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南史
历史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文化，是因为儒家的仁爱思想，既适应民众的修身齐家，安居乐业，又合乎上层政治的治国平天下。为政以德，以民为本，广施仁政，得民心得天下，天下归心。
法家思想富国强兵，过份强调法律的作用，独掌军政大权，推行严厉的法令策略和手段，维护君主的地位和利益，用专制手段控制民众。苛政猛于虎，只是令百姓苦不堪言，满腹怨恨，这样势必引起农民的反抗和起义。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各诸侯争霸天下，武力统治，儒家思想显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那个时代的各国诸侯都是以法治国，以成就自己的千秋帝业。商秧变法促进了秦国的迅猛发展和强大的势力，秦始皇横扫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的中央政权大一统，成也法家。随后的大秦王朝仍然以法治国，又加上焚书坑儒，过重的苛捐杂税，兵役和劳役，导致百姓无法休养生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起义揭竿而起，短命的秦王朝走向灭亡，败也法家。
西汉初期的黄老之学，有过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认为“无为之治”难以稳固中央政权大一统的长治久安，必须有一种新的思想理论以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以维护上层政治的稳定和中央政权的利益。与汉武帝顺应历史的潮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博采众长，儒家思想走上政治巅峰，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体文化，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儒家思想一直是与时俱进。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与原始的内容有着很多的完善创新，是以儒家为主，集法、道、阴阳于一起，实行内儒外法的治国方案。后来的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又是儒家思想新的传承和发展，在后世五百年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历史选择了儒家思想，顺应民心，贴近百姓生活，适合社会现实。从而有着大汉王朝四百年的长治久安，政通人和，也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灿烂的文明，辉煌的盛世。
朱八戒CC
历史选择了儒家而非法家，是因为法家思想激化了贵族阶级与老百姓的矛盾，而儒家思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君主权利的稳定，但是却也巧妙地缓和了贵族阶级与老百姓的矛盾。
1、法家思想利用人的“自为”心，教君主如何控制臣下，重法太过，缺了“人情味”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法、术、势”，旨在教会君主如何利用人的“自为”心去更好地“驾驭”他们。可能“驾驭”两个字说得有些重，但是韩非子学说里面的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像极了“驾驭”。
那么什么是“自为”心？说地直白一些，就是“以自身利益出发”的心态。韩非子认为人皆有“自为”心。不管自己承认不承认，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意无意被自己的“自为”心驱使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为上之君主就可以利用人的“自为”心来“驾驭”百姓。
同时，韩非子基于人“从利而动”的特点，继而提出“重赏重罚”。因为人之“趋利避害”的特点，所以人在“重赏重罚”下自然会“守法”以“求赏”了。
韩非子学说在逻辑上看起来还挺行得通，但是，韩非子以他的“自为”心推理出“重赏重罚”的成立条件，是在人极端“自为”的状态下成立的。但是，人真的极端“自为”？若承认这一点，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太“冷冰冰”了。
同时，人类社会之所能够建立，定不是因为人之极端“自为”，社会是一个团体，团体的存在，必定需要“团结”，“团结”怎么可能靠挟持人之“自为”心来维系？
所以，法家思想，看上去有些重法太过，缺了些“人情味”。
2、儒家思想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讲人情亦守礼法
而儒家思想就不同了，儒家思想显得“圆润”许多，它没有法家思想那么“尖锐”。儒家思想尊重人之有血有肉有情感。所以不会把人完全定义为“从利而动”的存在，即便是荀子，亦认为人可以在后天教化中，成为一个守礼向善的人。
