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資本論（gongyizibenlun）授權作品

這是典型的公益慈善籌款倫理兩難困境

4年，16963筆，218家基金會，55萬餘元。小梅（化名）手機上的捐款記錄顯示，她從2015年9月開始捐款，一開始只是零星數額，2017年開始猛增，2018年捐了將近40萬。

小梅丈夫蘇浩（化名）認為，自己老婆是因患抑鬱症（中度）無法控制自己，才捐了家中的儲蓄。自2019年2月起，蘇浩開始收集整理小梅的捐款信息並聯系相關基金會退款。

這可給很多（218家）基金會出了難題。因小梅捐的項目多是一對一的貧困幫扶項目，比如圓艾滋兒童上學夢、各地水災、免費午餐、給爺爺奶奶添新衣等等，而且時間跨度長，絕大多數的善款早已執行完畢，難不成，讓受助人把錢還回來？

一位不願具名的扶貧類基金會工作人員向“公益資本論”表示，他們家接受了小梅約1萬餘元的捐贈，早在當事人提出退款要求前就已將善款轉給相應的貧困戶，要求受助人退款的事情沒法操作。這家基金會一度嘗試通過內部重新立項，試圖以救助的方式返還部分資金，但是，這家基金會有個特殊情況：按照規定，他們只能給貧困戶捐錢，而蘇浩一家並不是貧困戶。“我很同情他們，但要是給了他們錢，基金會在審計到時候就會有麻煩。”

為了解決“退款”的問題，眾基金會是各出奇招。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曲線救國，採用“救助”的形式，先後通過4筆給蘇浩返了8萬餘元；不少接受的捐款額較小的基金會，乾脆通過工作人員自掏腰包方式給蘇家捐了錢；也有不少基金會找到蘇浩，讓他補籤一些諸如“大病醫療補助”之類的協議，以救助抑鬱症病患的名義給蘇家返現。但此事也有不少槽點，有業內人士表示，中度抑鬱症夠不上大病標準，資助蘇家在道義上雖是沒錯，卻是又逼著慈善組織造假。

截至2019年10月，有近30家基金會表示可以退款（資助），合計約38萬餘元。騰訊公益平臺等捐贈平臺在此過程中扮演橋樑角色，騰訊公益表示，一直積極在和當事家庭溝通，尋找解決辦法，並儘可能幫助捐款人和基金會建立溝通渠道。

目前，蘇浩仍在“追討”餘下款項，希望未取得聯繫的基金會繼續協調退款，或以資助的方式解決問題。

“悔捐”是否該退還？有情可原，於理不合

相關基金會看到這條信息，應該會覺得壓力山大：頭條新聞曾發起一項網絡調查，有14.1萬人參與，其中80.5%的網友認為慈善機構應該退還非理智狀況下的捐款。

但是，從法律的角度上看，以抑鬱症為由“追討”捐款的邏輯有待商榷。

北大法學教授金錦萍認為，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說，患抑鬱症後就變成了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因此不能用主體不適格去說這個贈予合同無效。但從客體角度來講是能找到一定的依據，因為處分的是夫妻共同財產，一方如果擅自做處分的，就構成無權處分，那麼這個合同就是自此無效，就可以去要求財產返還。

江蘇國泰新華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愛東援引《婚姻法》的條款，認為夫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所以，如果是金額不大的捐款，以此理由主張返還，難以被支持。

但鑑於蘇浩一家捐款數額較大，情節也頗為離奇，這件事也就相當中國特色地特事特辦了，法理之外也還有人情，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為某些特殊案例退款倒也是情有可原。但是，站在慈善行業發展的角度上，這實在是於理不合。

在籌款行業培育平臺“方德瑞信”秘書長葉盈看來，這是典型的公益慈善籌款倫理兩難困境。

葉盈認為，目前慈善法及相關的法律法規在如何處理退捐情況方面，並未有太多細節上的規定或指引。慈善法規定捐贈人應當按照捐贈協議履行捐贈義務。只有當“捐贈人公開承諾捐贈或者簽訂書面捐贈協議後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嚴重影響其生產經營或者家庭生活的，經向公開承諾捐贈地或者書面捐贈協議簽訂地的民政部門報告並向社會公開說明情況後，可以不再履行捐贈義務。”但這條也僅僅規定了如何處理承諾捐贈的情況，並未說明如何處理捐贈行為已經發生，捐贈人再要求退捐的情況，尤其是如何處理互聯網公開募捐平臺的退捐情況。

“若是捐贈行為和要求退捐之間的時間段相隔較長，善款已經使用，公益慈善組織面對退捐的要求就更為無奈。

觀察：互聯網平臺上的“退捐”是慈善行業的新挑戰

過去，我們討論了很多移動互聯網、尤其是移動支付的發展為慈善領域帶來的紅利，其實這種“動動手指就能捐款”的新方式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各種形式的“悔捐”就是其中之一，“退款”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衝擊了慈善事業的正當性。

試想一下，如果有人是花50萬買了一堆化妝品，而且都已經用過了，能不能說我當時是一時衝動，請商家考慮我家裡有困難，把錢退給我？顯然不能，而且也不會有人支持商家退款，因為花錢謀私利，大家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但捐錢做公益，尤其是在家裡不算很富裕的情況下捐錢做公益，這在不少人看來是不務正業。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要求“退款”的呼聲就不難理解了。

與此同時，電商網購的文化也對互聯網平臺上的捐贈行為產生了肉眼可見的影響。

葉盈觀察到，以騰訊公益、螞蟻金服公益和淘寶公益為主流代表的中國互聯網商業平臺為中國的公益慈善捐贈事業提供了技術與流量的加持，極速推動中國小額個人捐贈行為的迅速增長。但與此同時，中國的捐贈人，尤其是中國的互聯網平臺上的捐贈人，並不清楚在線捐贈行為與平時的網購行為的本質區別。習慣了“七天無理由退換”、“極速退款”等商業服務的平臺用戶，極易在捐贈行為上參照這一認知範式，認為退捐也應該和網購退款一樣理所應當，並沒有想到網購行為的購買和服務接受主體都是同一個消費者，而在捐贈行為中，捐贈人一旦退捐，勢必導致受益人利益受損。 目前，互聯網平臺捐贈的場景下，小額退捐的情況並不鮮見。哪怕是一元錢的退捐，機構籌款官員也需要走一遍手續，這期間耗費的人力成本和機構運營成本是極大的。這導致在面對小額退捐要求的時候，不少機構的籌款官員在確認證據後寧可選擇自掏腰包貼錢直接給捐贈人打款。公益慈善組織甚至會遭遇惡意退捐，部分平臺用戶利用退捐來套現信用卡，也有用戶在捐贈獲得平臺激勵（如遊戲道具）後立刻要求退捐，如不退捐就發起投訴或在線輿論攻擊。

葉盈建議：“我們需要儘快推動公益慈善籌款走向專業化，從交易式籌款逐步轉向關係式籌款，重視構建公益慈善籌款主體和捐贈人之間的信任關係與情感聯結，引導捐贈人真正關注公益慈善事業議題，而不能僅僅停留在只是提供廉價的感動和千篇一律的感謝證書上。”

圖源：圖蟲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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