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1937年，日軍侵我中華，10月濟南岌岌可危。
時任山東省立圖書館的館長王獻唐，預感到館內珍藏的大量珍貴文物書籍，如不迅速轉移，將落入日軍之手或毀於戰火。轉移到哪裡去呢？王獻唐頗費思量。最後，王獻唐覺得轉移到曲阜孔府較為安全，這是考慮到日本也有尊孔的習俗，短期內曲阜不致遭遇戰火，這裡應是山東最安全的地方。王獻唐立即與孔德成取得聯繫，孔德成深明民族大義，深知文物之珍貴，不顧危險，慷慨應諾。
王獻唐馬上派圖書館的編藏部主任屈萬里，擔當這批文物的押運任務。屈萬里辭別家人，冒著槍林彈雨，置生死與度外，經兗州到曲阜，將文物藏於孔府內。屈萬里是山東魚臺人，與孔德成同在“孔孟之鄉，禮儀之邦”，很容易地進行溝通。
后王獻唐又將另一批珍貴文物從濟南運抵曲阜。計古籍善本438種2659冊，名人字畫143種182件（軸），金石器物734件。後來，王獻唐與屈萬里又攜文物離曲阜，經鄭州抵漢口，轉宜昌、渡三峽、入萬縣，最後到達四川歌樂山，才算暫時安頓下來。
1937年12月，時局越來越緊張，日軍逼近山東。
蔣介石急電韓復榘，退出山東時，一定要帶著孔德成，不能使孔德成落到日本人手裡。韓復榘又電告駐兗州的二十二師師長孫桐萱，令他馬上帶孔德成南下。本來，省政府先前打算遷曲阜抵擋一陣，但局勢發展緊急，容不得再等，只能儘快南遷。
孫桐萱接電後，當夜十點鐘趕到孔府，找到孔德成，告訴他：日本人快過黃河了，請你馬上處理一下家中的事務，立刻動身南遷。並說，這是中央的命令，沒有商量的餘地。同時派了四個護兵跟著他，怕他藏起來。
劉長厚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孔德成想不通，祖廟無人奉祀，家中無人代理，夫人懷孕在身，路途不便，擺出瞭如此等等不願離家的理由。孫桐萱對他是隻有快走一條路，走便好，不走也要強走。孔德成無可奈何，只好喊起孔霅光來，說明中央來意，拜託其大叔掌握府內外一切家務，代理奉祀官。讓其伯母袁氏分擔內務，重大問題由族長、四十員、老師莊陔蘭、王毓華協商辦理，直到四點多鐘孫桐萱急著走，孔德成才草草收拾，帶著夫人，兩個女僕，兩個男僕陳景榮、吳建章，老師呂金山，秘書李炳南上汽車走了。日後來信說在路上生了個女孩，起名維鄂，達重慶又生一男孩起名維益。”（劉長厚《孔子嫡派後裔孔德成》1980年10月6日撰文）
1938年1月孔德成內遷武漢，國民黨軍委和文化界行動委員會舉行歡迎會，印維廉發表《從孔德成南來說到孔子民族的思想》一文。該文推崇孔子“是中國文化的盟主，每一箇中國人都應該尊孔。”並稱“孔子的民族思想，一直到現在還不曾喪失了他的時代精神。”
在武漢，孔德成發表了抗日宣言。後武漢陷落，又轉往重慶，被安排到這個戰時“陪都”裡。蔣介石特在歌樂山為其修建了奉祀官府，並且讓他參加國民黨參政會。
1946年抗戰結束後，9月初，孔德成遷往南京，住在琅琊路五號一座二層樓房裡。同時，在南京還設有孔德成的“奉祀官辦事處”，辦事處設在中華門裡一巷子裡，辦事處主任是他的老師呂今山，秘書由他的私人秘書李炳南兼任，庶務由夫人孫琪芳的表兄陳壯飛掌管，會計是梅慕賢，稍後一些時候到南京的王毓華老師也算作辦事處職員，還有從重慶帶去的廚師張同治。在南京，孔德成除了是國民政府委任的“特任大成至聖奉祀官”外，還是一位“國大代表”。雖是代表，但每次開會，無論好話壞話，從來沒人聽他講過什麼……
曲阜方面。在孔德成走後，孔府的府務有孔令煜代管。
孔令煜，字霅光，號一庵。孔德成結婚的時候，孔令煜擔任喜事總理。他曾就讀於山東省優級師範學堂，歷任山東省運河船捐局局長，山東省財政廳科長等職。1937年6月，他由濟南搬來孔府的紅萼軒居住。
1946年1月，曲阜第一次解放。孔府成立了“孔府工人會”，會員有一百多人，正、副會長由全體差役、工人推選產生。這時，孔府的代理人孔霅光仍住在孔府主持工作，每逢有重大事情，工會與他商量決定行事。政府為了滿足廣大群眾的要求，對孔廟、孔府、孔林實行開放。併成立了孔子祀田整理委員會，負責孔府祀田的普查、清理工作，將祀田重新登記造冊，貫徹減租減息的政策。
1947年3月，解放軍撤離曲阜。5月，孔德成偕夫人孫琪芳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回到孔府後，他立即召開了全體管事人員會，有人建議將解放軍佔曲阜時使行的減租減息，反攻倒算，孔德成堅決不同意。為了防止管事人員私自去找佃戶退糧，又把這個決定寫成佈告在曲阜張帖。