所以，儒家思想之帮助君主治理百姓的法子，是以教化让百姓形成内在的道德自觉，让百姓尊从仁义做事，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百姓做事很大一定程度上，是尊崇于自己的内心，而并非是在礼法的“威逼”下行事。这首先就照顾到了百姓的感情。
同时，儒家也不是纯粹依靠“教化”来治理百姓，儒家也对国家之律法有维护，认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不能包容，应该按照律法规定“以直报怨”。而面对有德之人的帮助，则抱之以德。可见，儒家思想的特色更加温和，讲求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在讲人情的同时亦守礼法。
3、法家维护君主集权；儒家讲尊卑亦讲重民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法家以人之“自为心”为出发点，来教君主如何“驾驭”百姓，这是一种用“利诱”以及“威压”的方式，让百姓屈服。这种“屈服”的状态必定会导致民怨沸腾，毕竟都是人，谁会生来就接受绝对性的压迫与利诱。法家思想长久施行下去，十之八九会引发暴动，秦二世而亡就是很好的例子。
而儒家就相对比较“聪明”了，儒家深谙国之兴衰与百姓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儒家思想在维护社会尊卑秩序的同时，一直不忘提醒君主“民重君轻”的道理。既然后世统治者要通过儒家教化百姓，那么儒家之“重民”思想定然会一定程度上作为君主之“警钟”，而君主更不会视百姓之“生死”为无物。关于这一点，除了历史上少数昏君以外，大多数君主还是为天下苍生劳心劳力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历史选择了儒家而非法家，是因为法家思想激化了贵族阶级与老百姓的矛盾，而儒家思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君主权利的稳定，但是却也巧妙地缓和了贵族阶级与老百姓的矛盾。
颜小二述哲文
儒家为主而不是法家 汉武帝独尊儒术、废除百家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了维护政权的需要。在汉武帝之后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也证明了这个选择的正确性。
在汉武帝之前，汉朝是用道家思想来治国安民。之所以选择道家，是因为统治者吸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道家的无为而治有利于暴秦之后的百姓休养生息。秦之所以二世而亡，并在历史上留下残暴的骂名，就是因为法家思想弊病大爆发的原因。
个人认为，法家思想有以下几个弊病：
1，过份强调法律的作用
2，过份强调集权，法自君出
3，推行国强民弱，禁私学
过份强调法律的作用
“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法家思想认为，事无巨细都应该在律法的框架内。甚至提倡在违法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应该实施惩罚。
人之所以成为人，很大程度是因为产生了自主意识，这也是人和机器的区别。法家思想完全剥夺了人的自主意识，用专制手段控制民众，这无疑是违背人性的。
过份强调集权，法自君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到韩非子时候把三者统一融合，这种思想对秦统一六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思想体系下，君主完全不受约束，国家兴衰完全取决于个人行为。没有约束的权利是可怕的，是走向毁灭的。
推行国强民弱
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己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这种思想让国家的权利无限放大，当人们的权利被完全剥夺的时候，为生存而争夺在所难免。这也是法家思想被取代的基本原因。
法家的专制不仅体现在国强民弱之上，还体现在教育管制。反对法家以外的一切学说，禁止私学，一切以统治者的权益为基础。
总结如下： 汉朝经过前期的无为而治，到独尊儒术，是因为看到儒家思想可以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比如新兴地主阶级和旧贵族之间的土地分配问题，君臣之道，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均衡等等。
儒家改变了由统治者把持学问的历史，提倡私人讲学。以仁为核心，实行德政，强调道德感化，社会责任，提倡大统一。这无论是对统治阶层还是百姓来说，都是一种进步。 另外，儒家思想讲究兼容并蓄，只要是对社会和国家有利的思想都会吸收融合，比如道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等等。
