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1937年，日军侵我中华，10月济南岌岌可危。
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馆长王献唐，预感到馆内珍藏的大量珍贵文物书籍，如不迅速转移，将落入日军之手或毁于战火。转移到哪里去呢？王献唐颇费思量。最后，王献唐觉得转移到曲阜孔府较为安全，这是考虑到日本也有尊孔的习俗，短期内曲阜不致遭遇战火，这里应是山东最安全的地方。王献唐立即与孔德成取得联系，孔德成深明民族大义，深知文物之珍贵，不顾危险，慷慨应诺。
王献唐马上派图书馆的编藏部主任屈万里，担当这批文物的押运任务。屈万里辞别家人，冒着枪林弹雨，置生死与度外，经兖州到曲阜，将文物藏于孔府内。屈万里是山东鱼台人，与孔德成同在“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很容易地进行沟通。
后王献唐又将另一批珍贵文物从济南运抵曲阜。计古籍善本438种2659册，名人字画143种182件（轴），金石器物734件。后来，王献唐与屈万里又携文物离曲阜，经郑州抵汉口，转宜昌、渡三峡、入万县，最后到达四川歌乐山，才算暂时安顿下来。
1937年12月，时局越来越紧张，日军逼近山东。
蒋介石急电韩复榘，退出山东时，一定要带着孔德成，不能使孔德成落到日本人手里。韩复榘又电告驻兖州的二十二师师长孙桐萱，令他马上带孔德成南下。本来，省政府先前打算迁曲阜抵挡一阵，但局势发展紧急，容不得再等，只能尽快南迁。
孙桐萱接电后，当夜十点钟赶到孔府，找到孔德成，告诉他：日本人快过黄河了，请你马上处理一下家中的事务，立刻动身南迁。并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同时派了四个护兵跟着他，怕他藏起来。
刘长厚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孔德成想不通，祖庙无人奉祀，家中无人代理，夫人怀孕在身，路途不便，摆出了如此等等不愿离家的理由。孙桐萱对他是只有快走一条路，走便好，不走也要强走。孔德成无可奈何，只好喊起孔霅光来，说明中央来意，拜托其大叔掌握府内外一切家务，代理奉祀官。让其伯母袁氏分担内务，重大问题由族长、四十员、老师庄陔兰、王毓华协商办理，直到四点多钟孙桐萱急着走，孔德成才草草收拾，带着夫人，两个女仆，两个男仆陈景荣、吴建章，老师吕金山，秘书李炳南上汽车走了。日后来信说在路上生了个女孩，起名维鄂，达重庆又生一男孩起名维益。”（刘长厚《孔子嫡派后裔孔德成》1980年10月6日撰文）
1938年1月孔德成内迁武汉，国民党军委和文化界行动委员会举行欢迎会，印维廉发表《从孔德成南来说到孔子民族的思想》一文。该文推崇孔子“是中国文化的盟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尊孔。”并称“孔子的民族思想，一直到现在还不曾丧失了他的时代精神。”
在武汉，孔德成发表了抗日宣言。后武汉陷落，又转往重庆，被安排到这个战时“陪都”里。蒋介石特在歌乐山为其修建了奉祀官府，并且让他参加国民党参政会。
1946年抗战结束后，9月初，孔德成迁往南京，住在琅琊路五号一座二层楼房里。同时，在南京还设有孔德成的“奉祀官办事处”，办事处设在中华门里一巷子里，办事处主任是他的老师吕今山，秘书由他的私人秘书李炳南兼任，庶务由夫人孙琪芳的表兄陈壮飞掌管，会计是梅慕贤，稍后一些时候到南京的王毓华老师也算作办事处职员，还有从重庆带去的厨师张同治。在南京，孔德成除了是国民政府委任的“特任大成至圣奉祀官”外，还是一位“国大代表”。虽是代表，但每次开会，无论好话坏话，从来没人听他讲过什么……
曲阜方面。在孔德成走后，孔府的府务有孔令煜代管。
孔令煜，字霅光，号一庵。孔德成结婚的时候，孔令煜担任喜事总理。他曾就读于山东省优级师范学堂，历任山东省运河船捐局局长，山东省财政厅科长等职。1937年6月，他由济南搬来孔府的红萼轩居住。
1946年1月，曲阜第一次解放。孔府成立了“孔府工人会”，会员有一百多人，正、副会长由全体差役、工人推选产生。这时，孔府的代理人孔霅光仍住在孔府主持工作，每逢有重大事情，工会与他商量决定行事。政府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对孔庙、孔府、孔林实行开放。并成立了孔子祀田整理委员会，负责孔府祀田的普查、清理工作，将祀田重新登记造册，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
1947年3月，解放军撤离曲阜。5月，孔德成偕夫人孙琪芳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回到孔府后，他立即召开了全体管事人员会，有人建议将解放军占曲阜时使行的减租减息，反攻倒算，孔德成坚决不同意。为了防止管事人员私自去找佃户退粮，又把这个决定写成布告在曲阜张帖。
