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南史
歷史以儒家思想為主體文化，是因為儒家的仁愛思想，既適應民眾的修身齊家，安居樂業，又合乎上層政治的治國平天下。為政以德，以民為本，廣施仁政，得民心得天下，天下歸心。
法家思想富國強兵，過份強調法律的作用，獨掌軍政大權，推行嚴厲的法令策略和手段，維護君主的地位和利益，用專制手段控制民眾。苛政猛於虎，只是令百姓苦不堪言，滿腹怨恨，這樣勢必引起農民的反抗和起義。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動盪。各諸侯爭霸天下，武力統治，儒家思想顯然與當時的社會現實不相適應。那個時代的各國諸侯都是以法治國，以成就自己的千秋帝業。商秧變法促進了秦國的迅猛發展和強大的勢力，秦始皇橫掃六國，建立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的中央政權大一統，成也法家。隨後的大秦王朝仍然以法治國，又加上焚書坑儒，過重的苛捐雜稅，兵役和勞役，導致百姓無法休養生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農民起義揭竿而起，短命的秦王朝走向滅亡，敗也法家。
西漢初期的黃老之學，有過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認為“無為之治”難以穩固中央政權大一統的長治久安，必須有一種新的思想理論以促進當時社會的發展，以維護上層政治的穩定和中央政權的利益。與漢武帝順應歷史的潮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博採眾長，儒家思想走上政治巔峰，成為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主體文化，影響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
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發展，儒家思想一直是與時俱進。董仲舒的儒家思想與原始的內容有著很多的完善創新，是以儒家為主，集法、道、陰陽於一起，實行內儒外法的治國方案。後來的程朱理學，王陽明心學，又是儒家思想新的傳承和發展，在後世五百年形成了巨大的影響。
漢武帝時代，歷史選擇了儒家思想，順應民心，貼近百姓生活，適合社會現實。從而有著大漢王朝四百年的長治久安，政通人和，也有著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燦爛的文明，輝煌的盛世。
朱八戒CC
歷史選擇了儒家而非法家，是因為法家思想激化了貴族階級與老百姓的矛盾，而儒家思想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維護了君主權利的穩定，但是卻也巧妙地緩和了貴族階級與老百姓的矛盾。
1、法家思想利用人的“自為”心，教君主如何控制臣下，重法太過，缺了“人情味”
韓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法、術、勢”，旨在教會君主如何利用人的“自為”心去更好地“駕馭”他們。可能“駕馭”兩個字說得有些重，但是韓非子學說裡面的君主與臣下的關係，像極了“駕馭”。
那麼什麼是“自為”心？說地直白一些，就是“以自身利益出發”的心態。韓非子認為人皆有“自為”心。不管自己承認不承認，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有意無意被自己的“自為”心驅使去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而為上之君主就可以利用人的“自為”心來“駕馭”百姓。
同時，韓非子基於人“從利而動”的特點，繼而提出“重賞重罰”。因為人之“趨利避害”的特點，所以人在“重賞重罰”下自然會“守法”以“求賞”了。
韓非子學說在邏輯上看起來還挺行得通，但是，韓非子以他的“自為”心推理出“重賞重罰”的成立條件，是在人極端“自為”的狀態下成立的。但是，人真的極端“自為”？若承認這一點，那麼人類社會也就太“冷冰冰”了。
同時，人類社會之所能夠建立，定不是因為人之極端“自為”，社會是一個團體，團體的存在，必定需要“團結”，“團結”怎麼可能靠挾持人之“自為”心來維繫？
所以，法家思想，看上去有些重法太過，缺了些“人情味”。
2、儒家思想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講人情亦守禮法
而儒家思想就不同了，儒家思想顯得“圓潤”許多，它沒有法家思想那麼“尖銳”。儒家思想尊重人之有血有肉有情感。所以不會把人完全定義為“從利而動”的存在，即便是荀子，亦認為人可以在後天教化中，成為一個守禮向善的人。
所以，儒家思想之幫助君主治理百姓的法子，是以教化讓百姓形成內在的道德自覺，讓百姓尊從仁義做事，知道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樣百姓做事很大一定程度上，是尊崇於自己的內心，而並非是在禮法的“威逼”下行事。這首先就照顧到了百姓的感情。