所以，整个封建社会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表象，以法家思想为内核，佛道等思想为辅的文化体系。
燕子的涛宝
中国的统治思想是以家为立足点进行。
以“母系”（道家）力量为社会统治基础的，叫做“道家”，讲究“万物负阴而抱阳”。
以“父系”（帝王）力量为社会统治基础的，叫做“法家”，讲究“法不容情”。
以“长子”（儒家）力量为社会统治基础的，叫做“儒家”，讲究“道之以政”。
以“次子”（兵家）力量为社会统治基础的，叫做“兵家”，讲究“君命有所不受”。
周王朝是充分践行母系力量领导的，但“慈母多败儿”，最后形成的“战国七雄”谁也不把这个“老妈”放在眼里了。
秦王朝是充分践行父系力量领导的，就显得十分严酷了，他坑杀了原始的“母系”（道家）力量，淡化了传统的“长子”（儒家）力量，人们称之为“暴秦”，实际上有“残暴的父亲”之意。
西楚霸王基本上是提倡践行“次子”兵家治国理政，他对国人利益十分看重，而对居于从属地位的民众利益选择性放弃，而广大的民众也对他的江山予以了放弃。
汉王朝的刘邦基本代表了起于毫末的民众阶层的利益，他们的思想系统化，最后由儒家予以了总结。
汉王朝最初因为看到了“父权”统治的严酷性，所以他们引入了道家，以“母权”统治天下，但遇到了一代强人汉武帝，他决心使国家以“长子”儒家作为治国的统治基础，此后历朝历代也据此立国。
河东来
非常简单，孔子是世界上最大“马屁精”！拍皇上马屁，所以他成功了。皇上拿着孔老二学说“忠君思想”，大吹大擂！好啊！好啊！儒家思想好啊！皇上都说好👌🏻，谁敢反对？就这样，这部“马屁精”学说竟然忽悠了两千多年！你说中国悲不悲哀！？
莫阙
此问的“历史”应是独尊以后的历史，“儒家”也应是董仲舒改造(阉割)了的儒家。即儒家主动改头不换面去适应了法家所创郡县制的大一统皇权并抓住了话语(輿论)权才得以延续。“存在决定意识”，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而孔子(即原儒)则主张“克己复礼”并强调上升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为仁焉”。因为其守护和追求的是西周之前的带奴隶性质的分封制的礼制和礼序，显然已不合时宜，所以终生宣教也末能被釆纳、接受。只有汉武时董仲舒加以改造融合、使之适应了法家和秦创汉承的郡县及大一统、亦即皇权一统的立国大法，後又经再改造为以四书五经取士的科举制才实现了题中所指的“思想为主”。实质是常说的“外儒内法”，在实际的行政方面还是法家在起作用，这时的儒家是宣教、帮腔助阵、收拢人心的。读书做官的士们也两者兼于一身，一面执法、维护着“王法”、一面又兼着维护皇权的宣传说教。总之，因两千多年虽朝代更替，但封建皇权的大一统制度未变，改造了的儒是依附并有利于这个权力的，同时随着皇权的更替而更替。虽是儒法并举，但话语权在儒家手中必定掌握輿论(思想)的主导了，至于其主导最终招致的大麻烦此处就不说了…。两千多年的制度才是延续的根本基础！
昆仑139100429
这首先就是个伪命题。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兼取儒法、杂用王霸”。简单的说，就是统治者口头上说着儒家的那一套，实际行动上用的是法家那一套。
为什么口头上说儒家？因为统治者需要给他的统治披上一层脉脉温情的外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们别造反啊。君主就是天下人民的总爸爸，你们不该孝敬你们的爸爸吗？所以口头上君主最喜欢标榜儒家，所以古代君主也称为“君父”。
但行动上必须是法家。因为儒家的主张虽然不“平等”，但要求“对等”。即“君明臣直”、“父慈子孝”，臣直的前提是君明，子孝的前提是父慈，孟子就很直白的说过，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这也是后世中国人对儒家最大的误解，认为儒家培养奴才，其实不是这样。
所以万一这个君父不明不慈，那按照儒家的说法下面要有革命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法家登场了。法家的核心思想概括为“两面三刀”，两面即赏、罚，三刀即势、术、法，君主最喜欢的是这些东西。加上法家一贯以来的愚民政策与重农抑商政策。所以我觉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的这个锅应该由法家来背，而不是那些愚民说的由儒家来背。
用户206201985139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秦朝为何被毁灭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为何？因为汉承秦制啊，汉朝的建立基础就是秦朝的法制和各种政治制度，既然制度近乎相同，那么缺陷也自然是一脉相承。
秦朝过于严苛的刑罚不通人情
秦朝最让人害怕同时也最让人佩服的就是它的法治体系，“秦之严刑峻法， 天下人皆畏服也”。正是因为以严刑峻法为基础，再配合其他的改革措施，秦国才得以在战国时期快速的崛起，最后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可是，一个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终究会出现一些不适应。
