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哲學家格雷林
新著《天才時代》簡評
本文為吳萬偉老師
吳萬偉最早翻譯作者A.C.格雷林教授的文章始於2010年1月15日。吳在《新人文主義者》2010年（第125卷）第1期上看到“如何為啟蒙辯護——英法兩位哲學家關於18世紀思想遺產的一次對話”非常感興趣，將其翻譯出來，後發表在上海社科院辦的《國外社會科學前沿》上。該文是他與法國哲學家T.託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就其新書《為啟蒙辯護》展開的一次對話。格雷林認為科學主義是將理性過分簡化，認定科學能解決我們的一切問題，或解釋人類本質或告訴我們道德的善是什麼等。世界上只有一個科學，卻有很多宗教。科學探索追求客觀性，與之相反，不同信仰體系及宗派主義卻把人類分成不同群體。格雷林下面這段話令人印象深刻“和平是獨裁者創造出來的東西。論證和討論是健康的標誌，因為一個社會不斷與自己協商總是存在眾多可能性。這是寶貴的教訓，當然也是啟蒙的教訓。因為啟蒙的特徵之一是崇尚多元性、差異以及辯論是健康和建設性的這一觀念。”此後，吳萬偉特別留心他的信息，先後翻譯過若干文章如“公共知識分子有多重要？”和威爾·伯德爾對安東尼·格雷林的採訪記。因此，當肖志清在獲得從中信出版社提供的書目中挑選自己喜愛的書的機會時，兩人就毫不猶豫地選中了《天才時代》。有趣的是，當時兩人並沒有注意到該書的作者是誰，故而在得知真相後覺得倍加親切。這或許就是一種緣分吧。
本書作者安東尼·格雷林是英國著名哲學家，2011年6月創辦了學費1.8萬英鎊一年的高端私立大學——倫敦人文新學院。2011年之前一直是倫敦大學哲學教授，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編外研究員，著述頗豐，出版哲學和其他著作30本，是很多學術期刊的編委，英國哲學協會“亞里士多德學會”的榮譽秘書，英國人文學者協會副主席，英國皇家文學學會會員，皇家藝術學會會員。他也是《衛報》和《泰晤士報》專欄作家，《倫敦評論》和《展望》雜誌編輯，經常為《泰晤士報》、《金融時報》、《經濟學人》、《新政治家》和《展望》撰稿。他相信哲學應該在社會中發揮積極和有用的角色，是英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經常做客英國廣播公司（BBC）3臺和4臺和全球服務頻道。他是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前研究員，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代表等。
格雷林曾發表過一篇文章“經過審視的生活：哲學家的秘密人生”，那是為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的《經過審視的生活》寫的書評。該書的結論是：哲學家失敗的地方，我們不可能指望取得成功。蘇格拉底的雄心壯志代表了‘沒有終結的探索，沒有明確的目標，沒有確定的報酬，無論結果如何，除了經受短暫的對智慧的渴望和過智慧生活的渴望之外，什麼也沒有。’格雷林指出了不同意作者結論的兩個理由。尋求自我理解（認識自我）反思自己的選擇和價值觀與據此生活的要求不是一回事，正如重要的是旅程本身而非目的地之類陳詞濫調。至少哲學家努力嘗試過，羅素說‘很多人寧死也不願意思考，很多人就是這樣。’第二個理由是，如果選擇不同的哲學家的話，米勒的結論可能不同。他選擇的是蘇格拉底、柏拉圖、第歐根尼、亞里士多德、塞涅卡、奧古斯丁、蒙田、笛卡爾、盧梭、康德、愛默生和尼采(這讓吳萬偉想起多年前曾經翻譯的書中列舉的八位哲學家：盧梭、叔本華、尼采、羅素、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薩特和福柯。)。其中幾乎一半都不是當今大學裡研究哲學者學習的經典。西塞羅曾說，學習哲學就是學習如何死亡，因為如果人不再有對死亡的恐懼，他就真正獲得了好生活的自由。不同的人物選擇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嚴格按斯多葛派主張而生活的哲學家、為理念殉道的哲學家、遵循自己的原則勇敢面對生死的哲學家能夠說明反思的力量給予蘇格拉底命令要求的東西。愛比克泰德和馬克·奧勒留、喬爾丹諾·布魯諾、斯賓諾莎、休謨和黑茲利特都能成為一致性和原則的典範，是蘇格拉底理想的實踐者。在他看來，作者對哲學的作用有些過於悲觀了。
