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巴勒斯坦的佔領者總是遭遇災難，猶太人的遭遇就是首例。巴勒斯坦的地緣政治打敗了所有的佔領者。如今，這片土地最初的佔領者又回來了，也許上述詛咒就要失靈了，或許這塊歷史上最有名氣的土地該有和平了。”
這是1983年，美國著名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她的作品《聖經與利劍》中對以色列未來的展望。
然而在塔奇曼充滿希望願景的時代的以色列並不平靜，1982年6月以色列捲入黎巴嫩內戰，9月的發生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1987年爆發巴勒斯坦大起義。
我們似乎可以把這一切的爭端追溯到史前閃米特族的迦南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卻又可以如基辛格所說把這一切視作20世紀的歷史遺產——帝國與民族國家的裂縫、意識形態的衝突、有心無力的大國調解。
以色列一直與歷史爭議、族群衝突以及戰火相伴。
而自1948年建國以來，敏感的猶太人身份鑲嵌在地緣政治支離破碎的阿拉伯世界，又必須在冷戰兩極對立的背景下小心地維持自己的立場，以色列的崛起既是猶太民族的奇蹟，同樣也是潛藏的危機。
以色列曾經存在短暫的和平窗口，1993年以色列總統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簽署的《奧斯陸協議》曾經讓人們幻想和平指日可待，可隨著拉賓被刺殺與極端組織挑起的武裝衝突，巴以和平再次被懸置，短暫的和平最終稍縱即逝。全球化與歷史的終結並未給這片應許之地帶來和平。
在世界性強人政治與民粹主義復甦的今天，以色列也未能置身事外。去年7月，以色列通過“猶太民族法案”宣稱“以色列是猶太人的民族國家”，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以色列以內塔尼亞胡為首的右翼勢力重新將猶太復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重新掛鉤。
而2017年12月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發表演說，承認以色列首都為耶路撒冷則再一次挑動了僵局中的巴以關係，讓以色列與中東世界再次陷入焦慮之中。在今天脆弱的外部環境與內部政治理念難以調和的國內政治下以色列將要駛向何方？
今年9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以色列前總理西蒙·佩雷斯的自傳《大夢無疆》，這位被視作以色列“建國一代的最後一人”在書中回顧了自己波瀾壯闊的一生。
也正如以色列這個年輕的國家的歷史一樣，佩雷斯苦苦求索地緣上的和平和國內政治的和解，卻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
而佩雷斯這一代人對和平的夢想和苦心經營，在新一代的以色列領導人看來卻顯得遙遠又不切實際。
而佩雷斯、拉賓們的夢想是否會繼續在這片曾經孕育了人類最初的文明的新月沃土上繼續開花結果？本期經濟觀察報·書評專訪以色列前總理西蒙·佩雷斯之子舍米·佩雷斯，請他談談父輩的夢想與今天不安的中東世界。
問=經濟觀察報
答=舍米·佩雷斯
譯=鄒歡
問：去年7月19日，以色列通過“猶太民族國家法案”（nation-state bill），保障猶太人在以色列的諸多權利，這也被視作利庫德集團與猶太民族主義的復興。以西蒙·佩雷斯先生為首的幾代領導人都致力於以色列的民族和解，您認為為什麼以色列會發生這種轉折？
答：以色列是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國家，它的整個建國過程是一直致力於去實現兩種承諾的妥協，一種是以色列是猶太國家，以色列的重建正是因為猶太人以前從來沒有自己的國家，所以歷史上一直被迫害。
1945年建國就是為了保證猶太人有自己的國家，這意味著它的主體是猶太人。這些猶太人有作為公民的權利，有作為個體存在的權利。
第二種是以色列是民主國家，獨立宣言裡就提出了，這裡就保證了每一個人不管是猶太人還是其他的少數群體都有平等的權利，都可以在議會里面投票。
所以總結來說，以色列是一個猶太國家，又是民主國家。您說到的法案，其實更多的是猶太右翼政黨的政治行為，他們重申以色列是猶太人的國家。
