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實書院
清朝末年涇陽新學始於味經書院，而味經書院新式教育和實踐成果最為集中的就是“求友齋”，有人戲稱求友齋是味經書院的“實驗班”，在這個實驗班中有味經書院最為出色的學生，他們名義上是味經學子，實際上還有一個身份就是味經書院新學、新思想的宣傳者。院志記載：“始柏先生主講味經，知士之多病空疏也。立求友齋，課以振發之，士知向學矣。”如果從維新教育的啟蒙和發展來看，“求友齋”應該引起學者的關注。
一、求友齋
1、求友齋的成立。
“求友齋”成立於1885年，時值中法戰爭失利，在民族危機空前的歷史大背景下，當時味經書院山長柏子俊與在涇幹書院任教的山長劉古愚共同發起建立“求友齋”。他們利用自身影響自籌資金在涇陽味經書院之中開班講授與以前截然不同的新式學問，如天文、地理、算學等課程。這裡必須說明的是求友齋不僅僅是一個專門講授新學，傳授近代自然科學的校內班，要了解它就必須將之放在清末社會大變革的時代背景下進行分析。從傳授新學問、新思想這個角度來看，味經求友齋本身就是維新志士尋求志同道合的集合體，他要比康有為1891年所設“萬木草堂”早六年，比譚嗣同的“瀏陽算學館”早十二年，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柏子俊、劉古愚與陝西諸先賢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他們敏銳地感到了民族危機到來，激於自身的使命感，民族救亡大義，深感原來的舊式學問不能培養出利國利民的人材，舊式教育以科舉為出路根本對於恢復地方經濟、振興陝西無所用處。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西方文化的深入到內地以及多年前的戰爭使得陝西滿目瘡痍，新的社會環境呼喚新的東西改變舊有面貌，而漸進西學讓這些民族精英、地方誌士看到了希望，劉古愚放棄了舉業，專心致力於地方教育事業，柏子俊既有多年從軍經歷，也有深厚的國學底子，他們二人同屬關中學派，深受“實學”理論的影響，深感有必要利用學習集聚一大批同行者的必要。事實上求友齋也確實吸引了一大批名的學子，這些有中既有在日後維新運動中大放異彩的骨幹人物，又有在辛亥革命中功勳卓著的領袖，如李嶽瑞、楊蕙、于右任、張季鸞、吳宓、張奚若。
2、求友齋課程與刊書處
“求友齋”倡導新學，在清末社會環境下，他們部分擺脫了教授傳統教育內容，準確地說在某種程度還有些洋務派理論與思想的影子，所開課程既有傳統的經、史、道學、政治學等舊內容，有些擺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影子，只不過這些傳統的學問在解讀與學習的側重點與傳統儒生有所區別，求友齋關注的是經世致用之學，八股時文在這裡完全沒有市場；更有時務、天文、地理、算學、掌故等課程，在時務方面求齋的學生不僅關注中國的社會變革與民生實際，更關注國外的政治思想與時局變化，在天文與算學方面劉古愚精通高等數學如微積分、三角等，正是由於所學內容不同所以才有學者稱求友齋是味經的實驗班。
為了擴大影響，解決陝西及西北學子一書難得，好書難得，普通學子讀書難的問題，“求友齋”還開設了刊書處，味經書院志記載：“光緒十七年，歲在辛卯秋八月。陝西提督學政、武昌柯創立刊書處於味經書院之東，以院長總其事，以監院為局董事，司財用出入及一切刊刷之事，以肄業生任校讎。”
“而苦無書，則集資以刻之。移主關中，則舉所藏版刻印行之。又商於上憲，轉運他省書籍以實之。然無源之水，易竭其流；有限之薪，莫增其焰。”
味經刊書
味經刊書
“求友齋”除了刊刻傳統書籍如“《十三經》、《二十四史》為主，旁及《通鑑》、《通典》、《通志》、《通考》一切子集掌故有用之書”以外，還出版了西方自然科學和時務新書，如：“求友齋刻梅氏籌算》《求友齋刻平三角舉要》《學計韻言》《借根演勾股細草》《火炮量算通法》《蠶桑備要》《泰西機器必行於中國說》”。有學者指出他們主張通過變革教育與學風，培養通今達變之人才，以擔當富國強兵之重任，是創辦實學的出發點，應該是是較為中肯的評價。
刊書資金來源院志記載得到自政府至民間一致支持：“公（柯逢時，時任陝西學政）親評閱，覺陝士非使之沉潛於經史之中不能救其弊，而刊書之意決矣。往復商酌於省中院司，殷勤條告於各屬州縣，經營兩年有餘，始克有成。”
“其資則公出一千金以倡之，得自涇陽者五千金，得自三原者一千金，得自各縣者若干金，柯公又捐廉千以益之。其財用出入則主之紳士，歲用其子，留其母，不足則各院司又歲撥五百金以助之。”刊書行為也得到了陝西士紳的大力支持，如：“臨潼同知銜傅萬積承父志，刻《十一經》讀本。咸寧孀婦趙劉氏承夫志，欲刊書籍，鹹輸資附之。”彙集資金據研究者的看法：“刊書處的初期資金一共一萬兩，陝西官方撥款一千兩以示支持。柯逢時自己捐銀一千兩”。