格雷林在《哲學指南》的編輯序言中說，哲學探索的目標是獲得對有關知識、真理、理性、現實、意義、心智和價值等問題的深刻見解。其中探索和反思是核心。因為哲學問題是自古就有的、持續不變的，研究哲學史成為哲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哲學史研究不僅有趣，而且因為過去的傑出哲學家對哲學做出的貢獻是我們必須掌握的以便從事現在的工作。研究哲學史就是研究哲學，因為幾乎所有偉大問題都被前輩描述和探討過。在格雷林看來，對現代哲學做出巨大貢獻的哲學家是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康德、洛克、伯克利和休謨。前三者是理性主義者，後三者是經驗主義者。他認為哲學在17世紀誕生了自然科學，在18世紀誕生了心理學，在19世紀誕生了社會學和語言學，在20世紀誕生了電腦科學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
本書《天才時代：17世紀的亂世與現代世界觀的創立》正是描述17世紀現代思想誕生的專著。格雷林雄辯地證明“衝突不斷，天才頻出”的17世紀是人類思想史上的里程碑，解釋了“最優秀的人如何在動盪的時間裡從中世紀思想轉為現代思想”。作者對比了1605年民眾觀看莎士比亞的《麥克白》中弒君的場景和1649年民眾親眼目睹國王被處死的場景時的不同反應，在前者，人們相信弒君會導致天崩地裂，而在後者，人們興高采烈。僅僅過去了不足50年，人們的心態和世界觀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動盪階段，科學從約翰·迪的鍊金術和占星術轉向伽利略的辛苦觀察和天文學，從教會仍然偏愛的亞里士多德古典主義轉向培根的以證據為基礎的有組織調查。牛頓這個理解地球引力和運動定律的大科學家雖然仍終身痴迷於鍊金術——但到了這個世紀結束時，最偉大的思想變革已經發生。格雷林信手拈來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這個世紀的重要人物如笛卡爾、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彌爾頓、霍布斯、斯賓諾莎、帕斯卡、伽利略、牛頓、倫勃朗、荷蘭畫家維米爾的獨特觀點和傑出貢獻。此外，作者還揭示了思想界是如何互動和交流思想的。因為廉價紙張和公立私立郵政服務的繁榮，書信往來非常發達。作者特別提到法國修道士梅森曾經與150名傑出數學、家天文學家、哲學家書信交流，簡直就是“17世紀的因特網服務器”。格雷林還考察了更廣泛的科學變化，描述了科學方法的崛起，對比了宗教和神秘哲學對大自然的理解。《天才時代》出版後贏得全球的讚揚。斯蒂文·卡羅爾（Steven Carroll）在《悉尼早晨論壇報》的書評中所說，“《天才時代》不是學術著作而是面向普通讀者的歷史著作，就像一系列的演講或電視記錄片。在談及關鍵方面如思想家本人及科學和哲學的互動方式等時，論述非常有說服力。格雷林是一流的闡述者和澄清者，他對核心觀點尤其是對洛克和霍布斯的評論和闡述非常精彩。對渴望瞭解西方思想演變過程中特殊時刻的讀者來說，該書可讀性強、信息量大、充滿明智而犀利的見解。” 東安格利亞大學歷史教授馬爾科姆·蓋斯凱爾（Malcolm Gaskill）在《金融時報》上的書評中說，“格雷林支持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安東尼·帕格頓（Anthony Pagden）的《啟蒙及其重要性》（2013）。兩人都認為啟蒙是宏大工程，格雷林強調17世紀是‘人類思想的里程碑’，堅定相信進步，相信理性在法律和哲學中地位上升，相信科學技術中的實證方法和文學藝術的新敏感性。