同時，儒家也不是純粹依靠“教化”來治理百姓，儒家也對國家之律法有維護，認為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不能包容，應該按照律法規定“以直報怨”。而面對有德之人的幫助，則抱之以德。可見，儒家思想的特色更加溫和，講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在講人情的同時亦守禮法。
3、法家維護君主集權；儒家講尊卑亦講重民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法家以人之“自為心”為出發點，來教君主如何“駕馭”百姓，這是一種用“利誘”以及“威壓”的方式，讓百姓屈服。這種“屈服”的狀態必定會導致民怨沸騰，畢竟都是人，誰會生來就接受絕對性的壓迫與利誘。法家思想長久施行下去，十之八九會引發暴動，秦二世而亡就是很好的例子。
而儒家就相對比較“聰明”了，儒家深諳國之興衰與百姓的意志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儒家思想在維護社會尊卑秩序的同時，一直不忘提醒君主“民重君輕”的道理。既然後世統治者要通過儒家教化百姓，那麼儒家之“重民”思想定然會一定程度上作為君主之“警鐘”，而君主更不會視百姓之“生死”為無物。關於這一點，除了歷史上少數昏君以外，大多數君主還是為天下蒼生勞心勞力的，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
所以，我們可以總結，歷史選擇了儒家而非法家，是因為法家思想激化了貴族階級與老百姓的矛盾，而儒家思想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維護了君主權利的穩定，但是卻也巧妙地緩和了貴族階級與老百姓的矛盾。
顏小二述哲文
儒家為主而不是法家 漢武帝獨尊儒術、廢除百家的出發點肯定是為了維護政權的需要。在漢武帝之後的封建社會，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也證明了這個選擇的正確性。
在漢武帝之前，漢朝是用道家思想來治國安民。之所以選擇道家，是因為統治者吸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道家的無為而治有利於暴秦之後的百姓休養生息。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並在歷史上留下殘暴的罵名，就是因為法家思想弊病大爆發的原因。
個人認為，法家思想有以下幾個弊病：
1，過份強調法律的作用
2，過份強調集權，法自君出
3，推行國強民弱，禁私學
過份強調法律的作用
“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君臣》)。法家思想認為，事無鉅細都應該在律法的框架內。甚至提倡在違法的事情沒有發生之前就應該實施懲罰。
人之所以成為人，很大程度是因為產生了自主意識，這也是人和機器的區別。法家思想完全剝奪了人的自主意識，用專制手段控制民眾，這無疑是違揹人性的。
過份強調集權，法自君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到韓非子時候把三者統一融合，這種思想對秦統一六國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種思想體系下，君主完全不受約束，國家興衰完全取決於個人行為。沒有約束的權利是可怕的，是走向毀滅的。
推行國強民弱
法家認為，必須置民於貧窮困弱之中，然後利用賞罰的手段，民才有可能從令如流，克己之難，以赴耕戰,只有人民努力耕戰，國家才會強盛。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這種思想讓國家的權利無限放大，當人們的權利被完全剝奪的時候，為生存而爭奪在所難免。這也是法家思想被取代的基本原因。
法家的專制不僅體現在國強民弱之上，還體現在教育管制。反對法家以外的一切學說，禁止私學，一切以統治者的權益為基礎。
總結如下： 漢朝經過前期的無為而治，到獨尊儒術，是因為看到儒家思想可以解決許多社會問題。比如新興地主階級和舊貴族之間的土地分配問題，君臣之道，個人和國家之間的利益均衡等等。
儒家改變了由統治者把持學問的歷史，提倡私人講學。以仁為核心，實行德政，強調道德感化，社會責任，提倡大統一。這無論是對統治階層還是百姓來說，都是一種進步。 另外，儒家思想講究兼容幷蓄，只要是對社會和國家有利的思想都會吸收融合，比如道家，法家，陰陽家，農家等等。
所以，整個封建社會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表象，以法家思想為內核，佛道等思想為輔的文化體系。
燕子的濤寶
中國的統治思想是以家為立足點進行。
以“母系”（道家）力量為社會統治基礎的，叫做“道家”，講究“萬物負陰而抱陽”。
以“父系”（帝王）力量為社會統治基礎的，叫做“法家”，講究“法不容情”。
以“長子”（儒家）力量為社會統治基礎的，叫做“儒家”，講究“道之以政”。
以“次子”（兵家）力量為社會統治基礎的，叫做“兵家”，講究“君命有所不受”。
周王朝是充分踐行母系力量領導的，但“慈母多敗兒”，最後形成的“戰國七雄”誰也不把這個“老媽”放在眼裡了。
秦王朝是充分踐行父系力量領導的，就顯得十分嚴酷了，他坑殺了原始的“母系”（道家）力量，淡化了傳統的“長子”（儒家）力量，人們稱之為“暴秦”，實際上有“殘暴的父親”之意。
