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亂，止於嘉慶元年，持續時間長達115年。
有些中國歷史學家們將“康乾盛世”稱為輝煌，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並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蹟。他們認為，國家統一的最終完成，社會經濟的高度繁榮，學術文化的集大成趨勢，都是“康乾盛世”中，最顯著的歷史特徵。
然而，事實如何呢？
當然，康、雍、乾三位皇帝對中國的歷史貢獻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他們最大的功績是在版圖上把曾經各朝代間接統治的區域逐漸實控化，並且，對分裂勢力的不斷圍剿。
但是，如果把“康乾盛世”與號稱盛世的其它各個時期相比，就會發現：無論是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遜前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文學批評家魯迅，曾看過外國人的一些記載，便懷疑康乾盛世完全就是一個騙局，因為，康乾盛世的工業總產量，實際上，遠不及明末時期。
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人盡皆知，明朝延續了這個好苗頭，進一步發展。但是，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可以說，這無論是在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無論是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康乾盛世”都遠遜明朝。而這，明顯證明了：康乾盛世就是一派胡言。
眾所周知，“國家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至高無上的基本原則。然而，與唐、元幾代不同，清朝的統一問題，是邊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和中原地區中央政府的關係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康熙時期，雖然有過不徹底的短暫統一，但是，在不久之後便被分裂繼之。甚至，到了雍正時期，統治者雍正沒有重視新疆出現的分裂苗頭，使得清朝還是面臨著嚴峻的統一問題。
為了恢復這所謂的“鼎盛”，康、雍、乾三代都付出了極高的代價，甚至，弄到康熙駕崩之時，整個國庫只剩下50萬兩白銀的尷尬境地。而這，就是康熙時代龐大而又低效的軍隊和頻繁而又愚蠢戰爭所帶來的後果。之後，號稱“十全武功”的乾隆，在他後期的執政中更是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財政黑洞。
康乾時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一時期高產農作物番薯的推廣，養活了大量的人口，創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人口奇蹟。然而，事實上它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從1億增至3億。這不僅給後來的工業化埋下了禍根，還使得後來中國工業化時期的人口失去了增長空間。
同時，學術文化的凋敝也是康乾時期中國文化的顯著趨勢，因為，學術在任何時期都是客觀社會生活精神領域的集中體現。與表面“繁榮”的社會形勢不同的是，康乾時期的學術文化，表現出與盛世不協調的凋敝氣象。這其中，明末發達的哲學，在一夜之間消失，連傳統儒學的人文關懷，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但是，以考經證史為重要特色的考據學卻猛然興起，並推動著這一時期的學術向著無用的方向發展。考據學對清代學術的敗壞，不但表現為徹底斷送了古代哲學的發展，也表現為讓知識界徹底進入到了“考古期”。更有甚者，連“清風明月”四字都可以導致文字獄。
“清代三百年，文獻不存，文字獄禍尚有可以考見者乎？曰：有之，然其嚴酷莫甚於清初。”文字獄在歷朝時有發生，以清朝最為嚴重，其中又以乾隆年間尤烈，最終，將百萬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的滿洲。由此可見，康乾對文人極端的摧殘怎麼能不導致文化的凋敝？於是乎，八股與考據得以茁壯成長。
所謂康乾盛世，其實，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時代，這種悲劇色彩從兩個方面可以清楚的看出：
一是、從18世紀末年以後，社會危機的不斷爆發，昔日表面上繁榮一時的清朝社會很快陷入蕭條冷落的“中衰”之中。這一時期，民眾反抗不斷，自然災害頻繁，官僚腐敗盛行，政府府庫空虛，財政困難，甚至，連乾隆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都隨之成為了泡影。
二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的繁榮表象中，中國落後於西方世界的發展水平，已經成為了定局，也因此，落後捱打的悲慘命運，實際上早已註定了。導致清朝盛衰之變的原因很多，但是，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清朝統治者的無能，也不可能處理好內外關係。
然而，更重要的一點則是：除了無能，還有腐敗。
康熙時代宰相明珠、索額圖所貪汙錢財，遠超號稱“明朝最大貪官”的宰相嚴嵩數十倍。而康熙，卻在幾十年來對他們的行為視而不見。到了雍正時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壓之下，由貪汙導致的考場舞弊事件，依然層出不窮。到了乾隆中葉以後，局勢變得更加混亂，官僚隊伍的腐敗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這一時期，不但中下級官員們紛紛貪汙受賄，像大學士和珅這樣位至“宰輔”，深受皇帝器重的高級官僚，也徇私舞弊貪贓枉法，且貪汙之巨大可謂空前絕後。儘管乾隆有時也嚴懲貪官，但收效依然甚微。腐敗必然導致滅亡，因而，繁榮能維持多久，統治能否長期保持穩定，關鍵取決於政權自身的狀況。
合理的上層建築是社會協調發展的保障，而滿清統治中原，實際上，是一種制度上的倒退。農奴制的殘餘隨處可見，“圈地運動”更是嚴重破壞了生產力。連軍機處的設立，都使得帝王的獨裁統治更具操作性，嚴重地加強了君權。說的明白點，就是清朝沒有自我革新的動力和能力，完全就是強人政治。
並且，在民族歧視下的官僚制度，使一大批無德無能的滿清官僚，長期竊居高位。而“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卻牢牢地將農民固定在了貧瘠的土地之上，無疑於扼殺任何工業革命的苗頭。另外，科舉本是文明的一大產物，但是，到了康乾時代，科舉卻只剩下八股文這麼一個空殼了。
雖然，八股文並非源自康乾，但是，康乾時代的八股卻變得空洞。不合理的科舉制度，導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體系... ...以至於，周思源認為：“康雍乾之世最大的政策失誤在於思想禁錮，這一貫穿清朝的措施徹底抹殺了中國當時反思和前進的可能，並且，流毒至今。”
英使團使者馬戛爾尼，於乾隆時期訪華後對中國的評價：“清國不過是一艘破船，只是幸運的有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得它沒有沉沒。”
可見，所謂的康乾盛世，其實，不過是封建社會的最後一次自欺欺人。
【《康乾盛世是封建社會的返照回光》、《治國困境：無法持續的盛世》、《論康乾盛世》、《飢餓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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