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愷
直接導致日本“關東軍”與中國東北軍之間發生交火的，是1931年6月27日於中國東北執行間諜活動的日本陸軍參謀中村震太郎，被當地中國駐軍逮捕後槍決的所謂“中村大尉事件”，以及7月2日受日本政府唆使的朝鮮移民在長春西北的萬寶山地區，與當地中國民眾為爭奪水源而爆發武裝衝突的“萬寶山事件”。日本陸軍為“捍衛日本在滿蒙地區的特殊利益”和“保護當地僑民”才不得不“解除東北軍的武裝”。
事實上真正促使日本陸軍在中國東北鋌而走險的，是“皇姑屯事件”之後，主政東北的張學良大量起用年輕軍官、清洗和替換張作霖時代的舊臣而引發東北軍內部的內訌和分裂，以及“中原大戰”後期張學良以“擁蔣”為名，率東北軍精銳入關，鯨吞華北晉、冀、察、綏四省及平、津、青島三市的急速擴張，導致的後方空虛。
1931年7月原西北軍馮玉祥所部舊將石友三因不滿張學良縮減其部隊的決定，悍然通電反蔣、反張，並率部北上直趨平、津，為鎮壓這股反對勢力，張學良再度從東北抽調精銳入關。一時間整個東北地區，吉林、黑龍江兩省僅剩下5個裝備低劣、兩團編制的省防旅，即便是直面日本“關東軍”威脅的遼寧省內，也僅有2個省防旅、4個旅的野戰部隊分駐於瀋陽、錦州、通遼、洮南，為此曾有東北軍將領形象地比喻說：“東北軍為了討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去，甚至連笤帚疙瘩都拿出去了。”
“九一八”事變中，日關東軍開進瀋陽城
正是鑑於中國東北防備空虛，東北軍內部人心浮動，日本陸、海軍隨即開始蠢蠢欲動。除了陸軍方面不斷組織實彈演習，挑釁和衝擊中國東北軍的底線，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山本英輔也統率艦隊，前往中國旅順“訪問”，炫耀武力之餘還邀請正處於下野雌伏之中的閻錫山等中國舊軍閥登上新銳戰列艦“長門”，威懾和拉攏其為日本的政治利益服務。
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撰寫了《轉變國家命運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方案》以及《關東軍佔領滿蒙計劃》《戰爭史大綱》等著作的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不過是因其年輕氣盛、敢說敢言才脫穎而出成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主要推手。無獨有偶，1931年8月調任參謀本部第一科長的東條英機也在上任伊始向直系領導建川美次遞交了所謂的《滿洲問題解決方案大綱》，不過東條英機的這個“方案大綱”更多強調的是關東軍應該在參謀本部的領導之下“解決滿洲問題”。如果將“關東軍”比作一支步槍的話，子彈早已上膛，石原和板垣不過是扣動扳機的那根手指而已。
在得知“關東軍”方面躍躍欲試的消息後，裕仁曾裝模作樣地召見陸軍大臣南次郎，嚴命其密切注意軍紀問題和滿蒙駐軍的行動。南次郎領受“口諭”之後，隨即挑選了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建川美次帶著自己的親筆信前往中國東北。且不論這封信是否可以起到作用，建川美次本人便曾於日俄戰爭期間在中國東北狼奔豕突，以日本陸軍偵察騎兵的身份在俄軍戰線後肆意燒殺，是號稱“敵中橫斷三百里”的好勇鬥狠之輩。因此建川美次動身前往中國東北，與其說是為了阻止“關東軍”肆意妄為，更像是鼓勵大幹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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