他們法案的措辭的確是有問題的，會給少數群體造成問題和困擾，但是從以色列整個國家的政治體系來看，其實很清楚，它就是一個猶太國家，這其實不用再出一份法案去明確它的猶太性。以色列猶太國家的猶太性在獨立宣言中也是明確說明的，所以這個法案是多餘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個法案其實沒什麼重要性的，因為它是在特定的政治環境和政治爭議下產生的，實際上沒有對以色列國家性質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少數群體在以色列，他們明白以色列就是一個猶太國家，他們同時也明白以色列是民主國家。在我看來，以色列是一輛火車，有兩條軌道，這兩條軌道都是平行的，一條軌道就是猶太性，一條軌道就是民主性，這兩條軌道應該保持平行，而不是應該被政治左右，強行被扭曲。
問：佩雷斯先生認為以色列的價值觀根本上是民主的，而非種族的。但在以色列的獨立宣言中，民主這個詞並未出現。這是否會造成以色列在民主國家還是猶太國家發生性質上的分歧？
答：很多人都認為以色列是民主國家的，就像您說的猶太性，這個猶太的價值觀其實都來自《聖經》，《聖經》的的價值觀就是民主。在獨立宣言中說了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佩雷斯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就是“每個人都有權利平等，但是他們也有平等的權利去追求不同。”
問：有關“猶太民族國家”的爭論一直未能止息，關於以色列也分為世俗猶太復國主義（secular zionism）和宗教猶太復國主義（religious zionism），目前後者的影響不斷擴大，您認為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以色列現在國內的政治是兩極分裂的，所以過不久以色列就要舉行第二次的選舉，因為兩黨沒有辦法形成共識，舉行一個聯合政府。
以色列國內的政黨分裂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在近十幾年內，利庫德集團他們的確一直在引領著聯合
政府，內坦尼亞胡作為總理已經十年了。但是還是有必要說到的是在利庫德的政黨當中，還是有人認為“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是可能的。但是現在的大背景是整個中東都在後退，戰爭、右翼政黨抬頭，所以以色列的安全是主要問題，人們也不再像佩雷斯那個時代一樣敢於去冒險和追求和平。
問：去年12月6日，特朗普承認以色列的首都為耶路撒冷。您認為這會對中東局勢有怎樣的影響？這是否會對目前的美國和以色列關係有更深刻的影響？
答：每個人都明白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這一點應該在承認以色列是一個國家的時候就被予以承認。
特朗普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他其實並沒有劃出一個實際的地理範圍說哪個領域的耶路撒冷是首都，他只是說了耶路撒冷是首都，但是沒有其他明確的認定。
特朗普說的其實是人們默認的共識，他的觀點公佈以後，其實世界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世界也沒有因此崩潰。猶太人當然是歡迎特朗普做出這樣的聲明的，但是他這樣的聲明實際上對中東、巴以和平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大夢無疆》
（以色列）西蒙·佩雷斯/著
吳越、劉洪/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9年9月
問：內塔尼亞胡提倡的“國家安全”與“猶太優先”，強調應對敘利亞、伊朗的外部安全，您認為這會對現在的以色列國內與地緣政治有怎樣的影響？
答：人們在以色列是有這樣的共識的，恐怖主義的確是一個威脅，這在中東造成很多不穩定的現狀，恐怖主義不僅僅威脅以色列一個國家，其實中東其他國家也受到他們的影響。
以色列是恐怖主義的一個受害者，他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其實是受到境外的支持的。所以內塔尼亞胡對外強硬的態度，其實受到國內人民的支持。
同時，這也給以色列和中東其他國家一種合作的機會，讓他們可以更加緊密地連接起來去應對恐怖主義，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推動促進中東和平。
我們必須要應對全球的恐怖主義，打擊恐怖主義，我們也必須有能力促成中東國家的各種合作，讓中東的經濟重新振興，讓年輕人都能有工作，我們也應該把中東打造成一個更有希望的國家，不論在經濟還是和平上都是向上的。
