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和她都在同一個學校讀書。不知是天意還是巧合，我們在同一天坐同一輛汽車去同一個集體戶插隊，又是在同一天坐同一輛馬車到深山老林裡的同一個林場參加工作。這麼多的相同，使我們從相識到相知、相愛，組成家庭。
光陰荏苒，如今找們都已白髮蒼髯，安度晚年。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深切地感悟到苦澀和快樂像一對形影不離的孿生兄弟，伴著我們度過了那段難以忘懷的知青歲月。
1968年深秋，學校的操場上，聚集著三五成群的同學，有的穿著棉衣、帶著棉帽、揹著挎包默默地坐在行李上；有的和送行的親人、同學說著話；有的靜靜地站著，時而向遠處望一望。
二十多輛解放牌汽車頭朝東順路一字排開，每輛汽車的大廂板上都貼著紅底黑字的大字塊，上邊寫著“熱烈歡送畢業生到農村插隊落戶”。
幾位老師站在車廂旁開始按名單點名，大家幫著被點到名的同學把行李放到車廂裡，當這位同學上車後，老師才把畢業證書交給他。我們這個車廂坐了10個同學，有7個男生，3個女生。當時，我和她不在同一個班級，彼此也並不熟悉。
汽車徐徐開動了，出了校門公路向北駛去。一路之上，塵土飛揚。我們坐在車廂裡東搖西晃，說不出話，也聽不清別人說話。我們一邊欣賞著藍天白雲下的遠山近水、農田小路，一邊猜想著要去的生產隊是什麼樣的地方，那裡的人又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下鄉的地方是離公社很遠，下車後還要走三四十里路。學校的汽車只負責送到公社，往下就由生產隊自己來接。各個生產隊都很重視，牛車和馬車啥都有，都掛著鈴鐺和紅綠布條，喜氣洋洋的。我們那個隊是輛馬車，趕車的老農很樸實也很熱情，一路上不斷地向我們介紹情況。
等馬車載著我們十個人出了村子沒多久，天已經完全黑了，看不清周圍的景物，只模糊地看到一人多高的樹叢夾著一條灰白的土路，還有冷風搖曳著樹枝露出山巒起伏的輪廓和無邊的天際。四周靜悄悄的，只聽見清脆的馬鈴聲伴著馬蹄“嗒、嗒”地響，還有車老闆偶爾發出一兩聲短促的吆喝。一種莫名奇妙的孤獨感和擔心襲上心頭，我下意識地抬頭看看其他同學，正好和她四目相對，無神的眼睛告訴我，她也無可奈何。
我們的集體戶是磚瓦房，男的住東屋，女的住西屋。院子挺大，豬圈、雞圈都有，就是沒有“內容”——估計人家知道我們要來，早就“堅壁清野”了。我們把行李搬到東後，又幫女生去送行李。黑暗中我順手拿起的行李竟然是她的，她當時有些羞澀，不停地說“謝謝”。
等我們回到住處，昏暗的煤油燈下，生產隊派來的一位四十多歲的婦女正在大鍋前做白菜湯，鍋臺上放著一大盆小米飯。大家吃完晚飯，帶著一天的疲勞躺在熱平平的炕上，很快進入了夢鄉。
我們的第一項勞動是起糞。那年的夏天特別熱，那些糞是去年秋天漚的。經過一冬，已經十分瓷實，得用鎬頭刨。我們的戶長是個老知青，比我們早來一年，很有帶頭作用。他抓起搞頭刨了起來，一塊塊的糞塊應聲而下。我們這些人就把他刨下來的糞塊清理到一邊去。
剛開始，男生還沒啥，女生都捂著鼻子不願意幹，她們也不怎麼會使鍬。你想啊，城裡的孩子哪有幹這活的？就都拿看鍬看。最後才磨磨蹭蹭地東弄一下，西弄一下，淨幫倒忙。
戶長示範了幾下後，我們都去試，我也去試了試。一鎬頭下去，震得虎口發麻，沒刨下幾塊就累得不行。連幹了兩天，都幹不動了。
