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院士鄧中翰:新型舉國體制,解決“卡脖子”問題

中國工程院院士鄧中翰:新型舉國體制,解決“卡脖子”問題

長江日報-長江網訊(記者華智超)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新型舉國體制“新”在哪裡?怎麼解決“卡脖子”問題?長江日報-長江網記者就此採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鄧中翰。

中國工程院院士鄧中翰:新型舉國體制,解決“卡脖子”問題

(圖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鄧中翰 記者史偉 攝)

解決“卡脖子”問題不是一個企業的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事

記者:您是中星微集團創建人,成功地開發出中國第一個打入國際市場的“星光中國芯”。您如何看待芯片研發中的制度因素?

鄧中翰:芯片產業對於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具有關鍵作用,也是容易發生“卡脖子”的領域。它不是一個人的事情,也不是一個企業的事情,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事情。

芯片是網絡信息產業的“心臟”。“得芯片者得天下”,能否開發出具有超高運算能力、符合市場需求的芯片,已成為網絡信息產業豪強爭霸的關鍵。

總體上,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較,芯片產業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未來我們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需要不斷趕超,特別是在芯片自主可控、國家安全、信息安全領域裡需要更多自主創新的芯片成果。

不過,芯片不同於其他行業,不僅技術突破難度持續增大、投資回報週期很長、淘汰換代非常快,而且細分領域眾多,產品種類多達幾十萬種。

所以,很多企業和風險投資機構覺得風險太大。我國專注於芯片研究的企業數量有限,而且總體的研發投入能力有限、持續創新能力較弱,迫切需要國家層面的支持,在產學研上理順制度關係。

新型舉國體制之“新”,在於理順市場、企業、政府的關係

記者:“星光中國芯”工程在研發過程中遇到了什麼難題?如何得益於新型舉國體制呢?

鄧中翰:過去,“星光中國芯”曾感受到研發投入不足的壓力。20年前,財政部對中星微集團投資1000萬元。這是我國國有資本進行的第一筆風險投資,在中星微集團赴美上市後獲得了22倍收益。這為後來的國家大基金進行投資開創了成功先例,也為中國科技體制創新探索出一種模式。

“兩彈一星”等是傳統舉國體制的成功案例,而北斗、高鐵、“星光中國芯”等則是新型舉國體制的成功案例。

記者:新型舉國體制“新”在哪裡?

鄧中翰:新型舉國體制之“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個是從過去純粹依靠行政資源配置,調整為以市場配置資源為主,行政資源配置有效引導;第二個是從產品導向調整為市場價值導向;第三個是從過去不計成本地追求目標達成,調整為目標的實現與成本效益比並重。

以市場配置資源為主來說,市場配置資源為主就一定會走向行政資源輔助社會資源。過去,傳統舉國體制主要是國家財政投入,資源配置也是由政府大包大攬。新型舉國體制則是在市場起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由國家利用科技產業政策以及其他一些手段,引導大基金等項目來引導市場,最終還是讓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

以芯片大基金舉例,是國家在推動,但也要市場配置資源為主,並不是過去行政資源為主,社會資源、市場資源為輔的模式。

通過新型舉國體制,我們能在關鍵領域創新、大規模產業化應用方面取得突破

記者:請結合您的專業經歷,為我們解讀一下新型舉國體制的意義。

鄧中翰:新型舉國體制,是我國一些關鍵科技創新領域的一個法寶。現在不是蘋果掉下來砸在腦袋上就能出成果的時代了,稍微花點力氣就能摘到的蘋果已經沒有了。只有團隊合作架起人梯,使用機械工具,才可能摘到頂端的蘋果。加快自主芯片技術及產業的發展,需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力量。

1999年,我響應祖國號召回國創業,在工信部(原信產部)、科技部、財政部和北京市的直接領導下,在國家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基金投資支持下,帶領團隊啟動和承擔了 “星光中國芯工程”,承建了數字多媒體芯片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在中關村創建中星微電子公司。

20年來,我們突破芯片設計15大核心技術,申請了3000多項國內外技術專利,推出“星光”系列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被蘋果、三星、飛利浦、聯想、惠普、戴爾等國內外知名企業主流品牌所採用,曾一度佔據全球計算機圖像輸入芯片60%以上市場份額。我們這兩年相繼推出的“星光智能一號”“星光智能二號”人工智能芯片,採用數據驅動並行計算架構,已經大規模應用在公共安全視頻監控攝像頭中,發揮出色的前端邊緣計算能力。

20年前,我剛回國時,市場上的芯片基本上是國外的。現在,我們在一些領域已經基本實現國產化了。我自己所走過的20年道路,印證了通過新型舉國體制,我們能夠在芯片等關鍵領域創新、大規模產業化應用等方面取得突破。

新型舉國體制下,芯片、人工智能等將實現“跟跑、並跑、領跑”同時進行

記者:新型舉國體制如何推動我國芯片研發創新?請談談您的預想。

鄧中翰:第一,芯片、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將實現“跟跑、並跑、領跑”三管齊下、同時推進。一是要在成熟技術路線上跟跑,追趕國際巨頭;二是要在市場旺盛的一些新興領域與國際巨頭並跑,爭取彎道超車;三是需要有換道超車的思維,敢於在國際前沿的“無人地帶”自主創新,制定標準,打造新動能、新模式和新的產業鏈,當領跑者。

第二,要在集中力量自主創新的同時,注重全球化技術生態的融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技術要發展,必須要使用”。以研製芯片為例,不僅要做到自主原創,更要保持和全球化技術生態的融合與兼容。民用芯片只有在國際市場取得一席之地,才能成功。

第三,要繼續加大對核心技術和關鍵產品的投入力度。5年來,中國的科技研發投入年均增幅超過11%。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投入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以集成電路產業為例,2017年國內投入最大的集成電路企業“中芯國際”研發投入為4.27億美元,而同年美國英特爾公司研發投入提高至130.98億美元。要改變我國部分核心技術和關鍵產品受制於人的局面,我們必須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加大對核心技術和關鍵產品投入,逐步攀登上高精尖產業技術的制高點,進而由點到面,帶動自主創新能力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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