格雷林毫不隱晦地宣稱西方取得了勝利，思維方式推動了我們世界發生的幾乎每個有重要意義的東西……是一本引人入勝的知識淵博的書，文筆帶著熱情和自信。”《尖刺評論》編輯提姆·布萊克（Tim Black）在書評中說《天才時代》中有很多值得欽佩之處。17世紀末世界進入現代時代，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君王被脫去王袍，被砍頭不再被視為神聖，講究方法的實證性的科學不再受到魔法和迷信的束縛。 我們在翻譯過程中也深刻感受到作者淵博的學識和舉重若輕信手拈來的那種輕鬆自然的優美文筆，但願我們拙劣的譯筆不至於令文章失色到不堪卒讀的地步。
不過，在我們有限的閱讀範圍內還是發現作者的有些觀點遭遇挑戰，其中多數批評與作者對待宗教的態度有關。我們知道，格雷林是著名的無神論者，他曾經與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ichens)、薩姆·哈里斯(Sam Harris)一起並稱當今西方四大無神論者。格雷林在接受薩姆·哈里斯的採訪談及《神論證：反對宗教支持人文主義》( 2013)時說，他通過學習歷史得知宗教分裂和教派衝突給個人和社會帶來的破壞，贏得擺脫宗教束縛的自由是人權問題。他認為宗教和人文主義格格不入，人文主義是世俗的哲學，是沒有宗教信仰或承諾的人的道德觀。人文主義是反思如何生活的哲學起點，基本要點是基於自己的才幹和興趣，尊重他人，不對他人造成傷害，允許他人追求個人的幸福生活。
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Gonville & Caius College）歷史研究員約翰·加拉赫爾（John Gallagher）在書評中寫到，格雷林堅持認為宗教是思想的敵人，宗教（天主教）被視為17世紀前的思想，是人類幼稚階段的症狀。他對宗教的攻擊因為信息不準確而使說服力遭到削弱。如他對加爾文教派救贖的觀點的簡單化理解就是主日學校學生都能看出的錯誤。提姆·布萊克也談到作者對宗教的仇恨使得該書不堪重負。在評論者看來，格雷林的政治和神學權威的崩潰讓曾經依靠火刑柱審查的觀點自由傳播有些過於樂觀。他之所以花費龐大篇幅描述三十年戰爭就是出於他對宗教的仇恨。他急於將此戰爭描述為“歐洲最後一場因為宗教引發的全面的國際衝突”，他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前的搶劫強姦的描述就是對宗教的控訴。《天才時代》的背景是信仰時代，是“麻煩的、難對付的敵人”，問題不僅在於他對信徒的“17世紀前心態”的探討令人厭煩或他推崇的科學家牛頓和笛卡爾的理論核心有神的存在，真正的困難在於將啟蒙變成反宗教的運動扭曲了啟蒙充滿生命力的精神。這些思想家並沒有宗教問題，洛克曾寫著名的書信定義民眾的良心自由，併為之辯護。在這些人看來，有問題的是宗教權威，用社會強制性的外在力量限制個人的思想自由或者信仰自由。天才時代也是自由迅速擴大的時代，可悲的是，啟蒙本身也充斥著自己的狂熱。
美國哲學家，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猶太研究教授斯蒂文·納德勒（Steven Nadler）在書評中也批評格雷林的宗教觀點。他說教會反對神秘哲學和科學，自然探索遭到羅馬天主教會的強烈反對的這個觀點不符合事實。伽利略的教會審判官貝拉明主教不是自然探索的敵人，只是在自然哲學破壞基督教教義時才堅決反對。該評論者對格雷林將現代哲學的開端歸結於笛卡爾及其《第一哲學沉思錄》（1641），將笛卡爾在《方法論》（1637）中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看作發現現代自我的起點，將笛卡爾稱為“現代哲學之父”也有不同看法。他覺得在著作中用優美的文筆第一次將自12世紀以來就支配哲學的很多形而上學問題和和認識論問題表達出的說法不僅適用於笛卡爾，也適用於霍布斯、培根和蒙田。雖然笛卡爾有不容置疑的獨創性，提出對新亞里士多德主義學院派模式的開創性批判並建立了自然哲學新範式，但他與更激進的思想家斯賓諾莎、洛克和大衛·休謨等相比則稍遜一籌。