秦朝建立以后，战乱渐渐平息，本来应该实行仁政体恤生民，但是秦朝依旧选择实行严厉的刑罚制度。虽然从一个国家刚刚建立需要维持稳定的角度而言，严刑峻法的确是合适的，但是当执政者习惯了这种“严刑峻法”的方式之后，人情则被彻底的淡泊了。人们之所以称自己为秦朝的百姓，完全是因为秦朝严酷的法制。而不是因为秦始皇是多么的仁德，秦朝官员有多么的体恤百姓。
而这，就是一种畸形的状态，是由一种不通人情的法治造成的敢怒而不敢言。而这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般，只等待一点火星，下一刻便将摧毁整个秦朝。而这个火星，便来自于一个叫做陈胜的人，陈胜吴广一行人，因为在大泽乡遇到暴雨，导致按时戍守渔阳的任务不可能完成，于是便在大泽乡起义了。为何？因为不起义也是死，起义也是死，还不如拼一下，做一件大事儿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便可知道，过于刚直严苛的法家思想，实际上不能够让百姓真正的顺服。
那么如何才能够让百姓臣服、顺服呢？
汉朝显然是吸取了秦朝灭亡的一些教训，阶段性地进行了改革。所以汉初的时候，实行的是黄老思想，“清静无为”，于民休养生息。但是这依然没有改变汉朝继承秦朝政治遗产——严刑峻法的本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汉朝依旧有许多的酷吏，《史记》当中就记载了许多的酷吏，比如说张汤之类的。
所以，第二阶段，也就是汉武帝阶段，便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于是才有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那么此刻的“儒家”还是原先的“孔孟”的儒家吗？实际上已经变了。
董仲舒强调了两个有利于君权和天下稳定的概念。
第一，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
说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天命，所以天下百姓应该拥戴天子，这为天子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背景。同时又提出天人感应，让“天”来制约君权，让天子不能够为所欲为。
第二，三纲五常的提出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这样就在法治之外，又开辟了一种稳定天下，甚至是稳定家庭内部的一种伦理道德标准，这样的标准，君权依旧是最高的，百姓与臣子对于君主的忠诚依旧是排在第一位的。如此标准，非常适合在大统一的王朝积极推行，因为这有利于维护天下的稳定，获得长治久安。
汉武帝看中了儒家学说对于维护稳定的优越性
从上面的分析，我么就可以知道了儒家学说对于大统一王朝的重要性。那么，这一点，汉武帝又怎么会看不到呢？甚至连汉朝酷吏张汤，都看到了这一点，积极地把儒家的“仁义之道”融入到法治的建设当中去，让法治不再冰冷，逐渐的带上了一些人伦道德的温度感。
总结
选择儒家，并不等于放弃法家，但两者的特性是有区别的。法家过于严苛，虽有强制力，但是容易反弹；儒家则没有强制力，但是易于接受，深得人心。如此一来，儒家对于大统一的王朝来说必然是更加重要了，因为每个王朝都有“法治”，但“仁治”则是需要更高的水平了，求助于儒家学说则是一个好的选择。
如风的历史
很多人都认为历史是偶然的一种发现，实际上历史是最聪明的一种选择的结果。
在春秋年代，儒家，法家，墨家，道家都有着杰出的天才和代表人物，但是从东洲春秋一直到现在，5代是我以后的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能存下来的思想都很少，其他都是骗言之语，但是只有儒家的思想是系统的完整的。
在这个问题上，你认为能用运气两个字可以解释吗？
如果是一些事圣人的思想，他一定会有生命力的，所以才能延续到现在，延续到今天，延续到我们对他的似是而非的一种注解和解释，这些事都不得意，关键是下一步我的母亲会怎么做，所以黑暗森林到了这个状态也算到了4局，为什么要保留这样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呢？就是为了让他执行仁爱是天下大道，不管是地球范围之内还在宇宙范围之内，只要你心中有爱，总有一个人最后会为你去死。
唐塔正和
因为儒家推崇仁”、“义”、“礼”、“智”、“信”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而汉朝在汉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十分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已一去不复返的“周礼”所代表的时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汉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汉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3]。
汉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