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清朝中晚期，农民起义屡有发生，先后爆发了马朝柱起义、白莲教起义、江西天地会起义、天理教起义、金田起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选择铤而走险，走上造反的道路呢？这无疑与当时清朝的政治腐败，贪腐横行有着莫大的关系。那么清朝中晚期的政治腐败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呢？下面我们从三方面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1)捐纳
清朝中晚期，平均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4000万两，刚刚够正常年景的开销。但当遇到河工、赈灾不时之需之时，就没钱可用了，那怎么办呢？清朝统治者就想了一个办法用捐纳来筹措款项。捐纳说白了就是政府通过卖官来换钱，平民百姓通过花钱来买官。只要肯花钱，原来是知县的就可以升知府，原来是平民百姓的可以直接当官，原来是秀才的可以当监生。嘉庆时期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全靠捐纳来增加财政收入，捐纳在户部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自此捐纳之风开始盛行，以致一不可收拾。官场上到处充斥着靠钱买官之辈，仅在道光帝统治的30年里，捐纳者就达31万余人，捐银达3300余万。捐官者实在太多，致使各级官府冗官繁杂，办事效率低下，且仕途拥塞不堪，一官难求。大多数用钱买官的人就是为了捞钱，哪里会考虑老百姓的死活呢？那些捐官者为了捞钱，变本加厉地聚敛钱财，损公非私，吏治更加败坏，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2)贪污
当时贪污之风盛兴，嘉庆道光时期的机要大臣们，靠着给手下地方官员提供信息、靠山每年居然能收到多达数万两的白银。陕西按察使张集馨改任四川按察使，到北京辞谢，孝敬给每位军机大臣白银四百两;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两;另外给交情深厚的人一百、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两;侍郎、九卿五十两，这还不包括给同乡、同年的钱，总共用银多达1.5万余两。
朝中官员如此，出任外官的官员当中，上至督抚，下到州县更是贪的盆满钵满。
那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政、河工衙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如盐商想要将盐运到外地销售，必须要给大小官吏赠送礼物，有节礼、寿礼、贺仪、程仪、重支、顶支和使费等诸多名目。而官员们也因此迅速发家致富。做了10多年两准盐政的阿克当阿家资巨万，人送外号阿财神。他收藏的书籍字画值30万两，珠玉宝玩值二三十万两、花瓶食器值几十万两，衣服，车马超过20万两，有奴仆数百人、宾客几十名。他的门下有一个外号叫张大麻子的人，原来是个平头百姓，就因为多次被阿克当阿派去审理事关盐商的案子，就让他仅用10年的时间就积累了上百万的家财。当时扬州园林素有甲天下之称，而扬州园林中最好的园子就是张大麻子发迹后买的。他的园子占地几十亩、里边有三层楼，可以俯瞰大江，想要赏梅、荷、桂、菊都各有去处。戏台是仿照皇家戏台的的建筑结构建造的。另外园子中还有30多间套房房，蜿蜒曲折，金碧辉煌犹如迷宫一段。清朝官员的贪污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3)政务废弛
清朝中晚期，各级政府政府机构臃肿，办事拖拉推诿，蒙混成风，官员们只知道敷衍了事，因循守旧根本不把政务放在心上。当时官员开会，只有一两个人主持，其他人就坐在那儿虚应其事。官吏们有的空发宏议，有的成天与名流唱和，有的终日奔走忙于应酬，有的鲜衣怒马出入于茶馆戏院，因此当时有“小官大做，热官冷做、俗官雅做，闲官忙做，男官女做”之谣。“因循守旧，得过且过，尸位素餐，明哲保身”的现象十分严重。
各级地方政府政务废驰，比京师更为严重。无谓的应酬成为地方官的第一要务，而各级衙门却百务废弛，百姓的诉讼案件堆积如山。当时四川庆符县关押一名无罪犯人长达35年之久，县令、衙役皆不闻不问，无人理会，真为千古奇闻。
这些官员都不办理政务，众人聚在一起也不谈种田植桑，营私舞弊，得过且过，贪图享乐。他们中的很多人利用职位之便经商捞钱。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广东几乎无官不贾，官吏仗权势，放高利贷经商的人中，民间的人占3/10，而当官的人占了7/10。福建丁漳地区有一陋规，该地区的妓院赌场每月交当地衙役300两银子的保护费，并且这些衙役的家人也能得到十几、几十两银子的好处，衙役坐地分赃，其长官操守可想而知。地方官员营私舞弊，广泛从商、人人私欲膨胀，一心只向钱看。可想而知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多么败坏。
综上所述，在清朝中晚期，政治腐败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老百姓的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那么多农民起义的爆发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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