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一生有兩次因為戰爭逃離紫禁城。第一次是1860年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她跟隨咸豐帝逃往熱河避難，彼時她還是懿貴妃；第二次是在整整40年之後的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之際，她身為大清帝國的主宰者，倉皇西奔。
1900年英軍通過這座水門侵入北京內城。
萬人敬仰、穩操生殺予奪大權的慈禧太后，為什麼會在1900年拋棄廟堂匆忙他顧呢？我們梳理一下這件事的前前後後。
一、太后的憤怒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孩童個個拿起刀，保國逞英雄。”
這是一首描述“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蓬勃興起的歌謠。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緒帝名義發佈詔書，厚集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和團，對八國聯軍“大張韃伐，一決雌雄”。
八國聯軍侵華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
1898年“戊戌變法”流產，維新黨人搞了個“圍園殺後”計劃，慈禧太后以為是光緒帝所主持，對他痛恨至極不能原諒。
義和團成員，手持“欽命義和團糧臺”旗幟。
“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將光緒帝軟禁於瀛臺，並決定廢黜他另立新君。
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立端郡王之子溥儁為大阿哥，並預定庚子年元旦（1900年1月31日）登基，光緒帝行讓位禮。
消息傳出後，駐京公使表示反對，這種態度限制了慈禧太后的手腳，她不敢貿然推進廢立計劃了。
載漪大為惱怒，眼看兒子要做皇帝、自己要做太上皇，卻因為洋人的干預而雞飛蛋打，是可忍孰不可忍！
恰在此時，義和團在山東、直隸一帶開壇聚眾，殺洋人、燒教堂，聲勢日益浩大，清軍已難以阻遏。
義和團搗毀的豐臺火車站。
義和團的興起，一是華北大旱，民不聊生，二是民教衝突越來越多，傳教士干預地方事務，侵奪百姓利益，激起民憤。
載漪極力慫恿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向洋人開戰，他將捏造的情報透露給太后，說洋人不但反對廢立，還要求太后歸政光緒帝。
歸政光緒帝？讓我放棄掌了40年的大權？讓光緒帝再來一次“圍園殺後”？讓康有為、梁啟超那幫憤青變易大清祖制？
載漪這句話成功戳到了慈禧太后最敏感的部位。數月以來她都在思考，對義和團是剿還是撫，聽了載漪提供的信息，她拿定了主意：利用義和團殺殺洋人的威風。
慈禧太后當然不相信義和團有什麼“刀槍不入”的神功，但是他們人多啊，“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更關鍵的一點，這些人都有“滅洋”的志向，民氣可用啊！
同時，八國聯軍的軍事侵略行動也刺激著慈禧太后。尤其是1900年6月20日，聯軍佔領天津，京城失去屏障，直接促使太后做出了“一決雌雄”的決定。
1900年清軍和義和團圍攻之後的英使館譯員之家。
利用義和團圍攻列強駐華使館，與列強開戰，顯然不是理智的選擇。朝廷中有大臣明確反對，他們認為“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請求太后“撫定民心、慰安洋情”。
慈禧太后對主和派的回應乾淨利落：殺無赦。7月28日，斬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8月11日，斬兵部侍郎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
不少封疆大吏同樣反對開戰，但他們比許景澄等人油滑。李鴻章、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等督撫對慈禧太后陽奉陰違，暗中與列強達成互不侵犯的協議，即“東南互保”。
慈禧太后身邊圍了一眾主戰派，無論內外大臣贊成還是反對，她鐵了心要把這一仗打下去。
她覺得，一切都在之際的掌控之中。
二、走為上策
事實證明，慈禧太后失算了，局面完全不在她的掌控之中。清軍與義和團看上去人多勢眾，但在聯軍的快槍快炮面前，根本不堪一擊。
八國聯軍焚燬正陽門箭樓。
8月14日，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城內君臣亂作一團。京城守不住了，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到了“西狩”時刻。