笛卡爾將物理學放在新的形而上學基礎上，確立科學辯論的術語，但反對這個時代的思想文化中想當然接受的幾乎一切則是另外一回事。笛卡爾更像最後一位中世紀哲學家而非第一個現代哲學家。斯賓諾莎1670年出版的《神學政治論》（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否認存在先驗性的神，否認奇蹟，否認聖經是神學的形而上的歷史的科學的真理來源，批評有組織的宗教，捍衛思想寬容和言論自由，認為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1677年死後出版的《倫理學》更坐實了他無神論者的聲譽。如果要找現代思想起源的話，則非斯賓諾莎莫屬。這位評論者感到納悶，格雷林花費幾十頁的篇幅談論鍊金術、神秘主義、占星術、和猶太神秘智慧喀巴拉，卻閉口不提理性主義者的鼻祖斯賓諾莎，也很少談到17世紀後半葉最具深刻見解和進步思想的笛卡爾哲學批評家萊布尼茨。斯賓諾莎沒有對格雷林敘述的焦點——自然科學做出顯著貢獻，但萊布尼茨是他那個時代最聰明和多才多藝的思想家，對現代科學發展的貢獻要遠遠超過笛卡爾。現代哲學到底從何時開始？當然是17世紀的某個時候，但這個故事遠比格雷林的標準答案複雜得多因而也有趣得多。
除了主要觀點遭受挑戰外，作者的材料選取也讓某些評論家感到不以為然。對人類歷史上是否存在一個值得被描述為天才時代的時代或17世紀思想發展的獨特性基礎到底如何，瑞士洛桑大學政治思想史教授邊凱瑪里亞·馮塔納(Biancamaria Fontana) 並不像作者那樣自信。他認為過去幾十年來，思想史一直試圖從兩個誘人但誤導人的觀念中解脫出來，一是強調有意義的斷裂，標誌新時代的轉折點或另一個時代的終結；一是想象歷史事件與思想發展之間存在直接聯繫。兩種姿態都看似有理：人類文化中的確出現新的思維方式，假設戰爭、革命或其他重大事件可能與集體觀念的重大變革有關的確有道理。與此同時，這些聯繫可能不過是修辭手段，事件行為和觀念之間不可能建立直接的聯繫。因此，歷史學家在使用這些說法時已經非常謹慎，儘可能將焦點集中在具體而確切定義的背景上。格雷林描述了17世紀的動人畫面，從歐洲的三十年戰爭到各種科學和哲學發展，從英國革命到洛克和霍布斯的政治觀點。其核心焦點是社會轉型，多虧了新一代先驅性哲學家和科學家實現了從教會支配和迷信和魔法支配的社會轉向現代思想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格雷林承認甚至在今天，17世紀前的思想仍然“積極地控制了人們的生活”，但他沒有嘗試解釋這一現象。世俗遺產的複雜性多樣性和矛盾如果被粉飾掩蓋的話，哲學就難以發揮格雷林希望的那種積極和有用的作用。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講師傑西·範·阿姆斯沃特（Jesse van Amelsvoort）在書評中談到本書的若干缺陷。《天才時代》旨在論證16世紀到17世紀的的歐洲科學和思想進步對塑造現代思想至關重要，但格雷林花費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三十年戰爭的歷史，卻沒有解釋戰爭如何導致了革新——這些聯繫只是隱含性的。進步是真實的，17世紀不再相信魔法和神秘哲學而是相信科學和哲學，歐洲進入現代時代，但《天才時代》沒有成功地用細節描述這個變化是怎樣產生的。他的敘述集中在科學和哲學上，而且講述得很凌亂。培根、霍布斯、笛卡爾、洛克不斷出現，有些章節詳細描述了他們的成就和新鮮觀點，但中間穿插了荷蘭戰爭革新議題、現代郵政服務問題等。格雷林說，他想描述科學哲學和理性如何在17世紀取代進步，但書中章節指向很多方向，讓敘述常常迷失方向偏離既定軌道。最終，格雷林沒有清晰解釋該世紀與之前和之後世紀的關係。若沒有宗教改革和啟蒙，當代西方社會不可能是當今這個樣子，但格雷林為什麼選中兩者之間的這個世紀，他並沒有清楚說明。現代思想離不開14世紀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和康德，離不開17世紀之外的哥白尼和達爾文，離不開文藝復興和啟蒙哲學家，更離不開工業革命，但這些都被排除在作者的論述之外。這些缺失破壞了格雷林的敘述。再比如，低地國家在書中只是反對西班牙的戰爭和畫家，根本沒有提到如荷蘭船長將軍海盜襲擊和掠奪葡萄牙西班牙船隻在美洲非洲和亞洲佔據貿易據點等。格雷林忽略了這一歷史階段的殖民地活動，歐洲通過海外征服進入現代時代的龐大研究領域。更少歐洲中心，範圍更小些，組織更嚴密些則會更好。