西楚霸王基本上是提倡踐行“次子”兵家治國理政，他對國人利益十分看重，而對居於從屬地位的民眾利益選擇性放棄，而廣大的民眾也對他的江山予以了放棄。
漢王朝的劉邦基本代表了起於毫末的民眾階層的利益，他們的思想系統化，最後由儒家予以了總結。
漢王朝最初因為看到了“父權”統治的嚴酷性，所以他們引入了道家，以“母權”統治天下，但遇到了一代強人漢武帝，他決心使國家以“長子”儒家作為治國的統治基礎，此後歷朝歷代也據此立國。
河東來
非常簡單，孔子是世界上最大“馬屁精”！拍皇上馬屁，所以他成功了。皇上拿著孔老二學說“忠君思想”，大吹大擂！好啊！好啊！儒家思想好啊！皇上都說好👌🏻，誰敢反對？就這樣，這部“馬屁精”學說竟然忽悠了兩千多年！你說中國悲不悲哀！？
莫闕
此問的“歷史”應是獨尊以後的歷史，“儒家”也應是董仲舒改造(閹割)了的儒家。即儒家主動改頭不換面去適應了法家所創郡縣制的大一統皇權並抓住了話語(輿論)權才得以延續。“存在決定意識”，任何“思想都是時代的思想”。而孔子(即原儒)則主張“克己復禮”並強調上升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為仁焉”。因為其守護和追求的是西周之前的帶奴隸性質的分封制的禮制和禮序，顯然已不合時宜，所以終生宣教也末能被釆納、接受。只有漢武時董仲舒加以改造融合、使之適應了法家和秦創漢承的郡縣及大一統、亦即皇權一統的立國大法，後又經再改造為以四書五經取士的科舉制才實現了題中所指的“思想為主”。實質是常說的“外儒內法”，在實際的行政方面還是法家在起作用，這時的儒家是宣教、幫腔助陣、收攏人心的。讀書做官的士們也兩者兼於一身，一面執法、維護著“王法”、一面又兼著維護皇權的宣傳說教。總之，因兩千多年雖朝代更替，但封建皇權的大一統制度未變，改造了的儒是依附並有利於這個權力的，同時隨著皇權的更替而更替。雖是儒法並舉，但話語權在儒家手中必定掌握輿論(思想)的主導了，至於其主導最終招致的大麻煩此處就不說了…。兩千多年的制度才是延續的根本基礎！
崑崙139100429
這首先就是個偽命題。
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兼取儒法、雜用王霸”。簡單的說，就是統治者口頭上說著儒家的那一套，實際行動上用的是法家那一套。
為什麼口頭上說儒家？因為統治者需要給他的統治披上一層脈脈溫情的外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們別造反啊。君主就是天下人民的總爸爸，你們不該孝敬你們的爸爸嗎？所以口頭上君主最喜歡標榜儒家，所以古代君主也稱為“君父”。
但行動上必須是法家。因為儒家的主張雖然不“平等”，但要求“對等”。即“君明臣直”、“父慈子孝”，臣直的前提是君明，子孝的前提是父慈，孟子就很直白的說過，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仇。這也是後世中國人對儒家最大的誤解，認為儒家培養奴才，其實不是這樣。
所以萬一這個君父不明不慈，那按照儒家的說法下面要有革命了，這個時候就需要法家登場了。法家的核心思想概括為“兩面三刀”，兩面即賞、罰，三刀即勢、術、法，君主最喜歡的是這些東西。加上法家一貫以來的愚民政策與重農抑商政策。所以我覺得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緩慢的這個鍋應該由法家來背，而不是那些愚民說的由儒家來背。
用戶2062019851391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思考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秦朝為何被毀滅了？”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重要，為何？因為漢承秦制啊，漢朝的建立基礎就是秦朝的法制和各種政治制度，既然制度近乎相同，那麼缺陷也自然是一脈相承。
秦朝過於嚴苛的刑罰不通人情
秦朝最讓人害怕同時也最讓人佩服的就是它的法治體系，“秦之嚴刑峻法， 天下人皆畏服也”。正是因為以嚴刑峻法為基礎，再配合其他的改革措施，秦國才得以在戰國時期快速的崛起，最後吞併六國，統一天下。可是，一個制度隨著時間的流逝，終究會出現一些不適應。
秦朝建立以後，戰亂漸漸平息，本來應該實行仁政體恤生民，但是秦朝依舊選擇實行嚴厲的刑罰制度。雖然從一個國家剛剛建立需要維持穩定的角度而言，嚴刑峻法的確是合適的，但是當執政者習慣了這種“嚴刑峻法”的方式之後，人情則被徹底的淡泊了。人們之所以稱自己為秦朝的百姓，完全是因為秦朝嚴酷的法制。而不是因為秦始皇是多麼的仁德，秦朝官員有多麼的體恤百姓。
而這，就是一種畸形的狀態，是由一種不通人情的法治造成的敢怒而不敢言。而這就像是一個定時炸彈一般，只等待一點火星，下一刻便將摧毀整個秦朝。而這個火星，便來自於一個叫做陳勝的人，陳勝吳廣一行人，因為在大澤鄉遇到暴雨，導致按時戍守漁陽的任務不可能完成，於是便在大澤鄉起義了。為何？因為不起義也是死，起義也是死，還不如拼一下，做一件大事兒呢？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所以，便可知道，過於剛直嚴苛的法家思想，實際上不能夠讓百姓真正的順服。
那麼如何才能夠讓百姓臣服、順服呢？