8月15日晨，天還沒亮，子彈嗖嗖射入紫禁城，慈禧太后驚懼而泣，慌亂中化妝成民婦，帶著光緒皇帝、皇后出逃。跟從者有載漪、溥儁、莊親王載勳、輔國公載瀾、大學士剛毅等。
珍妃拒絕跟從，甚至懇請光緒帝留下主持大局。慈禧太后沒心情跟她講道理，直接讓太監把她投到了井裡。
太后一行過西華門出宮，乘騾車出西直門。《庚子國變記》記道：“暮至貫市，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麥豆，至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時天漸寒，求臥具不得，村婦以布被進，濯猶未乾也。”
由於京城周邊遭義和團和潰兵席捲，百姓逃跑一空，州縣全無供應，因此皇家隊列的狼狽之狀甚於1860年。且看慈禧太后出宮第三日抵達懷來縣時的自述：
“連日奔走，又不得飲食，既冷且餓。途中口渴，命太監取水，有井矣而無汲器；或井內浮有人頭，不得已，採秫秸稈與皇帝同嚼，略得醬汁，即以解渴。昨夜我與皇帝僅得一板凳，相與貼背共坐，仰望達旦。曉間寒氣凜冽，森森入毛髮，殊不可耐。”
此情此景，以“惶惶然若喪家之犬”來形容非常貼切。
慈禧太后逃難之際，八國聯軍正在蹂躪北京百姓。
途經昌平州時，太后想進城休整。其時知州裴敏中患重病，霸昌道鳳昌在城中主持事務。因太后一行來得倉促，事前並沒有發來諭旨，也沒有任何口訊，當這支落魄的隊伍在城下叫門時，鳳昌以為是賊人誘騙，所以堅閉不納，且從城上鳴槍示警。“兩宮不得已，乃繞城奔馳，蓋恐洋兵之躡其後也。太后因此甚憤憤。”
好在在昌平境內遇到了率兵勤王的甘肅布政使岑春煊，太后“心稍安”。晚上宿破廟，岑春煊持刀徹夜守在廟門外。太后夢中忽然驚醒，他朗然對曰：“臣春煊在此保駕。”
途經延慶州行至懷來縣，太后自嘲道“我已完全成一鄉姥姥”，光緒帝也“蓬首垢面，憔悴已極”。當聽說知縣吳永為她準備了小米粥，飢腸轆轆的太后興奮地叫道：“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進。”
喝過粥，吳永又獻上從民間搜求的五隻煮雞蛋，太后連吃其三，其餘兩隻賞給了光緒帝。
八國聯軍在紫禁城閱兵。
慈禧太后在懷來短暫駐蹕，安排了西行路線和途中供支事宜。其間，如同驚弓之鳥的太后再也聽不得槍聲，下旨：“予與皇帝駐蹕在此，城內外不許有槍聲。下令後如再有人放槍，可即擒拿處斬。”
此後，太后與皇帝免於了飢寒，逐漸恢復了皇家的體面，西行隊列也變得浩蕩起來。
經過25天的顛簸勞頓，到達太原。在山西地方官的精心安排下，太后住進了太原行宮，用上了以前為嘉慶皇帝巡幸五臺山準備的金銀器皿。晉商家底雄厚，支持了太后奢華鋪張的生活。
她原本打算駐於太原，等局勢穩定就從這裡迴鑾，但聽聞聯軍正在追來，不得已再次踏上行程，繼續向西，一路跑到西安才停下來。
三、屈膝求和
慈禧太后出京時十分匆忙，未對政務做出任何安排，可以說，有兩天時間，大清王朝處於無君的狀態。
等出了居庸關，聯軍一時半會追不上來，慈禧太后才於8月17日開始處理北京殘局。她下旨：“榮祿、徐桐、崇綺均著留京辦事。”
她對北京的具體情況一無所知。其時，軍機大臣榮祿和戶部尚書崇綺跑到了保定，大學士徐桐已經自殺。
八國聯軍拆毀北京城牆建鐵路。
8月19日，她仍然不知榮祿、徐桐、崇綺三人的下落，一方面仍令榮祿、徐桐、崇綺熟商“和局”，一方面令身在上海的李鴻章“迅籌辦法，或電各國外部，或商上海各總領事”。
8月27日，太后明確：慶親王奕劻會同全權大臣李鴻章，與列強展開談判。（到這一天，慈禧才獲悉榮祿和崇綺退守保定，且仍不知徐桐已死。）
可是，喪師失地、首都淪陷之際，哪有什麼“議和”“談判”可言？所有談判條款都是列強擬定的，李鴻章作為戰敗國的代表，根本沒有設置議題的權力。
列強訛詐銀兩就不說了，處置肇禍大臣，也不容商議。聯軍要求將載漪、載勳、載瀾、剛毅、趙舒翹等王公大臣數十人處死，李鴻章屢與辯護。
聯軍司令瓦德西威脅說：“吾等所列罪魁，皆其從者，為全中國體面，其首罪名，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則吾將索其為首者。”所謂“首罪”，明擺著就是慈禧太后啊。沒辦法，慈禧太后只得按照聯軍的要求處死一批大臣。
李鴻章代表清廷與八國聯軍談判。
太后在路上處理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鎮壓義和團。9月7日，她說：“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
老太太翻臉真是比翻書還快！6月21日，召集“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出自她的詔書啊！兩個月還不到，她就翻臉不認賬，還倒打一耙。
只能說，此時此刻，義和團對她已經沒有利用價值，正好讓他們“背鍋”。她分別要求直隸、山西等省的督撫擒獲首腦人物，解散拳民，“嚴行查辦，務淨根株”。
同時，聲稱“教民亦系中國赤子”，令地方官加強保護，並懲處了部分縱拳鬧教的官員。
