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无尽的仇恨与争执,犹太国家还有别的出路吗?

除了无尽的仇恨与争执,犹太国家还有别的出路吗?

除了无尽的仇恨与争执,犹太国家还有别的出路吗?

“历史上,巴勒斯坦的占领者总是遭遇灾难,犹太人的遭遇就是首例。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打败了所有的占领者。如今,这片土地最初的占领者又回来了,也许上述诅咒就要失灵了,或许这块历史上最有名气的土地该有和平了。”

这是1983年,美国著名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她的作品《圣经与利剑》中对以色列未来的展望。

然而在塔奇曼充满希望愿景的时代的以色列并不平静,1982年6月以色列卷入黎巴嫩内战,9月的发生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1987年爆发巴勒斯坦大起义。

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一切的争端追溯到史前闪米特族的迦南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却又可以如基辛格所说把这一切视作20世纪的历史遗产——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裂缝、意识形态的冲突、有心无力的大国调解。

以色列一直与历史争议、族群冲突以及战火相伴。

而自1948年建国以来,敏感的犹太人身份镶嵌在地缘政治支离破碎的阿拉伯世界,又必须在冷战两极对立的背景下小心地维持自己的立场,以色列的崛起既是犹太民族的奇迹,同样也是潜藏的危机。

以色列曾经存在短暂的和平窗口,1993年以色列总统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签署的《奥斯陆协议》曾经让人们幻想和平指日可待,可随着拉宾被刺杀与极端组织挑起的武装冲突,巴以和平再次被悬置,短暂的和平最终稍纵即逝。全球化与历史的终结并未给这片应许之地带来和平。

在世界性强人政治与民粹主义复苏的今天,以色列也未能置身事外。去年7月,以色列通过“犹太民族法案”宣称“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以色列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右翼势力重新将犹太复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重新挂钩。

而2017年12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演说,承认以色列首都为耶路撒冷则再一次挑动了僵局中的巴以关系,让以色列与中东世界再次陷入焦虑之中。在今天脆弱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政治理念难以调和的国内政治下以色列将要驶向何方?

今年9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的自传《大梦无疆》,这位被视作以色列“建国一代的最后一人”在书中回顾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也正如以色列这个年轻的国家的历史一样,佩雷斯苦苦求索地缘上的和平和国内政治的和解,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而佩雷斯这一代人对和平的梦想和苦心经营,在新一代的以色列领导人看来却显得遥远又不切实际。

而佩雷斯、拉宾们的梦想是否会继续在这片曾经孕育了人类最初的文明的新月沃土上继续开花结果?本期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之子舍米·佩雷斯,请他谈谈父辈的梦想与今天不安的中东世界。

问=经济观察报

答=舍米·佩雷斯

译=邹欢

问:去年7月19日,以色列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案”(nation-state bill),保障犹太人在以色列的诸多权利,这也被视作利库德集团与犹太民族主义的复兴。以西蒙·佩雷斯先生为首的几代领导人都致力于以色列的民族和解,您认为为什么以色列会发生这种转折?

答:以色列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国家,它的整个建国过程是一直致力于去实现两种承诺的妥协,一种是以色列是犹太国家,以色列的重建正是因为犹太人以前从来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历史上一直被迫害。

1945年建国就是为了保证犹太人有自己的国家,这意味着它的主体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有作为公民的权利,有作为个体存在的权利。

第二种是以色列是民主国家,独立宣言里就提出了,这里就保证了每一个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其他的少数群体都有平等的权利,都可以在议会里面投票。

所以总结来说,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又是民主国家。您说到的法案,其实更多的是犹太右翼政党的政治行为,他们重申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

他们法案的措辞的确是有问题的,会给少数群体造成问题和困扰,但是从以色列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来看,其实很清楚,它就是一个犹太国家,这其实不用再出一份法案去明确它的犹太性。以色列犹太国家的犹太性在独立宣言中也是明确说明的,所以这个法案是多余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法案其实没什么重要性的,因为它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争议下产生的,实际上没有对以色列国家性质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少数群体在以色列,他们明白以色列就是一个犹太国家,他们同时也明白以色列是民主国家。在我看来,以色列是一辆火车,有两条轨道,这两条轨道都是平行的,一条轨道就是犹太性,一条轨道就是民主性,这两条轨道应该保持平行,而不是应该被政治左右,强行被扭曲。

问:佩雷斯先生认为以色列的价值观根本上是民主的,而非种族的。但在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中,民主这个词并未出现。这是否会造成以色列在民主国家还是犹太国家发生性质上的分歧?

答:很多人都认为以色列是民主国家的,就像您说的犹太性,这个犹太的价值观其实都来自《圣经》,《圣经》的的价值观就是民主。在独立宣言中说了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佩雷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平等,但是他们也有平等的权利去追求不同。”

问:有关“犹太民族国家”的争论一直未能止息,关于以色列也分为世俗犹太复国主义(secular zionism)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us zionism),目前后者的影响不断扩大,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以色列现在国内的政治是两极分裂的,所以过不久以色列就要举行第二次的选举,因为两党没有办法形成共识,举行一个联合政府

以色列国内的政党分裂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在近十几年内,利库德集团他们的确一直在引领着联合

政府,内坦尼亚胡作为总理已经十年了。但是还是有必要说到的是在利库德的政党当中,还是有人认为“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是可能的。

但是现在的大背景是整个中东都在后退,战争、右翼政党抬头,所以以色列的安全是主要问题,人们也不再像佩雷斯那个时代一样敢于去冒险和追求和平。

问:去年12月6日,特朗普承认以色列的首都为耶路撒冷。您认为这会对中东局势有怎样的影响?这是否会对目前的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有更深刻的影响?

