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一群兵士將黃袍加著在了禁軍將領趙匡胤身上,這個被後世稱作"陳橋兵變"的事件將趙匡胤推向了皇帝寶座,同時也將"五代"改寫為"北宋"。

總結前朝覆亡的教訓以防重蹈覆轍,這已經成為新朝代的經驗和習慣。

太祖本人深知藩鎮割據,武夫當權對於政治穩定的危害,建國之初便與趙普謀求解決政權頻繁更迭的局面,走出五代宋朝承五代之亂。趙普僅—句＂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便使宋太祖放棄復委符彥卿的兵權。

緊接著便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將兵權收回中央，力圖矯"武"之弊。宋太祖也是武將而奪權稱帝，從他後的各個皇帝，對武將的威脅和士兵的譁變都非常敏感。在限制武將的同時,統治者也在謀求治本之道，便是"與大夫共治天下"

一、太祖誓約——祖宗家法

王夫之在《宋論》寫道：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其中一條"不殺士大夫"便定下了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調。

宋太祖是武將出身，對於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武夫跋啟暴虐,太祖深有體會,所以派文臣治理地方無疑是解民於倒懸的有效途徑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

"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以文人做地方官，即使他品行再差，也不過是多貪點銀子而已，而武將若是為亂，將會引起動亂，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

宋太祖還常常鼓勵武將讀書，學習治世之道，一則掉書袋的軼事便可見一斑。

此事見於《宋人軼事彙編》引《玉壺清話》之中：

党進不識一字。一日，朝廷遣進防秋，朝辭日，須致詞合門，使吏謂進曰："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很，堅欲之，知班寫其詞於笏，教令熟誦。進抱笏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聖容曰："臣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幾至失容。後左右問之，曰："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進曰："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

這則故事是何意呢？即是講太祖麾下大將党進目不識丁，一次他被派往邊地進行秋防，按照慣例需要進宮致辭，太祖體諒他，認為不必如此。党進脾氣倔強，堅持進宮。司儀官把呈辭寫在笏板上，讓他背熟。

沒想到他一進去把背的都忘了，半天不吭聲，忽然望著太祖說"臣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搞得侍衛們大笑不已。後來左右大臣問他為什麼忽然念著兩句，党進說"我看那些窮酸書生愛'掉書袋'，我也來兩句，讓皇帝知道我也是讀書的"。

"朕聞上古，其風撲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本來是唐玄宗給《孝經》做的序中的一句，党進斷章取義，出了洋相。但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在太祖的影響下，像党進一樣的大老粗也開始學習讀書。

二、太宗興學——文治之始

如果說宋太祖倡導讀書,開風氣之先,到太宗時則圍繞"讀書"採取了一系列切實行動，真正使士人讀書落到了實處。

太平興國三年,"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格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親所規畫,自經始至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於內庭"。（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同年二月,賜名崇文院,以書籍充實之。端拱元年又於其中建秘閣,自此三館一閣的格局形成。

再次,太宗在位期間主持了多項文化典籍的修訂工作。北宋四大類書,有三部是在太宗時期修訂完成的,《太平廣記》修於太平興國二年至三年,太平御覽修於太平興國二年至太平興國八年,文苑英華修於太平興國七年至雍熙三年。

太宗還留意於字學,太平興國二年詔太子中舍陳鄂等人詳定《玉篇》、《切韻》,雍熙三年詔徐銥、句中正校對《說文解字》。此外,太平興國三年命李防等修《太祖實錄》,對史籍修訂多有關注。

太宗重視科舉，促成文官體系的形成。據《文獻通考》記載，宋代進士人數自太宗即位之年（976)起便開始激增，到真宗天禧三年（1019），四十四年間已有 9323 人，與唐朝二百九十年中共得 6442 人，平均每年不過二三十名進士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太祖時期科舉及第者授予官位很低，而在太宗時期,科舉出身的文士開始進入國家政權的中樞。建隆元年進士榜首楊礪直到真宗年間才被摧為翰林學士,未及大用而卒,相比之下,太平興國二年兩榜狀元呂蒙正六年後便拜為參知政事,進用不可謂不速。