第三件事，8月20日，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向世人發佈了一份《罪己詔》。她怎麼說呢？她說，這次遭遇禍亂，並非萌發於一朝一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體國之忱，無洩沓偷安之習，何至一旦敗壞若此？爾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試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許忠義者安在？今見國家阽危若此，其將何以為心乎？”
李鴻章在《辛丑條約》上的簽名。
詔書中除了“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算是模稜兩可的自責，其餘全是在責備大臣們未能盡職盡責。後半部分又對臣下提出各種要求，如“各直省督撫，更宜整頓邊防”“上念祖宗養士之恩”“臥薪嚐膽，勿託空言”等等。
不得不說，這是一份毫無誠意的罪己詔。非但沒有罪己，反而將事變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真算得上歷史奇觀了。
四、咎由自取
要說慈禧太后一點沒有反思，是不公平的。她的反思沒有直言於罪己詔，而是表現於她的施政綱領之中。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緒帝名義頒佈上諭：“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難議更張。”要求王公大臣：“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
這就是清末十年新政的開端。不久，又成立了以慶親王奕劻為首的督辦政務處，專門策劃推行新政。
同年8月20日，帝后即將由西安迴鑾之時，又下旨：“爾中外臣工，須知國勢至此，斷非苟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唯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亦即中國民生之轉機。”
慈禧太后認識到，“唯有變法自強”才能挽救危亡，可見她實施新政是真誠的，也是有決心的。
庚子事變之後的北京前門大街。
只是，這個節骨眼上，清朝已經走進了“塔西佗陷阱”，不變法要滅亡，變法也難免滅亡宿命。朝廷錯過了最佳的革新時機。
清廷敉平太平天國之後，有十幾年難得的和平環境，是推進、深化改革的大好機會。而慈禧本人“洩沓偷安”，錯過了稍縱即逝的風口。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先繞個彎子，從日本說起。東鄰日本面對內憂外患和西方文明的衝擊，選擇了“明治維新”，對固有體制動大手術，刮骨療毒。明治天皇大幅壓縮皇室開支，以驚人的決心建設海軍，多次從內庫中提取鉅款用於海防。外界盛傳他每天只吃一頓飯，以激勵前線士兵。
相比之下，慈禧太后怎麼樣呢？她處處追求鋪張奢華、沉迷享樂，每到“萬壽節”無不大操大辦。修頤和園、修“三海”，又消耗了多少銀兩？
至於像明治天皇那樣縮減個人開支，她根本做不到。我們且看慈禧太后餐桌上一個月所要消耗的部分肉食：
“慈禧皇太后前份例盤肉五十斤，內除十九日進素，計二十九日份例共一千四百五十斤；菜肉十二斤，共三百斤；肥雞一支，共二十九支；肥鴨一支，共二十九支。”
她豪奢的生活，在臣民之中造成的影響，無疑是負面的。在她眼裡，艱苦奮鬥是不存在的。
推行新政期間，慈禧太后接見外國公使家眷。
更關鍵的一點：她沒有開展改革的決心，即便是推行“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她都三心二意。
我們舉一個修鐵路的例子。1865年開始，朝廷出現了關於要不要修鐵路的爭論。作為近代化的“血管”，鐵路關係到國計民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越早修，越有利於經濟發展。
但是，慈禧太后任憑洋務派和頑固派喋喋不休地爭吵，遲遲不表態。以她的權威，如果她決定要修，必定收一錘定音之效，就算有反對的聲音，她也能輕鬆應對。
爭論持續了20多年，直到1889年，她才拍板修鐵路。這個時間段內，西方列強的鐵路里程已經實現了突飛猛進。
慈禧太后並非意識不到鐵路的重要性，而是她特別樂於維持洋務派和頑固派的鬥爭狀態，不使任何一方勢力過強，從而確保她本人至高無上、不可挑戰的權力。
坐失時機，使大清這艘破船在漩渦裡越陷越深。慈禧太后口口聲聲說要讓祖宗基業萬年長青，可她的眼光是短視的。
四十年的執政生涯不可謂不風雲激盪，慈禧太后也並非沒有運籌之功，但在八國聯軍的炮火中逃跑，只能說是她咎由自取。
庚子事變之後實施新政，不可謂不認真，但廣大臣民已經失去耐心，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參考資料：吳永《庚子西狩叢談》，《清實錄·光緒朝實錄》，羅惇曧《庚子國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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