答:每个人都明白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一点应该在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的时候就被予以承认。

特朗普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他其实并没有划出一个实际的地理范围说哪个领域的耶路撒冷是首都,他只是说了耶路撒冷是首都,但是没有其他明确的认定。

特朗普说的其实是人们默认的共识,他的观点公布以后,其实世界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世界也没有因此崩溃。犹太人当然是欢迎特朗普做出这样的声明的,但是他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对中东、巴以和平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除了无尽的仇恨与争执,犹太国家还有别的出路吗?

《大梦无疆》

(以色列)西蒙·佩雷斯/著

吴越、刘洪/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9月

问:内塔尼亚胡提倡的“国家安全”与“犹太优先”,强调应对叙利亚、伊朗的外部安全,您认为这会对现在的以色列国内与地缘政治有怎样的影响?

答:人们在以色列是有这样的共识的,恐怖主义的确是一个威胁,这在中东造成很多不稳定的现状,恐怖主义不仅仅威胁以色列一个国家,其实中东其他国家也受到他们的影响。

以色列是恐怖主义的一个受害者,他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其实是受到境外的支持的。所以内塔尼亚胡对外强硬的态度,其实受到国内人民的支持。

同时,这也给以色列和中东其他国家一种合作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去应对恐怖主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推动促进中东和平。

我们必须要应对全球的恐怖主义,打击恐怖主义,我们也必须有能力促成中东国家的各种合作,让中东的经济重新振兴,让年轻人都能有工作,我们也应该把中东打造成一个更有希望的国家,不论在经济还是和平上都是向上的。

问:佩雷斯和拉宾曾经促成了巴以之间短暂的和解,但是好景不长《奥斯陆协议》的框架大部分被抛弃。您怎么看巴以关系未来的前景?您认为目前威胁和平的最大阻力在哪里?

答:我认为最大的阻碍就是人民之间缺少信任,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并没有像以色列所希望的致力提升国内的经济。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要关注

未来,振兴经济,重建人民之间的互信,同时阻止暴力,只有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边,我们才可以重回谈判桌,应对我们过往应对的挑战,我们不可能只有政治协议,在其他方面停滞不前,这个就像骑车一样,你已经坐在自行车上在骑了,但是你不前进是不可能的。

最终的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从经济上的考量来说,应该是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我们相信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让人们能够享有和平,有尊严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这个想法在如今看来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包括在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纷争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到底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巴以之间应该遵循“两国方案”,还是两国变成一个国家?

问:今年是二战爆发80周年,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历史上对犹太民族的仇恨,这也造成了欧洲的灾难。在今天的欧洲右翼政党和政治强人纷纷粉墨登场,这对怀有少数族裔恐惧症的西方世界来说,犹太人的苦难历史,是否依旧有其警醒的作用?

我认为欧洲二战前当时的情况和如今是不一样的,当时纳粹的意识形态是要消灭所有的犹太人,但是欧洲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很多人因为战争、饥荒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的因素选择

移民

这是一个人口流动的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选择把家庭搬到更加稳定的环境中去,预设有很多人认为移民会导致很多暴力事件,这些少数群体也会跟本地人抢工作。而我认为难民问题解决方案的话就是要通过全球的合作。

今天世界的移民问题其实是佩雷斯先生之前就已经预见到的,整个世界都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会面临很多国际上的挑战,过往的挑战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威胁是全世界都面临的,而且是全人类的责任,比如气侯变化,世界经济萎靡、全球恐怖主义,还有移民问题。

我认为解决方法就是政府和企业要一起合作,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会进入一个合作的新时代。二战前的欧洲面临的问题是由仇恨引起的,今天更多的欧洲问题是由恐惧引起的,因为人们会害怕自己的工作机会和社会资源被别人夺走,所以这不是种族上的仇恨。

无论对各个国家还是移民来说,我们面临的困境都还是很严重的,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不管是在欧洲也好,在中东、亚洲甚至非洲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问:以色列的建立基于二战前欧洲旧秩序的遗留,在战火中建立的以色列也一直在大国政治间纵横捭阖,保持着独立的地位。您认为以色列在对待欧美国家时有着哪些成功的经验,在面对着今天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时,这种经验过时了吗?

我认为我父亲在外交上的成功还是延续的,以色列在全球跟其他国家和领导人关系都很好。

佩雷斯总统十分关注和平构建这一点,他在访问其他国家的时候,他想的是这不仅是对以色列会有什么好处,他同时还会想这对对方的国家有什么好处,会想以色列可以为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我现在去外面见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都还记得我父亲,并且十分仰慕,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我父亲的外交手段当中非常积极向上的一面。目前以色列在全球的外交也是很成功的,以色列和印度、中国、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这样一种全球的合作和友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有战略意义的要点。

说明:

“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

作者朱天元

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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