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非家庭的困惑:十年前,我花10萬在香港生子,如今後悔了


#自拍我的故事#南方清晨,6點的天尚未透亮,深圳萬家燈火小區漸次亮起零星的燈火。樓下的早餐店剛剛開檔,檔主掀開小籠包鍋蓋,第一籠蒸汽在冬日的清晨中升騰。此時的城市尚未完全甦醒,除了環衛工,只有身著校服的學生稀疏走出小區街道,他們要趕上6點半的公交車,才能準時到達香港學校。

我9歲的兒子張辰東,就是其中一個。無論冬夏晴雨,每個上學日的清晨6點他都得準點起床。洗漱、吃飯、穿校服,6:20準時出門。從家裡到公交站走路10分鐘,這樣他就能在6:30左右坐上313路公交車,7:00前抵達深圳福田口岸。排隊通過跨境學童通道,7:30校車從福田口岸出發,8:30抵達位於香港東湧的校園。

像我們這樣住在深圳,上學在香港的跨境學童數量龐大。每個上學日早晨,時間被精準地切割成每一步動作。出門晚了,可能趕不上公交。路上堵了,可能到不了口岸。過關遲了,可能上不了校車。只要某個環節被耽誤,就意味著可能要缺席當天的課程。


我叫林菲樺,老家在廣東梅州農村,上世紀90年代和丈夫張雲到深圳打工。90年代的深圳處於快速發展階段,遍地機會,一句“來了就是深圳人”,吸引全國各地往來者。1999年,我生下一對雙胞胎。11年後,才有了小兒子張辰東。

從農村到城市,我曾吃過虧。雙胞胎兒女在農村生產,再加上當時還沒有再深圳買房,到了兒女上學的年紀,我到深圳的學校給孩子報名入學,才發現沒有出生證等證明材料。回老家在當地醫院連分娩記錄都找不著。為了兒女上學所需的出生證,我和丈夫輾轉於深圳和梅州老家,跑了二十多趟來回,也沒有辦下來證明。

大兒女上學碰壁讓我懊惱。2010年,當時內地二胎政策尚未全面放開。在懷有小兒子時我和丈夫張雲於是想能否到香港生產。當時居住在深圳,到香港生產的準產媽媽不少。2001年,香港法院作出判決,父母雙方皆無香港居留權的中國內地居民在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直到2013年1月,內地孕婦赴港生子才被完全禁止。在此十餘年間,有超過20萬的“雙非”或者“單非”嬰兒在港出生。


懷孕兩個月時,我就開始聯繫香港的醫院。提前預定床位,待產期臨至就可生產。懷孕時,我已經快40歲,高齡產婦的檢查項目也比一般孕婦要多。每個月我都要去香港醫院做產檢,早上7點從深圳北邊出發,堅持空腹到醫院檢查完,往往都到了下午,每次來回,要花上一天時間。赴港生子,成本不菲,單是預約定金就繳了四萬,前後花了十萬,這筆費用,對當時的家庭來說,不是小數。

2010年,小兒子東東在香港出生。幼兒園小班和中班,東東在龍華區家附近就讀。大班,開始到香港就讀。在香港,幼兒園只有上午班或下午班,當時東東才5歲,孩子小。我和丈夫會親自開車送孩子到福田口岸,從跨境學童通道過關,再坐校車到學校。在港校第一年,東東主要是在適應環境變化,老師管得嚴,上洗手間前要依次排隊,發言前舉手。大班初期,東東上了幾天課,就哭著回家。但兩三個月後,東東就順利適應了,能聽得懂同學的粵語。

幼兒園大班到小學二年級,我都會親自送東東上學。到了小學三年級,我開始培養東東的獨立性。只需要帶著東東等公交,由他自己獨自坐車前往口岸轉乘校車。起初,我並不放心,男孩好動貪玩。於是,東東坐上公交車之後,我就偷偷開著車跟在後方,一路上盯著他。


“長大是個漫長的過程”我深有所感。三年級,有一次,東東在放學回家的車上睡著了,我們給他打電話都沒聽見,醒來時才發現坐過了站。他走過對面馬路,給我打電話說自己坐過了站,正在等公交車回家。那時候,焦急萬分的我才放下心來。

在港校,東東所在的班級只有20多名學生,而在深圳,往往一個班級有50、60人,師資配備是我比較在意的。上四年級,有四門主科,分別是中文、數學、英文與常識,主科的難度比深圳小學的教材要低,在東東所在的學校,老師更注重通識教育和實踐能力。與內地學校不同,家長會是老師與家長一對一溝通關於孩子在學校的表現。除此之外,平日裡東東在學校表現不佳,老師也會直接跟我溝通,對學生事無鉅細的關注,讓我感受到老師的盡責。

11月14日,香港學校停課數日。那幾天我帶著東東參加平日裡沒時間參加的足球課。我們喜愛爬山,每天早上帶著他爬銀湖山。但學習總不能落下,為了讓孩子保持學習的狀態,我給他報名培訓班。在深圳福田口岸,有家跨境學童培訓機構在停課期間開展公益培訓課堂。


對於跨境學童的未來,有的寶媽堅定讓孩子在香港繼續學習,有的則在考慮找合適的深圳本地學校,讓孩子轉回深圳上學。在這些寶媽當中,這無疑是每次碰面的必備話題。但無論做何種打算,他們都面臨著諸多現實問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深港兩地的教育方式不同。在港校上學,東東寫的是繁體字,小學不用學習拼音,他也不用像同齡的深圳小學生一樣,每週都得上補習班。

儘管我也在物色深圳本地公立小學,但東東即將面臨升中考試,如果轉回深圳就讀,教育方式的改變,兩套不一樣的教材,他是否能夠順利適應。而另一方面,深圳作為一座開放包容的城市,人口結構相對年輕,教育資源無疑緊張。公立學校的招生條件要求多,門檻高,如何才能申請到學位,也是一個難題。對於小兒子東東未來的教育,我心裡充滿不安與徘徊。如果可以重新選擇,我不會選擇到香港產子。

一個週末早上,東東趁我們未起,溜進房間。他撫摸我的肚子,唸了一首自作的詩:“這是我住了10個月的房子,房子還在,可我已經長大,再也回不去了”。東東給這首詩起了標題:回不去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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