刊書處採用與味經書院後勤管理相似的模式，“其司事之人，則公舉三十人，上其名於學院，歲更一人，三十年則遍。有缺則舉之，此書局之規制也。”味經對於刊書則全權交由“求友齋”負責，“其會計則歲終上於學院，他衙門不與聞。其日行事，學院亦不與問也。”書籍刻板、印刷、銷售概不過問，僅每年核計一次以觀其發展情況，正是由於採用了靈活多變的管理模式，因而刊書的品種、質量和數量在陝西以及西北獲得很高的聲譽。
3、“求友齋”是味經新學的實踐基地
求友齋學生是柏、劉二人精挑細選的學生，學生一邊如飢猶如海棉一般吸收著新知識，一邊又立即將之付諸於實踐，味經書院在添設新建築與設施中均能看到他們的身影，如觀象臺上的經緯儀，是學員成安、張遇乙兩人制造的；《味經書院通儒臺經緯儀用法》一書，是學員吳建寅編著；《代微積拾級補草》《課稿叢鈔·盈勾股公式跋》等高等數學書，是學員張秉樞編著的。為掌握新式測量技術，劉古愚又鼓勵許多學員走出校門參與到對於關中水利工程的測量和陝西布政使陶謨主持的新陝西地圖的測繪，後來學員張遇乙在光緒二十年（1894）繪製出了當時最標準最詳細的清代全國地圖——《皇朝一統輿地並附禹貢九州山川漢書西域各國全圖》。
二、時務齋
味經書院“求友齋”是書院自己成立的新學強化班，民間色彩濃，1896年成立健全的“時務齋”，官方的色彩就更為強烈了。首先時務齋的成立背景是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的大形勢下建立的，它本身就是抵禦外侮，反抗帝國主義的產物，自強意識更為強烈而明顯。劉古愚制定的《味經書院學規》明確提出自己的主張：“時變日棘，非人人臥薪嚐膽，不足以御外侮……今以中國之大，不能御一日本，割地賠費，無辱不有，非地廣大荒而不治之實乎？吾輩腆顏為士，不引以為辱，無論無以對朝廷也。試思外禍又發，天下之大，何處藏身，各有父母，各有子孫，讀書無科舉之路，經商無貿易之途，工無所用其巧，農不免稅其身，中國之患尚堪設想耶？欲救此患，必自士子自奮於學始。”
時務齋建立之初就得到陝西省學政趙惟熙的支持，在劉、趙二人書信中劉古愚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辦學主張，再次提出實踐相對理論的重要性，他說“務虛不如蹈實，坐而誦不如起而行，深其文不如驗其事”，他還舉例說明了談天理不如測算，考地理不如圖繪，老農、老圃的經驗遠比農書上的理論要重要的多。除此以外對於如何處理西學與傳統經學關係時，他提出了用西學的理論重新對於進行解讀，或者可理解為加大對於西方教會、風土人情，歷史政治、經濟的學習，參之以中國的經史經濟之學以求融通，出於此他認為應該學子要涉獵外洋文字、外國政治歷史等的學習。在上述主張之下，時務齋初次招錄學生四十名，其中多數為原來的求友齋骨幹，據韋力《崇實書院:官辦私助,名實相符》言由當時學政趙維熙親自主持考試，再由劉從考生中挑選有這方面才能者，入選之人就可加入時務齋。開設課程有經史類(包括西方各國史地政治知識)、時務類（常閱新報）和科學類(算學必修，電學、化學、醫學、礦學任選一門)。課業形式與味經書院以前的制度相似，但相對一般儒生所學明顯增加了很多。時務齋依然以實驗班存在，也繼承了以前開門辦學的傳統，定期設的“講會”，允許一般的味經學子和校外對此有興趣人們參與。
為擴大影響，鼓勵時務齋學生的學習，劉古愚還鼓勵閱讀新學書籍多做筆記、摘抄報刊與書籍重要內容，定期將之彙總出版，向社會發行出售，即《時務齋隨錄》，是陝西近代最早的報刊出版物。
時務齋是求學齋的進一步發展，是在民族嚴重危機來臨前，具有新觸覺的陝西學人自學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劉古愚對於時務齋的學員提出更為具體的要求。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時務齋很快就被一個新生的書院替代了，它就是陝西崇實書院。武佔江在《劉古愚評傳》中說：“時務齋是研究西學及自然科學的專門書院的先聲。劉光蕡原打算將理論學習與實踐操作並舉，邊學習邊籌辦紡織廠，盈利之後再建專門書院，購置各種實驗儀器，培養各種專門人才。
三、崇實書院
味經時務齋的規模遠遠不能滿足陝西官府和民間的需要，甲午戰爭失敗向歷來被國人認為是“小日本”割讓土地，賠鉅款，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對於國人的刺激遠遠大於以前歷次，巨大的羞辱很快地就國人意識到亡國亡族危機，在這種環境下味經書院一個小小的時務齋根本不能滿足國家、地方對於實業人才的需要。