漢朝顯然是吸取了秦朝滅亡的一些教訓，階段性地進行了改革。所以漢初的時候，實行的是黃老思想，“清靜無為”，於民休養生息。但是這依然沒有改變漢朝繼承秦朝政治遺產——嚴刑峻法的本質。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漢朝依舊有許多的酷吏，《史記》當中就記載了許多的酷吏，比如說張湯之類的。
所以，第二階段，也就是漢武帝階段，便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了。於是才有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由來。那麼此刻的“儒家”還是原先的“孔孟”的儒家嗎？實際上已經變了。
董仲舒強調了兩個有利於君權和天下穩定的概念。
第一，君權神授和天人感應
說天子之所以為天子，是天命，所以天下百姓應該擁戴天子，這為天子的正當性提供了一種背景。同時又提出天人感應，讓“天”來制約君權，讓天子不能夠為所欲為。
第二，三綱五常的提出
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常即：仁、義、禮、智、信。
這樣就在法治之外，又開闢了一種穩定天下，甚至是穩定家庭內部的一種倫理道德標準，這樣的標準，君權依舊是最高的，百姓與臣子對於君主的忠誠依舊是排在第一位的。如此標準，非常適合在大統一的王朝積極推行，因為這有利於維護天下的穩定，獲得長治久安。
漢武帝看中了儒家學說對於維護穩定的優越性
從上面的分析，我麼就可以知道了儒家學說對於大統一王朝的重要性。那麼，這一點，漢武帝又怎麼會看不到呢？甚至連漢朝酷吏張湯，都看到了這一點，積極地把儒家的“仁義之道”融入到法治的建設當中去，讓法治不再冰冷，逐漸的帶上了一些人倫道德的溫度感。
總結
選擇儒家，並不等於放棄法家，但兩者的特性是有區別的。法家過於嚴苛，雖有強制力，但是容易反彈；儒家則沒有強制力，但是易於接受，深得人心。如此一來，儒家對於大統一的王朝來說必然是更加重要了，因為每個王朝都有“法治”，但“仁治”則是需要更高的水平了，求助於儒家學說則是一個好的選擇。
如風的歷史
很多人都認為歷史是偶然的一種發現，實際上歷史是最聰明的一種選擇的結果。
在春秋年代，儒家，法家，墨家，道家都有著傑出的天才和代表人物，但是從東洲春秋一直到現在，5代是我以後的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期間能存下來的思想都很少，其他都是騙言之語，但是隻有儒家的思想是系統的完整的。
在這個問題上，你認為能用運氣兩個字可以解釋嗎？
如果是一些事聖人的思想，他一定會有生命力的，所以才能延續到現在，延續到今天，延續到我們對他的似是而非的一種註解和解釋，這些事都不得意，關鍵是下一步我的母親會怎麼做，所以黑暗森林到了這個狀態也算到了4局，為什麼要保留這樣一個有仁愛之心的人呢？就是為了讓他執行仁愛是天下大道，不管是地球範圍之內還在宇宙範圍之內，只要你心中有愛，總有一個人最後會為你去死。
唐塔正和
因為儒家推崇仁”、“義”、“禮”、“智”、“信”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而漢朝在漢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三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十分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和鞏固儒家思想，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傢俱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通過“正名”，”恢復“已一去不復返的“周禮”所代表的時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
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讚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盪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盪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採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並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採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漢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漢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漢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當時儒道兩家學派有個明顯的共同趨勢就是道家往下層社會發展成民間道教；而儒家則在上層社會發展成了廟堂儒教[3]。
漢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後其它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