問：佩雷斯和拉賓曾經促成了巴以之間短暫的和解，但是好景不長《奧斯陸協議》的框架大部分被拋棄。您怎麼看巴以關係未來的前景？您認為目前威脅和平的最大阻力在哪裡？
答：我認為最大的阻礙就是人民之間缺少信任，巴勒斯坦的領導人並沒有像以色列所希望的致力提升國內的經濟。
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要關注 未來，振興經濟，重建人民之間的互信，同時阻止暴力，只有在這樣一個前提下邊，我們才可以重回談判桌，應對我們過往應對的挑戰，我們不可能只有政治協議，在其他方面停滯不前，這個就像騎車一樣，你已經坐在自行車上在騎了，但是你不前進是不可能的。
最終的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從經濟上的考量來說，應該是經濟一體化的整體，我們相信我們會找到解決辦法，讓人們能夠享有和平，有尊嚴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這個想法在如今看來可能對有些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包括在以色列國內的政治紛爭也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到底解決方案是什麼樣的——巴以之間應該遵循“兩國方案”，還是兩國變成一個國家？
問：今年是二戰爆發80週年，納粹德國的意識形態來自於歷史上對猶太民族的仇恨，這也造成了歐洲的災難。在今天的歐洲右翼政黨和政治強人紛紛粉墨登場，這對懷有少數族裔恐懼症的西方世界來說，猶太人的苦難歷史，是否依舊有其警醒的作用？
我認為歐洲二戰前當時的情況和如今是不一樣的，當時納粹的意識形態是要消滅所有的猶太人，但是歐洲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一個全球化的問題。很多人因為戰爭、饑荒和國內政治的不穩定的因素選擇
移民。這是一個人口流動的問題，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選擇把家庭搬到更加穩定的環境中去，預設有很多人認為移民會導致很多暴力事件，這些少數群體也會跟本地人搶工作。而我認為難民問題解決方案的話就是要通過全球的合作。
今天世界的移民問題其實是佩雷斯先生之前就已經預見到的，整個世界都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我們會面臨很多國際上的挑戰，過往的挑戰可能就是一個國家的，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威脅是全世界都面臨的，而且是全人類的責任，比如氣侯變化，世界經濟萎靡、全球恐怖主義，還有移民問題。
我認為解決方法就是政府和企業要一起合作，這也就意味著我們會進入一個合作的新時代。二戰前的歐洲面臨的問題是由仇恨引起的，今天更多的歐洲問題是由恐懼引起的，因為人們會害怕自己的工作機會和社會資源被別人奪走，所以這不是種族上的仇恨。
無論對各個國家還是移民來說，我們面臨的困境都還是很嚴重的，這是一個全球的問題，不管是在歐洲也好，在中東、亞洲甚至非洲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
問：以色列的建立基於二戰前歐洲舊秩序的遺留，在戰火中建立的以色列也一直在大國政治間縱橫捭闔，保持著獨立的地位。您認為以色列在對待歐美國家時有著哪些成功的經驗，在面對著今天更為複雜的國際環境時，這種經驗過時了嗎？
我認為我父親在外交上的成功還是延續的，以色列在全球跟其他國家和領導人關係都很好。
佩雷斯總統十分關注和平構建這一點，他在訪問其他國家的時候，他想的是這不僅是對以色列會有什麼好處，他同時還會想這對對方的國家有什麼好處，會想以色列可以為世界做出什麼樣的貢獻。
我現在去外面見到很多的國家領導人都還記得我父親，並且十分仰慕，因為他們看到的是我父親的外交手段當中非常積極向上的一面。目前以色列在全球的外交也是很成功的，以色列和印度、中國、俄羅斯的關係都不錯。這樣一種全球的合作和友誼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有戰略意義的要點。
說明：
“經濟觀察報書評”（ID：eeobook）
作者朱天元
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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