最早發出倡議的就是味經肄業學子，據1896年陝西巡撫張汝梅、學政趙惟熙奏文寫道：“茲據書院肄業舉人邢廷英、成安，生員孫澄海、張象詠等，聯名呈懇自籌款項，創建格致實學書院，延聘名師，廣購古今致用諸書，分門研習，按日程功，不必限定中學西學，但期有裨實用，如天文、地輿、吏治、兵法、格致、製造等類，互相講求，久之自能洞徹源流，以上備國家之採擇各等情前來。”民間的倡議與當時陝西當局不謀而合。據韋力先生說：“清光緒二十年（1895年），趙維熙任陝西學政，他找到了味經書院的山長劉光蕡，決定要改革陝西教育體系，以培養更多的實用人才，於是劉提議在味經書院內設立‘時務齋’”。1896年，趙維熙會同護理巡撫張汝梅奏請在陝西建立格致實學書院。其中說道：在國勢危急，時局多艱的情況下，欲圖挽救，必從“設書院、講實學、培養人才”開始。由於多方面的合力，書院約有半年即形成規模，初命名格致實學書院，1898年陝西新任巡撫魏光燾為其取名‘崇實書院’。
建造經費計銀三千六百兩，系由涇陽、三原兩縣負擔，部分由兩縣地方商紳捐助。學校規模宣統志載：“講堂七架六楹，堂前東置日晷，西築通儒臺，東齋曰致道曰學古，西齋曰求恕曰興藝。兩齋東西各四架十一楹。並走廊中牌坊一曰群才孟晉，東西腳門各一架橫橋於中，左右引清白水為池中，門房三架二楹，旁有耳室，直前大門一架，堂後上房三架四楹，左廚右耐，東西廊各四楹。”
常年經費舊志記載：“開辦經費二千餘金，其資由布政使張公汝梅籌拔官票錢三萬串，發涇原商運生息，又議每年拔味經、刊書二處銀五百七十兩以資應用。”
崇實書院與味經書院僅有一牆之隔，兩校山長為同一人即劉古愚先生，學校的管理制度也基本相似。劉古愚在崇實初立後訂立四條以定立校之基，“一曰建規制而設齋分學，正名定費，責成分教，調取生徒，核定課期，設立官廚，教習幼學，推廣作育，創設講會，刊行西書之目附之。 一曰定經費而常年進款、常年出款，購備書籍，預籌製造，責成經理紡織餘息，陸續籌捐之目附之。 一曰立課程而勤求實學，博覽報章試驗製造，加練體操，朋友講習，藉資閱歷之目附之。 一曰嚴考核而計日程功製造器，其年中考核之目附之。”
崇實課程是因時局變化而出現新的變化，用劉古愚的話來說是奉旨特變科目，以糾原有書院之弊，所以注重格致(物理、化學)、英文、算術、工藝製造等內容。僅錄他文以明：
書院分為四齋，其中：“致道齋”，是以《周易》、“四書”、《孝經》為本，先儒性理之書附之，兼考外國教務、風俗、人情，以致力于格致（物理、化學）各學，以儲備明體達用之材；“學古齋”，是以《書經》、《春秋》三傳為本，歷代史鑑記事附之，兼研國外政治、刑律、公法、條約，以備奉使之選；“求志齋”，是以“三禮”為本，正續《通考》附之，兼及國外水陸兵法、農林、礦務，以培養經世之才；“興藝齋”，是以《詩經》、《爾雅》為本，周秦諸子及考據之書附之，兼習外國語言文字並推算測量以及聲、光各學，以裕制器尚象之源。
注意培養學生實際操作能力。書院在涇陽南北二關之桑園開設院辦工廠、農場作為學生實習基地，使學子能學以致用，培養了一批既能理論興陝救國，又能付諸於實業行動的人才。
《劉古愚評傳》給出了很高的評價：“崇實書院的創立是陝西大規模傳播近代西方文化的開始，也是劉光蕡多年來所追求的從事的‘實學’教育的一次重大突破。它的創立，對於促進陝西文化事業的進步，社會風氣的開放都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從求友齋至時務齋，再到崇實書院，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陝西以至西北新式教育的演變過程，先是推崇經世致用之學，反對空談理論、時文（舉業）誤國誤民，已經走出狹隘西北一隅，放開眼睛看世界。繼而提倡久不用舊式儒生看重的算學、天文與地理，雖然他們的西學主張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政治經濟之學，還需要傳統的“外衣”包裹，但毫無疑問涇陽縣早已成為近代思想傳播的核心區域，成為陝西以至西北思想啟蒙的中心。到了崇實書院，已然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主張遠拋在時代的後面，崇實開始大規模的出版、印刷介紹西方政治、經濟、史學及自然科學書籍，崇實的老師、學生已經為社會的重大變革做輿論宣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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