文官體系的形成,是貫徹文治方針的可靠保證,,當它逐漸形成日趨完善之後,便於皇權之外具有了一定的相對獨立性,而組成官僚系統的被稱為"士大夫"的那些人的某些意識被喚醒後,便又給這個群體賦予了主體性格。真宗時，寇準力主皇帝御駕親征便是士大夫階層主體性格的體現。

三、真宗守文——宣麻拜相

宋真宗與他之前的兩位皇帝太祖、太宗相比，最大不同之處在於,

真宗對科舉也進行了革新，宋真宗建立了以封彌謄錄復考為中心的嚴密考試製度。

《宋史·選舉志》有如下記載：

凡策士，即殿兩廡張帟，列几席，標姓名其上。先一日表其次序，揭示闕外，翌旦拜闕下，仍入就席。試卷，內臣收之，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用御書院印，付考官定等畢，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如復不同，即以相附近者為定。始取鄉貫狀字號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並試卷以聞。

這套完整的制度,到大中祥符八年(1015)推行到了省試。這樣殿省兩級考試的嚴密制度基本上完備了。此後歷代科舉沿襲此制度，直到科舉滅亡。

大中祥符八年(1015),當殿試完畢,登科者姓名揭曉之際,真宗問諸大臣:"'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真所謂搜求寒峻也!'"真宗在決定蔡齊為狀元之後,又"特召金吾給七驗,出兩節傳呼,因以為例。"這就改變了狀元出一節呵道的慣例,此舉並非真宗特別寵愛蔡齊,而是"上聞公(蔡齊)單貧,傭僦僕隸,故有是命。"（《繩水燕談錄》）顯然是為寒摻之士撐面子的。

由是,一個真正讀書做官的歷史時代真正到來了。

四、仁宗士振——行道有望

太宗、真宗兩朝持續擴大取士名額,迅速造就了一個人數眾多的士大夫群體,他們充任了各級政府官員,構築了一個龐大的文官體系。隨著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加入到士大夫的行列,他們參與政治的願望和主體意識的日漸增強,勢必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在這種情況下,士大夫們便更希望以群體的形式共同參與政治,以"公議"、"士論"來發揮輿論影響,從而擴展其政治活動空間。

雖然"與士大夫治天下"是在神宗的時候才被明確提出,但是這種"共治"的格局在仁宗時期就已經成型了。對於皇帝與士大夫的"共治",有學者提倡應當從兩個層面上加以理解,一是皇帝並非大權獨攬,士大夫有參預政治的空間二是士大夫是群體參預,並非個別介入。

據《庶齋老學叢談》記載：

"嬪御久不得遷，屢有幹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對曰：'聖人出口為敕，誰敢不從？'上笑曰：'汝不信，試為降旨政府。'政府奏無法。上收以示嬪御，曰：'凡事必與大臣僉議，方為詔敕。'或有隻請御筆進官者。上取彩箋，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眾忻謝而退。至給俸時，各出御書請增俸。有司不用，退還。復訴於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諸嬪對上毀其御書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

未經中書同意的詔敕被抵制,無論對於政府還是皇帝看來都是理所當然,這正反映了當時權力運作方式,"與大臣僉議"成為君臣共守的規則。正是君臣所注重的"公議',,保證了士大夫們的"共治"空間。

此外，到仁宗時,臺諫勢力興起,臺諫官諷諫皇帝、議論時政、抨擊大臣,擔當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角色,皇帝、中書和臺諫形成權力的三角關係。對於那些敢於言事的臺諫官,仁宗往往持寬容和保護態度,有力保障了臺諫職能的發揮。

臺諫成為士大夫們表達意見、發表言論的重要渠道,通過發揮臺諫職能,士大夫們在限制皇帝作為的同時,又可以有效地抑制權臣的出現,最大限度保障了士大夫群體參與到與皇帝"共治天下"當中去。

仁宗時期,"行道"己經成為士大夫們的一種共識,這種意識表現得也相當強烈,思想文化領域中開展的儒學復興運動也進入了蓬勃發展階段,這便更加強化了"行道"在士大夫觀念中的地位。與此同時,隨著力量的壯大和政治上的日趨成熟,士大夫們廣泛地參預政治生活,這便為他們的"行道"實踐提供了寬廣的空間