佈告說：“取消收租中的‘鬥尖’、‘地皮’、‘合子糧’等剝消制度，減輕佃戶的負擔。這部分收入原屬傭人管莊人員，所以對相應規定管莊人員糧食按原額由孔府糧庫內支發。二、銷燬過去打人的皮鞭、大板、黑紅棍等刑具。三、取消各佃戶莊的集市稅收。四、外省外縣的土地移交當地政府管理。本縣祀田作為辦理博物院基金……”（《孔府檔案》八九二八）
這次回曲阜，孔德成對“代理奉祀官”孔霅光的工作並不滿意，因此，決定予以罷免。據說，孔霅光主持府務時“獨斷專行，大吃大喝”。孔霅光不服，“酒後在西花廳大吵大鬧，孔德成也只能好言好語安撫了事。”（王謙等：《大家族傳》山東友誼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同時，孔德成還囑咐府人“霅光欲行，可令其速走。唯行時可時加監督，以免有損公物。”（《孔府檔案》八九二七）
孔德成決定成立“府務委員會”，管理孔府的日常事務，並召開了第二次府務委員會會議。
府務委員會下設：秘書處，會計處，總務處，庶務處，招待處，承啟處，林廟供應處，林廟管理處，祀田徵收處等。取消了以前各廳、房的公府官衙制度，改為行政機關制度。同時對所有孔府人員進行了全面調整，制訂了各項制度，其中包括8小時工作制。實行祀田收租制度的改革。
府務委員會的主任是孔靈叔，秘書是孔思庭、孔純潔，以後又增加孔瑞泉、孔雨含等人。如有重要事情，可以直接請示南京孔德成，一般事情可以通過府務會議商定解決。如遇有關孔廟、孔林祭祖問題，以及孔氏家族問題，再請孔庭族長孔傳塏和孔廟三等首領官孔廣沾等人，共同商議解決。
當時，因形勢所迫，孔德成並沒有打算在曲阜長住下去，只是處理完府務後，又匆匆地離開了家鄉。孰料，這一別竟是永遠的訣別，此後，再也沒有來過家鄉。
1947年，離開曲阜不久的孔德成，大概看到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呈落日遲暮之勢，開始擔心起孔廟、孔府珍藏的文物古器來。他連連呈文內政部，函請轉呈行政院轉飭山東省政府，撥車將曲阜聖廟的禮樂古器裝運南京，待形勢定局，再作進一步安排。
曲阜方面。孔靈叔接到孔德成指示，也開始忙活起來，把文物古器整理裝箱，準備發運。共裝：五供五箱，十供十箱，博鍾一箱，特鍾一箱，特磬一箱，編鐘八箱，編磬四箱，歷代衣冠一箱，擊蛇笏、象牙笏各一件（在前箱內），歷代文卷共三箱……。編號造冊，加封上鎖，運往兗州，準備由兗州用火車轉運南京。
孔靈叔抓緊發電與兗州第十綏靖區司令官李玉堂聯繫，以儘早辦妥運送事宜。孔靈叔電文道：“本府存有商周十貢及歷代樂器均為祀聖重要文物，為數不甚少，擬於最近期內裝箱運京，以策安全。……貴總司令察照，設法拔付鐵皮火車一輛，以便派員押運赴京。妥為保存。是否可行，請示覆為荷。”（《孔府檔案》八九三О）
李玉堂很快覆電：“祀聖重要古物核與軍運條例不符，此項運費無法列入軍運費報銷。”（同上）李玉堂以不符合軍運條例為由，未予安排火車皮。孔靈叔沒有辦法，只好“押運古物赴兗州送天主堂保存。”（《孔府檔案》八九二九）
1948年6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曲阜。1948年，兗州解放，7月13日解放軍查獲法國天主教堂的這批物品，經查實屬孔府所有。為安全起見，將其中二十多箱貴重文物，如“十供”、“五供”等，用大馬車運往東部老根據地，其餘運回孔府。
不久，山東省人民政府派張雲天、陸大荒、李季陶等專家陸續對這些文物進行鑑定，曲阜縣文教科科長王新臺派人協助清點，並進行造冊登記。濟南解放後，又將這二十多箱文物運往濟南。抗美援朝戰火燃起後，為保障安全，將這批文物又保藏在千佛山石洞中，直到1955年才又重新運回曲阜。
1949年，蔣介石兵敗大陸，退到臺灣。他走的時候，運走了大批黃金和文物珍寶。孔德成是孔子的第77代嫡孫，在他身上承襲著孔子的神聖血脈，而被視為“國之重寶”，理所當然地被帶到了臺灣。孔德成離開大陸的時候，還不到30歲。時間一晃，半個世紀過去了，海峽阻隔，音信難通，這一別竟成了永別。
漫長的孔氏家族史上，又出現了一位客死異土他鄉的孔子嫡系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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