布告说：“取消收租中的‘斗尖’、‘地皮’、‘合子粮’等剥消制度，减轻佃户的负担。这部分收入原属佣人管庄人员，所以对相应规定管庄人员粮食按原额由孔府粮库内支发。二、销毁过去打人的皮鞭、大板、黑红棍等刑具。三、取消各佃户庄的集市税收。四、外省外县的土地移交当地政府管理。本县祀田作为办理博物院基金……”（《孔府档案》八九二八）
这次回曲阜，孔德成对“代理奉祀官”孔霅光的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决定予以罢免。据说，孔霅光主持府务时“独断专行，大吃大喝”。孔霅光不服，“酒后在西花厅大吵大闹，孔德成也只能好言好语安抚了事。”（王谦等：《大家族传》山东友谊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同时，孔德成还嘱咐府人“霅光欲行，可令其速走。唯行时可时加监督，以免有损公物。”（《孔府档案》八九二七）
孔德成决定成立“府务委员会”，管理孔府的日常事务，并召开了第二次府务委员会会议。
府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会计处，总务处，庶务处，招待处，承启处，林庙供应处，林庙管理处，祀田征收处等。取消了以前各厅、房的公府官衙制度，改为行政机关制度。同时对所有孔府人员进行了全面调整，制订了各项制度，其中包括8小时工作制。实行祀田收租制度的改革。
府务委员会的主任是孔灵叔，秘书是孔思庭、孔纯洁，以后又增加孔瑞泉、孔雨含等人。如有重要事情，可以直接请示南京孔德成，一般事情可以通过府务会议商定解决。如遇有关孔庙、孔林祭祖问题，以及孔氏家族问题，再请孔庭族长孔传垲和孔庙三等首领官孔广沾等人，共同商议解决。
当时，因形势所迫，孔德成并没有打算在曲阜长住下去，只是处理完府务后，又匆匆地离开了家乡。孰料，这一别竟是永远的诀别，此后，再也没有来过家乡。
1947年，离开曲阜不久的孔德成，大概看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呈落日迟暮之势，开始担心起孔庙、孔府珍藏的文物古器来。他连连呈文内政部，函请转呈行政院转饬山东省政府，拨车将曲阜圣庙的礼乐古器装运南京，待形势定局，再作进一步安排。
曲阜方面。孔灵叔接到孔德成指示，也开始忙活起来，把文物古器整理装箱，准备发运。共装：五供五箱，十供十箱，博钟一箱，特钟一箱，特磬一箱，编钟八箱，编磬四箱，历代衣冠一箱，击蛇笏、象牙笏各一件（在前箱内），历代文卷共三箱……。编号造册，加封上锁，运往兖州，准备由兖州用火车转运南京。
孔灵叔抓紧发电与兖州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联系，以尽早办妥运送事宜。孔灵叔电文道：“本府存有商周十贡及历代乐器均为祀圣重要文物，为数不甚少，拟于最近期内装箱运京，以策安全。……贵总司令察照，设法拔付铁皮火车一辆，以便派员押运赴京。妥为保存。是否可行，请示复为荷。”（《孔府档案》八九三О）
李玉堂很快复电：“祀圣重要古物核与军运条例不符，此项运费无法列入军运费报销。”（同上）李玉堂以不符合军运条例为由，未予安排火车皮。孔灵叔没有办法，只好“押运古物赴兖州送天主堂保存。”（《孔府档案》八九二九）
1948年6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曲阜。1948年，兖州解放，7月13日解放军查获法国天主教堂的这批物品，经查实属孔府所有。为安全起见，将其中二十多箱贵重文物，如“十供”、“五供”等，用大马车运往东部老根据地，其余运回孔府。
不久，山东省人民政府派张云天、陆大荒、李季陶等专家陆续对这些文物进行鉴定，曲阜县文教科科长王新台派人协助清点，并进行造册登记。济南解放后，又将这二十多箱文物运往济南。抗美援朝战火燃起后，为保障安全，将这批文物又保藏在千佛山石洞中，直到1955年才又重新运回曲阜。
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到台湾。他走的时候，运走了大批黄金和文物珍宝。孔德成是孔子的第77代嫡孙，在他身上承袭着孔子的神圣血脉，而被视为“国之重宝”，理所当然地被带到了台湾。孔德成离开大陆的时候，还不到30岁。时间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海峡阻隔，音信难通，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漫长的孔氏家族史上，又出现了一位客死异土他乡的孔子嫡系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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