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清朝中晚期，農民起義屢有發生，先後爆發了馬朝柱起義、白蓮教起義、江西天地會起義、天理教起義、金田起義。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選擇鋌而走險，走上造反的道路呢？這無疑與當時清朝的政治腐敗，貪腐橫行有著莫大的關係。那麼清朝中晚期的政治腐敗究竟到了何種程度呢？下面我們從三方面對該問題進行探討分析。
(1)捐納
清朝中晚期，平均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4000萬兩，剛剛夠正常年景的開銷。但當遇到河工、賑災不時之需之時，就沒錢可用了，那怎麼辦呢？清朝統治者就想了一個辦法用捐納來籌措款項。捐納說白了就是政府通過賣官來換錢，平民百姓通過花錢來買官。只要肯花錢，原來是知縣的就可以升知府，原來是平民百姓的可以直接當官，原來是秀才的可以當監生。嘉慶時期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全靠捐納來增加財政收入，捐納在戶部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自此捐納之風開始盛行，以致一不可收拾。官場上到處充斥著靠錢買官之輩，僅在道光帝統治的30年裡，捐納者就達31萬餘人，捐銀達3300餘萬。捐官者實在太多，致使各級官府冗官繁雜，辦事效率低下，且仕途擁塞不堪，一官難求。大多數用錢買官的人就是為了撈錢，哪裡會考慮老百姓的死活呢？那些捐官者為了撈錢，變本加厲地聚斂錢財，損公非私，吏治更加敗壞，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2)貪汙
當時貪汙之風盛興，嘉慶道光時期的機要大臣們，靠著給手下地方官員提供信息、靠山每年居然能收到多達數萬兩的白銀。陝西按察使張集馨改任四川按察使，到北京辭謝，孝敬給每位軍機大臣白銀四百兩;上下兩班章京每位十六兩;另外給交情深厚的人一百、八十兩不等;六部尚書、總憲百兩;侍郎、九卿五十兩，這還不包括給同鄉、同年的錢，總共用銀多達1.5萬餘兩。
朝中官員如此，出任外官的官員當中，上至督撫，下到州縣更是貪的盆滿缽滿。
那些直接關係國計民生的漕運、鹽政、河工衙門以權謀私.中飽私囊。如鹽商想要將鹽運到外地銷售，必須要給大小官吏贈送禮物，有節禮、壽禮、賀儀、程儀、重支、頂支和使費等諸多名目。而官員們也因此迅速發家致富。做了10多年兩準鹽政的阿克當阿家資鉅萬，人送外號阿財神。他收藏的書籍字畫值30萬兩，珠玉寶玩值二三十萬兩、花瓶食器值幾十萬兩，衣服，車馬超過20萬兩，有奴僕數百人、賓客幾十名。他的門下有一個外號叫張大麻子的人，原來是個平頭百姓，就因為多次被阿克當阿派去審理事關鹽商的案子，就讓他僅用10年的時間就積累了上百萬的家財。當時揚州園林素有甲天下之稱，而揚州園林中最好的園子就是張大麻子發跡後買的。他的園子佔地幾十畝、裡邊有三層樓，可以俯瞰大江，想要賞梅、荷、桂、菊都各有去處。戲臺是仿照皇家戲臺的的建築結構建造的。另外園子中還有30多間套房房，蜿蜒曲折，金碧輝煌猶如迷宮一段。清朝官員的貪汙腐敗由此可見一斑。
（3)政務廢弛
清朝中晚期，各級政府政府機構臃腫，辦事拖拉推諉，矇混成風，官員們只知道敷衍了事，因循守舊根本不把政務放在心上。當時官員開會，只有一兩個人主持，其他人就坐在那兒虛應其事。官吏們有的空發宏議，有的成天與名流唱和，有的終日奔走忙於應酬，有的鮮衣怒馬出入於茶館戲院，因此當時有“小官大做，熱官冷做、俗官雅做，閒官忙做，男官女做”之謠。“因循守舊，得過且過，尸位素餐，明哲保身”的現象十分嚴重。
各級地方政府政務廢馳，比京師更為嚴重。無謂的應酬成為地方官的第一要務，而各級衙門卻百務廢弛，百姓的訴訟案件堆積如山。當時四川慶符縣關押一名無罪犯人長達35年之久，縣令、衙役皆不聞不問，無人理會，真為千古奇聞。
這些官員都不辦理政務，眾人聚在一起也不談種田植桑，營私舞弊，得過且過，貪圖享樂。他們中的很多人利用職位之便經商撈錢。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說，廣東幾乎無官不賈，官吏仗權勢，放高利貸經商的人中，民間的人佔3/10，而當官的人佔了7/10。福建丁漳地區有一陋規，該地區的妓院賭場每月交當地衙役300兩銀子的保護費，並且這些衙役的家人也能得到十幾、幾十兩銀子的好處，衙役坐地分贓，其長官操守可想而知。地方官員營私舞弊，廣泛從商、人人私慾膨脹，一心只向錢看。可想而知當時的社會風氣有多麼敗壞。
綜上所述，在清朝中晚期，政治腐敗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老百姓的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那麼多農民起義的爆發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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