈女子,活現於讀者眼前。《駱駝祥子》也被譽為現代庶民文學永不褪色的經典大作。


在《駱駝祥子》面世的次年,中華民族全民抗戰開始了。老舍辭別妻小,隻身前往武漢,並在1938年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被推選為總務部主任,全面負責該組織的各項會務開展。7年中,他協調文藝界各派力量在後方共同致力於抗戰。
在繁忙的會務間隙,他又先後完成了長篇小說《火葬》和《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偷生》、第二部《惶惑》等。以寫小說見長的老舍,此時為動員全民一致抗戰,深感戲劇、曲藝等藝術門類對於鼓舞民眾更具有普及性和感召力,於是他又不遺餘力拓展自己的創作門類,誕生了多部相聲和話劇,還曾與梁實秋搭檔,在北碚各機關團體勞軍晚會上自告奮勇表演相聲。
他領導協會多年為抗戰奉獻的勇氣,感動了各方朋友。1944年,重慶各界特為他慶賀45歲生日暨從事文學創作20週年,黃炎培、沈鈞儒、邵力子等各界數10位翹楚到會祝賀,郭沫若在贈給老舍的祝詞中寫道:“20年文章入冠,我們獻給你一頂月桂之冠。”老舍因大家的讚揚而倍感鼓勵,他在會上泣不成聲地應道:“20年,歷盡艱苦,很不容易,但是拉洋車做小工也不容易,我定要用筆寫下去,寫下去。”
抗戰前中期,老舍隻身在重慶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務工作,寄居於北碚區城中心的一棟屋內,此屋系1940年5月林語堂攜家眷由美返國定居時所購。不久,奉命出國的林語堂,在臨行前將整棟物業贈給“抗敵協會”作辦公用房。老舍就在該屋辦公兼居住,直至完成抗戰使命返京。因當時屋內鼠患不絕,經常拖走書稿,偷食啃物,故被老舍無奈地取名“多鼠齋”。1943年年底,他的夫人和孩子們由北平輾轉來到他的身邊,一家人分別多年後得以團聚。

在戰時陪都重慶與老鼠為伴數年後,老舍寫下了隨筆《住的夢》,他在開篇寫道:
“在北平與青島住家的時候,我永遠沒想到過:將來我要住在什麼地方去。在樂園裡的人或者不會夢想另闢樂園吧。在抗戰中,在重慶與它的郊區住了6年。這6年的酷暑重霧,和房屋的不象房屋,使我會作夢了。我夢想著抗戰勝利後我應去住的地方。 不管我的夢想能否成為事實,說出來總是好玩的……”
既然是“住的夢”,當然可以天馬行空地規劃理想中的居所。綜合各地物候的考量,老舍按四季輪迴分別擇地方做夢。春天,老舍想要住在杭州。因為20年前到過杭州的他,雖然只住了兩天,但在西湖上看見的嫩柳與菜花,碧浪與翠竹,讓他可以斷定杭州的春天必定是生活在詩情畫意中的。夏天,他認為都江堰的青城山是最理想的地方。該地方雖無奇峰巨瀑,也沒有多少古寺與勝蹟,可是在老舍看來,它的幽靜足已拴住心靈,它的綠色已足使人感到這是仙人所應住的地方了。即便是做夢,也念念不忘寫作這一頭等大事。老舍還想著在青城山住上一個夏天,必能寫出一部10萬到20萬字的小說。冬天,老舍鍾情的是成都或昆明。相比成都的舊書鋪和小吃,讓他覺著在昆明光看花而無書讀似乎差了點什麼。總之,文人讀書那點事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小覷,而北平毫無懸念地成了他秋天的理想居所,對鄉情的眷念讓老舍把天堂的美譽毫無懸念地賜給了秋天的北平:

“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麼樣子,我不曉得,但是從我的生活經驗去判斷,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論天氣,不冷不熱。論吃食,蘋果,梨,柿,棗,葡萄,都每樣有若干種。至於北平特產的小白梨與大白海棠,恐怕就是樂園中的禁果吧,連亞當與夏娃見了,也必滴下口水來!果子而外,羊肉正肥,高粱紅的螃蟹剛好下市,而良鄉的栗子也香聞十里。論花草,菊花種類之多,花式之奇,可以甲天下。西山有紅葉可見,北海可以划船——雖然荷花已殘,荷葉可還有一片清香。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沒有一項不使人滿意的。即使沒有餘錢買菊吃蟹,一二毛錢還可以爆二兩羊肉,弄一小壺佛手露啊!”

鉤沉|老舍和他“住的夢”

北京老舍故居(紀念館)室內陳列
地方選定後,自然要規劃一番房屋的佈局和功能:
“一所中式的小三合房,自己住三間,其餘的留給友人們住。房後起碼是二畝大的一個花園,種滿了花草;住客有隨便折花的,便毫不客氣的趕出去。”
文章最後,老舍特別強調:
“各處的小宅,不管是什麼材料蓋成的,一律叫作“不會草堂”——在抗戰中,開會開夠了,所以永遠“不會”。 那時候,飛機一定很方便,我想四季搬家也許不至於受多大苦處的。假若那時候飛機減價,一二百元就能買一架的話,我就自備一架,擇黃道吉日慢慢地飛行。”
抗戰的日子讓中國人特別嚮往安居樂業的日子,過了6年會場與居家合二為一的日子,讓老舍連做夢都渴望擁有一張安靜的書桌。
抗戰結束,卸下“會務”後的老舍繼續《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的創作,並應邀到美國去講學。近百萬字的《四世同堂》是老舍一生中所創作的規模最大的一部小說。這部以抗戰為時代背景的作品,發生在北平這座古城中一條叫作“小羊圈”的小衚衕中, “亡國奴”們含悲忍痛地生活在高懸著“太陽旗”的北平城,那些善良無辜的小巷市民,沒有一家能夠倖免於大大小小的災難,眾多有愛國心的市民,或消極避禍、息事寧人,或逐漸遁入“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苟且狀態。為此,老舍憂心忡忡地寫道:


“這個文化也許很不錯,但是他有顯然的缺陷,就是,他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躪,以至於滅亡。會引來滅亡的,不論是什麼東西或道理,總是該及時矯正的。北平城已經亡了,矯正是否來得及呢?”
他把《四世同堂》定義為“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
1949年年底,老舍由美國回到故鄉北京。他愛北京的秋天,也愛北京的小衚衕。不久,他購下了東城區燈市口西街豐富衚衕19號的小院,這裡也是他生命中最後16年的居所。小院是典型的北京二進三合院,與他抗戰後期“住的夢”相當吻合,院中有正房3間,西間為客廳,東間是夫人的臥室兼畫室,西耳房是老舍自己選定的臥室兼書房,他說這是全院中最安靜的地方。這也正是他夢想的 “不會草堂”。數年後,熱愛花草的老舍先生在這個小院中親手栽下了兩棵柿子樹,每到秋天,沉甸甸的柿子讓小院別有風景,夫人胡絜青美其名曰:“丹柿小院”。他還在這個小院裡寫下了《龍鬚溝》《茶館》等作品以及未竟稿長篇小說《正紅旗下》。
1999年2月,小院被掛牌“老舍紀念館”對外開放,在老舍生前最後的故居里可看到《四世同堂》在國內外的各種版本、1936年《駱駝祥子》的手寫稿,還能看到北京市人民政府1950年頒發給老舍先生“人民藝術家”的獎狀。

(作者系宋慶齡陵園管理處副處長、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理事、九三學社上海文化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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