有關本書的結構安排，作家和《哲學家雜誌》的創辦人朱利安·巴格尼尼（Julian Baggini）在2016年4月的《衛報》上發表的書評有類似看法。巴格尼尼認為格雷林是有關啟蒙的傳統觀點的旗手，17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的轉折點，從“思想屈服於宗教正統思想的要求”經過“解開宇宙秘密的神秘的或魔法的捷徑的膨脹希望時代”轉變到“更加準確的數學和實證探索方法的勝利”。不怎麼吸引人的地方是作者花費四分之一的篇幅詳細描述三十年戰爭。因為沒有提供必要的背景，很多名字和事件的羅列可能令讀者莫名其妙。作者的學問淵博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似乎沒有進行充分的整理過濾和編輯以便闡明其核心論證。
對本書的結構安排感到困惑不解的還有劍橋大學歷史研究員約翰·加拉赫爾（John Gallagher）。該評論這說作者用將近100頁詳細描述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追蹤了來來回回的結盟和衝突，只有個別段落概述思想史的發展。此後帶領讀者遊覽神秘哲學和科學史，遊客只能在最著名的景點浮光掠影走一遭，此後是對社會和政治的反思（主要通過名人的觀點）。作者花費15頁的篇幅論述“語言與信仰”，但這兩個話題普遍認為與17世紀曆史沒有多大關係。
我們相信讀者並不會因為本書有引起爭議的觀點或論述就否認它的價值。在民粹主義大行其道、新自由主義市場價值觀盛行的當下，強調反思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也不過分。人們之所以不願意思考就是因為思考令人恐懼，它可能打破偶像，令人感到絕望和無助，但思考和反省能給生活帶來比希望和一廂情願更多的東西。在貧乏、空虛、喧囂、狂熱的當今時代，《天才時代》的確不大可能成為熱點話題，但它似乎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有助於我們反思現代人的本質，避免讓自己淪為生活在21世紀思想觀念依然停留在17世紀之前的偽現代人。
本書是吳萬偉和肖志清合作翻譯的成果。吳負責除3、6兩章外其餘所有章節的初譯，肖負責3、6兩章的初譯以及所有章節的審校修改。鑑於我們知識水平和中英文功底有限，書中差錯在所難免，我們真誠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我們在翻譯過程中參考了若干譯作，如弗朗西斯·培根《學術的進展》（劉運同 譯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笛卡爾《談談方法》（王太慶譯 商務印書館，2001）、洛克《政府論》（葉啟芳 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 黎廷弼 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帕斯卡《思想錄》（張志強 李德謀 譯，重慶出版社，2006年）等，我們對這些譯者表示感謝。同時我們要感謝重慶第二師範學院梁本彬老師的信任和推薦，感謝中信出版集團有限公司的熱情支持，感謝為本書付出辛勤勞動的編輯老師。
2017年8月於武漢黃家湖
本文是作者為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12月15日出版的新書《天才時代：17世紀的亂世與現代世界觀的創立》所寫的譯後記。---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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