戶長說，社員都不愛幹這活，這活太累人，還不出活，工分也不高。我們聽了就有些生氣，說，你咋不早說，這不是拿我們不識數嗎？我們找到隊長，要求幹別的活，隊長低著頭抽菸，說，咋一來就要上趟子(鏟地)？行，我們明天去鏟地。
接著，我們開始鏟地。那壟太長了，一條壟鏟到頭要歇好幾氣。我們開始不怎麼會鏟，看著打頭的左一鋤右一鋤，有板有眼，很輕鬆的樣子，我們就學了起來。但看是看，幹是幹，搞不好就把苗剷下來了。打頭的看了直心疼，說你們彆著急，慢點慢點，你們要是這樣幹還不如不幹。大家又聽他講解看他示範，逐漸地掌握了要領。
地壟很長，一眼望不到頭。我們都鏟到頭了，她還剩二十多米，一個人孤零零地鏟。我拿起鋤頭，從這邊向她那邊鏟去，還剩兩三米時才停住手。向回走時，社員們瞅我直笑。
等中午回來吃飯時，腰痠腿痛，飯都不想吃了。但不吃還不行，因為下午還要幹活。別人也一樣，困得要命，忙忙活活地吃飽飯，倒頭就睡。屋裡一片鼾聲。天熱炕也熱，睡醒了，耳朵眼裡都是汗。
兩次不經意的接觸竟促成了我們後來的姻緣。她的形象刻在了我的心裡，隨著後來一次次的不期而遇，變得越來越深刻。
天氣一天比一天冷了。我聽戶長說她的一條腿關節痛，就以為她得了關節炎，馬上跟生產隊長請了假，走了五公里到公社衛生院買了兩盒天麻丸。回來後，趁著女生宿舍沒人，放到她的箱子上。第二天，另一位文生把兩盒“天麻丸”拿回來，微笑著說:“她不要，還給你。”
冬天，生產隊剛給集體戶拉回一車枝丫柴，還沒劈成燒柴。這一天正巧輪到她做飯，她費力地舉起斧頭劈柴，幾個回合也沒劈斷一根枝丫，只好撿些短小的枝丫回屋做飯去了。我馬上拿起斧頭幫她劈，不一會兒就劈好了一堆燒柴。房東大嬸正走過我身旁，笑呵呵地問我:“今天是你做飯嗎?”我尷尬地一笑。
插隊後期，我和她都在大隊小學當民辦教師。放寒假前，學校發民辦教師補助費，一個人全年三十多元。我拿著剛剛領到的錢到供銷社，花了二十元給她買了一雙棉的紅皮鞋。小夥子買女式皮鞋，很不好意思，心裡“突突”地跳，眼睛也不知往哪看，交了錢，拿起皮鞋就走。
我給她送去後不久，她來找我，對我說:“你也不看看，這雙鞋一隻36號，一隻37號，換一隻吧!”我把這雙鞋放到揹包裡，回到供銷社。營業員是男的，姓朱，三十多歲，他說:“就這一雙，沒有了，換不了，也退不了。”我只好無奈地回去了。
我們結婚後，她才告訴我，那雙鞋她一直沒穿。
五年過去了，我和她沒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但從她的表情和眼神中，我知道她懂得我做這些事的目的。
招生和招工是知青返城的主要途徑，家長和知青都使出渾身解數爭取機會。在血統論盛行的年代，我和她在一次次的招生、招工中落榜，最後，同來的10名同學只剩我們倆人，悵惘、鬱悶時常籠罩心頭。大隊又從別的集體戶合併來幾個同學，使得我和她的關係又近了一些。
一天晚飯後，我們在公路上邂逅，不約而同地一塊走了一段路。話不多，只說了“該走的都走了，該剩的都剩下了，只好在集體戶繼續生活下去”的話。
終於，又過了兩年，我們終於返城了。
再後來，她成了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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