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我國曆史上一個經濟、文化和科技高度發達的朝代，但是軍事實力卻十分的虛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宋朝採取了重文抑武的政策，讓當時的武將非常難混。
楊家將、岳家軍、水滸英雄好漢等，這些家喻戶曉的英雄事蹟都是發生在宋朝。然而楊家將、岳家將、水滸英雄多以悲劇收場。
楊家將是高級軍官，但結局很是悽慘，血戰金沙灘、十二寡婦徵西、太行山隱居等等。楊家將總算是戰死沙場，岳家軍乾脆是被自己人搞垮的。《水滸傳》中108將中很多是朝廷中下層武官。
武官為匪，表明當時的社會有不正常的地方。
一、武將須讀書
宋朝建國後，宋太祖就曾經提倡武將要讀書。
宋太祖對侍臣說：“朕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何如?”結果，“左右不知所對”。這句話對宋人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寓示著：太祖當時希望通過讀書改善武臣參與治國的方式。
在五代時期，節度使和高級將領篡奪皇位的情況經常發生，宋太祖自己就是以用這種方式取代後周的。因此，基於歷史的經驗教訓，宋太祖定下了重文輕武的家法。
他在太廟寢殿裡立下一條家訓：“不得殺士大夫及上疏言事人”。
宋太祖曾說：“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朕欲選幹練的儒臣百餘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貪濁，也比不上一個武人。”
所以，在他看來，任用文人可能產生的危害遠不及武人來得大，更不會像武人那樣危及政權的根本。
因此，宋太祖對於“讀書以通治道”的認識及倡導，在當時的社會上激起了從上至下的積極反響，對官員有著明顯的宣示與警勸作用，整個宋代社會都盛行讀書風氣。
二、兩次削兵權
宋代的兩次削兵權。第一次是眾所周知的“杯酒釋兵權”。
宋朝建立後，宋太祖一方面要求武將讀書，明白上下尊卑；另一方面抓緊削兵。
宋太祖聽從趙普的建議，明白要“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
他先罷免了掌握禁軍的武將，把禁軍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久又演出了一場“杯酒釋兵權”的好戲，免去了石守信、高懷德等人的禁軍職務。
第二次削兵發生在南宋初年。
南宋政權剛成立的時候，對外要應付南侵的金軍，對內要平定流寇集團和流民叛亂。而其軍事力量已被女真鐵騎摧毀殆盡，僅剩的幾萬兵力，難以支撐這種危局。
因此，宋高宗對當時承認其正統地位的武將，是極力支持和鼓勵他們招兵擴軍。這一時期，朝廷倚重武將，給了他們一定的權力。
當時的武將有很大權力，主要表現在：(1)財政權，地方財政的一些收入可以自由支配。(2)人事權，所管轄地區的地方官由鎮撫使任免。(3)軍權，節制轄區州縣官兵，戰時可以便宜從事。(4)司法權，在轄區有一定的司法權。(5)身份保障權：爵位可以世襲。
南宋初年，武將的軍事權力、社會地位和經濟權力都有所提高，武將擁有了較多的軍事指揮權和較固定的地盤。
當時的武將不僅在政治上是新貴，而且在經濟上是地道的暴發戶。劉光世、張俊、韓世忠、楊存中等將領擁有大量田產。此外武將還憑藉自己的實力地位，干預朝廷決策。
比如，岳飛就對朝廷立儲提出自己的意見，而立儲一向被認為是皇帝的家事；在對金和戰問題上，武將們有很大的發言權，從紹興八年到十年，擁兵大將反對和議的呼聲很高，對朝廷造成很大壓力。
第二次削兵權，始於紹興七年罷劉光世兵柄，終於紹興十二年罷張俊樞密使，前後將近六年，經歷了三個階段，張浚、趙鼎、秦檜分別輔助高宗進行。
第二次削兵權完成之後，南宋初年武將驕悍跋扈、擁兵自重的局面一去不復返。南宋政權的格局重新迴歸重文輕武，以文抑武的舊軌。
幾百年來，後世普遍認為，第二次削兵權是投降派為了和議的政治需要而策劃的醜劇;岳飛之死是第二次削兵權必然導致的悲劇;兵權削，岳飛死，紹興和議才告成立，從時間順序上也可看出民族投降是第二次削兵權的根本原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削兵權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妥協投降和宋金和議，而是趙宋家法與武將勢力的矛盾。因此，在這種意義上，岳飛之死有其“必然性”。
三、以文制武
宋太祖提倡武將要讀書，主要是為了提高武將的素質;削兵權，主要是為了防止出現藩鎮割據現象。但是到了宋太宗時代，抑制武將已經發展成為家法。
宋代統治者利用文臣制約武人的努力，促使了兩個集團的分離，並且加深了彼此的相互排斥。
由於朝中職位的任命越來越多的同科舉掛鉤，軍人被任命為高級文官變得非常罕見。當宋孝宗皇帝對武臣表現出一絲的同情和尊敬時，丞相史浩的臉馬上變得鐵青，他勸誠道:“夫二帝三皇之道，固不寄於長槍大劍之人，必講於圓冠方履之士。”
文臣對王朝事業支配權力的大大強化，將最終擴大文臣與武臣之間的差距。特別是南宋時期，通常由丞相掌握軍事機構的大權，偶爾他們還率領部隊投入戰鬥。像韓侂冑、史嵩之與賈似道都是這種例子，這些不懂軍事的文人利用軍事去積累個人政治資本，換來的只能是宋朝的加速滅亡。