慶曆年間范仲淹等人領導的改革運動,是仁宗時期士大夫最大規模的一次聯合,也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觀念"的集中展現。

慶曆新政的核心人物是范仲淹,但作為一場革新運動而言,它是有眾多士大夫參與進來的。對那些有志於行道的士大夫而言,此時恐怕沒有什麼比參與政治革新更為直接的方式了，刷新政治、革除弊端是他們行道實踐的重要契機。

在仁宗的努力下,當時的朝政的確出現了振奮人心的一面,一時間眾多名臣都受到擢用。新政前夕,呂夷簡已經罷相,擔任宰相的是章得象和晏殊,賈昌朝與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是樞密使,韓琦和富弼為樞密副使,仁宗親擢歐陽修、蔡襄、餘靖和王素四人為諫官。

上有仁宗汲汲求治,下有眾"君子"輔弼君王,這讓儒家士大夫們看到了"道之將行"的希望。

四、神宗變法——共治天下

仁宗時期的士大夫,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日益成熟,面對日益顯現的社會政治危機,他們也積極投身於政治改革的實踐活動。但是,范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既不持久,也遠沒有成功。

宋神宗的時代,是和王安石變法伴隨始終的。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得到了神宗的認同,其改革的實施也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對於士大夫們來說,這是一個真正能夠"行道"的時代。

熙寧四年三月初三日神宗因慶州兵變而召集兩府官員商討相關事宜。當時王安石為宰相,馮京和王珪擔任參知政事,文彥博任樞密使,吳充任樞副。文彥博認為朝廷應當"以靜重為先",人情騷動是"更張之過也",並言及行交子不變,後來提出遵守祖宗之法,並引起他和王安石的一番爭論。

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與士大夫治天下"一語的確可以說明當時的政治架構和權力關係,文彥博在說這話的時候,將自己所屬的士大夫群體與皇帝之間劃開了清晰的界限,這種明確的自我身份認同也說明士大夫的主體意識。

儘管我們不能因此說士大夫成為了與皇權對等的一股力量,但卻能充分說明士大夫們並不把自己看作是皇權的附庸,而是看作"合作"關係。此前士大夫們經常用的"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也正是這種關係的表達。

文彥博"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一語也是神宗和王安石共同承認的前提。他寫的《虔州學記》討論皇帝與士之間關係：若夫道隆而徳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

《退齋筆錄》中有一則趣事：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正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未嘗殺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勵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神宗朝的一場廷議，君臣之間意見相沖，爭論中火藥味頗濃，最終以皇帝讓步收場。高高在上的皇帝居然發牢騷："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還被臣下懟回去了。這充分體現出了宋士大夫與皇帝之間的關係

結語：文治之盛

明人徐有貞曾說過:"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宋代人才北宋多於南宋,而北宋人才又以真、仁、英、神四朝為眾,湧現了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詩人和科學家,像人們熟知的范仲淹、王安石、張載、程穎、程頤、蘇詢、蘇軾、蘇轍、黃庭堅、歐陽修、司馬光、蘇煩、沈括等等。

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宋以文立國, 為文人士大夫提供的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和較高的社會地位，在政治中能夠大膽議論時政,有所作為,進而由於政治見解的不同形成黨爭,但是由於他們的文人身份使北宋黨爭有充滿了君子之風。不同於別的朝代，一旦政治鬥爭失敗便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宋朝政治鬥爭失敗後，最嚴重不過是貶官。宋代文人士大夫對待仕途貶謫、人生挫折的態度,就要比前人顯得更加豁達、開朗。他們一般並不介意個人的榮辱得失,而念念不忘理想抱負的追求。而正是這樣的時代環境，才塑造出了像蘇東坡一樣的文化巨人。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陳寅恪

參考資料：《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實踐》《宋太祖誓碑的文獻地圖》《宋論》《續資治通鑑長編》《宋人軼事彙編》《繩水燕談錄》《庶齋老學叢談》《退齋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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