朝以文抑武的表現有:
(一)文貴武賤
宋代以武舉來選拔武將，但是武舉並沒有受到朝廷重視，而且還一度廢除。北宋武舉共開科取士28榜，取士868人，平均每榜不到25人，還不及一榜文舉取士之多。
在授職時，武舉優等初授官職是正九品;而文舉進士是正八品。在升遷方面，武將是七年一升遷，而文官是三年或四年一升遷，雖然武將後來改為五年一遷。
(二)不信任武將
宋太祖於“杯酒釋兵權”後，任命心腹大將張瓊代替其弟趙光義為殿前都虞候，統領御前禁軍，並宣佈:“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下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可是當有人誣陷張瓊時，他馬上被宋太祖賜死。
後來，又有人密奏殿帥韓重贇“私取親兵為心腹”。韓重贇是太祖“義社十兄弟”之一，為擁立太祖立下汗馬功勞，但卻幾乎被一條沒有經過證實的罪證害死。
到了南宋時期，這種情況發展到極致，當時諸路盜起。可南宋政權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朝廷中的大多數文臣對武將還是不信任的，不願意對這些將領授以重兵。
(三)以文抑武
宋朝抑制武將的首先表現為中央兵權機構逐漸被文臣控制。樞密院是北宋的中央掌兵機構，樞密使自後漢開始就基本上由武將擔任，到了北宋文官卻逐漸控制了樞密院。
南宋的君權基本被控制在以宰相為代表的文官手中，以至於上前線帶兵打仗、出謀劃策的都是文官。虞允文、賈似道、文天祥就是其中的例子。
四、以文抑武的不良影響
通過對武將的抑制，使藩鎮割據不復存在，中央集權得到空前加強。這成為以後中國曆朝歷代奉行的國策，對中國文化有深遠影響。
由於政府採取一系列崇文抑武的政策與措施，使宋朝社會形成了與前代截然不同的社會心理:認為當文官有出息，當武官沒前途。
因此很多人以讀書當官為榮，以習武從軍為恥。宋朝兒童啟蒙讀物《神童詩》，一開頭就寫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等，唯有讀書高。”
民間流行的俗語則是“做人莫從軍，做鐵莫做針”。這種風氣與唐末五代“及第不必讀書，做官何須事業”已截然不同。
在“與土大夫共天下”思想的支配下，科舉制度的迅猛發展及其地位的日益顯赫，文官隊伍不斷膨脹，從文也成為世人追求的目標。
誠如宋人所云:“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於是，優秀人才不再願踏入軍營，文臣更不願改換武職。
宋代武舉一改唐代武舉只重武藝的做法，變為既要考武藝，又要考策論，從整體上表現出一種崇文抑武的傾向。
由於崇文抑武，宋朝史書對武將的記載不多，從一些武將的隻言片語中，可以發現武臣對文臣的壓制普遍不滿。正因為如此，南宋末年守城武將紛紛降元，而殊死抗元為國捐軀，甚至自殺多是文臣。
以文抑武政策還表現在土大夫建功立業的進取精神的喪失。在漢唐時代，當時的社會風氣是把建功立業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漢代班超雖然是文吏，但希望“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但到了宋朝，由於重文抑武，致使宋代士人在個人價值取向上發生了整體轉變，立德替代立功成為人生價值的首要選擇。
漢朝士大夫投筆從戎與唐代邊塞詩人歌頌從軍報國、建功立業的英雄氣概與精神狀態已不復存在。
王安石高呼:“功名如夢幻，氣節之士，豈肯摧氣節以就功名!”這表明了宋代士大夫對人生價值觀的普遍態度。安於現狀，不思建功立業的精神與重文輕武的風氣結合在一起，對後世中國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
從宋至清，人們對外在功名觀的缺失，導致了中國社會缺少尚武之風。梁啟超曾形容此:“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以致列強稱“中國人是不武之民族，孱弱之病夫”。
宋朝社會出現了不同前代的重大變化，“武”在人們的心目中逐漸消退，習武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不務正業。正如《水滸傳》中的史進，“從小不務正業，只愛刺槍弄棒。母親說他不得，慪氣死了。”
所以，從宋朝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的軍事家。武將叛亂割據的事件少了，雖然有利於國家的穩定和統治，但這種模式其實是一種內向化模式，旦出現外在威脅，這種模式就會暴露出極大的弊端。
兩宋都是被外族所擊敗，明朝也是被外族所滅亡，清朝在外敵入侵面前更是不堪一擊。
總之，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宋朝武將地位的下滑，對宋朝乃至今天中國人的精神面貌都有深遠的影響。
閱讀更多 小武痴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