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先天性的缺陷,註定了曾國藩要在功成名就之時選擇裁撤它

曾國藩所領導的湘軍是晚清最重要的軍事力量之一,同治三年七月,湘軍主力在與太平天國軍隊的作戰中,一舉攻克了天京,鎮壓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然而就在湘軍為清王朝剪除內患的蓋世大功告成之際,作為湘軍首領的曾國藩卻出人意料之外地做出了奏請裁撤湘軍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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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後的一年多的時間裡,除湘軍水師被改編為國家經制兵長江水師以及劉松山等陸營軍萬餘人保留外,其餘的直轄軍和所屬湘軍等都相繼被裁汰。由此,我們不禁會產生疑問:曾國藩為何要在功成名就的時候,為什麼會選擇裁撤自己一手創建的湘軍呢?

先天的缺陷和不足

1852年,太平軍出廣西,進湘鄂,所向披靡,彼時的清廷深感綠營和八旗兵已不足用,於是便飭令各省舉辦團練,以助“攻剿”。這也是成立湘軍主要的原因所在。

1853年,作為時任禮部右侍郎的曾國藩奉命幫同湖南巡撫張亮基督辦湖南團練。在這個過程中,曾國藩深感團練的不足,於是決定組建一種新的軍隊,這就是“湘軍”(也稱“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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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在曾國藩的經營下,迅速將將最初只有數十人的湘軍發展到了足以與太平天國對抗的程度,這也是當時清朝唯一與太平軍有一戰之力的軍事力量。

然而隨著軍隊的建立,隨之所帶來的問題也令曾國藩等湘軍首領們苦心焦慮,寢食難安,尤其是缺餉問題。湘軍雖是奉旨組建,但由於不是國家經制兵,因而當時的清廷也並未給予應有的重視和支持,更不用說軍需後勤的供應了。因此湘軍最初出省作戰,都是自謀籌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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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也為後面的裁軍埋下了種子。

鉅額的軍費開銷和沈葆楨的釜底抽薪

曾國藩在他創建湘軍的過程中,最初實行的是以高薪制作為核心綱領。對於湘軍的銀餉,制定的是厚待政策。據記載,當時湘軍中的一個統領五百人的營官,一個月固定的俸祿就有五十兩,除此之外,每個月還能拿到一百五十兩的公助銀。這個公助銀歸自己支配,這樣實際上一個營官一個月能拿到二百兩。而當時清廷的一個總督,一年的俸祿也只有一百八十兩左右,這當然這不包括他的養廉銀。由此可見,當時湘軍的一個普通營官的收入是相當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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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湘軍出省與太平軍作戰,軍隊人數急劇擴充。據史記載,到同治三年,出現了各路湘軍“只見增勇,不見裁撤”的局面,短短的時間內,湘軍就陸續擴充至數十萬餘人。

湘軍建立之初,水陸兩軍人數約一萬七千人,據後世史學家研究,當時月需餉費約八萬兩,但是這時候,如果還是以先前一萬餘人的月需餉銀來計算的話,那麼此時各路湘軍的月需餉費已近高達百萬兩。而如此寵大的軍費開支,單靠自謀籌餉完全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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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獲取足額餉費,曾國藩等湘軍帥多次上奏朝廷,請求給予湘軍軍費支助和他省協拔,除此之外甚至截留解京漕折銀,以竟其鎮壓太平軍的功業。而清政府為了保住江山,穩固皇位,也不得不在籌餉方面為曾國藩的湘軍大開方便之門。

於是在1860年8月,實授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讓他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皆歸節制;除此之外,儘可能調拔軍需款目,支援湘軍。這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湘軍餉銀的問題。

但是,由於清政府曠日持久的用兵,使得國庫的銀兩在大幅減少,更不利的是由於戰爭的不斷持續,使得當時的中央政府的財權也慢慢開始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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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清政府的主要經濟收入是厘金,但是到同治初年的時候,厘金則完全由各省督撫支配,而且原本應繳國庫的地丁漕折、關稅、鹽課等項銀兩也被督撫截留。此外,各用兵省份的督撫還以各種藉口為由,擅自動用庫款。以至於到戰爭後期湘軍雖還有朝廷的支持,但往往會鞭長莫及,在辦理戰時軍費報銷、請求鄰省支援時常會徒具形式,不能如願且收效甚微。

然而禍不單行,正當湘軍餉糧極度缺乏,曾國藩日夜憂懼圍攻天京之役會功虧一簣之際,一件令曾國藩心寒腳涼的事情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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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三月,時任江西巡撫的沈葆楨不念舊情,釜底抽薪,在未經協和曾國藩協商的情況下,突然奏准將原解安慶糧臺的江西厘金、關稅八萬兩全部截取,留充本省之費。這使得曾國藩大為震驚和痛心,於是下定決心在攻克南京後,以“近歲以來但見增勇,不見裁撤”,“欠餉太多,後患無窮”等等為託辭,請求裁撤湘軍,以節靡費。

賴以生存的後方基地已經財力匱竭,無法源源供給湘軍餉費

我們都知道湖南是湘軍的故鄉和發源地,當湘軍在為清政府南征北戰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十餘年時間裡,作為後方基地的湖南,為湘軍可以說是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財力。《毛尚書(鴻賓)奏稿》記載到:

“軍興以來,所有本省地丁漕折銀兩歷經前撫臣盡數截留籍供軍需之用”

由此可見,當時的湖南省是傾盡全省之力,義不容辭的支持曾國藩和他的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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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湖南畢竟屬於地瘠民貧之區,賦稅儉薄,財力不豐,供給有限。加之湖南經濟自19世紀中葉以來遭受著諸多不利因素的影響,使得農業、手工業、商業均走向衰落,使得全省財力在原本不太雄厚的基礎上銳減至“歲入不及百萬,在無事時,勉可支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湖南的財力已經是遠遠不能滿足湘軍的軍餉開支了。

雖然戰時推行了一系列開源節流的政策,挖掘出了大量潛在的物力財力資源,依靠捐輸、厘金、鹽茶稅、漕賦等項接濟湘軍,但這些仍然是

“不敷甚巨”。以至於當時的省藩司不得不在司庫徵收地丁、驛站等款銀內暫時通融挪動,分別散給以濟急需而顧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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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都知道,這樣做也只是杯水車薪,湘軍每月約有一二十萬兩餉銀依舊無可指望。還是解決不了湘軍的餉缺危機,畢竟湘軍每個月的開支太大了。作為湘軍基地的湖南省長達十多年的籌防籌剿,府庫早已被折騰得傾蕩無遺,此時依靠本省之財支付本省之用已已經非常的困難,史載:

“十載於滋,無歲不捐,無戶不捐,在有司雖不敢籍勢抑勒,在捐生已殊非心所樂從,且當被寇之餘,屢捐之後,民力實有所未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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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儘管湖南各級官紳為湘軍籌兵籌餉孜孜勸諭、勞怨兼任,但是,面對財力睏乏的現實,最終也只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欠餉、飢餓、疾病之苦折磨下的湘軍將士紛紛索餉譁變

前面我們說到,由於湘軍並非是國家經制軍隊,因此這使得湘軍出省作戰,往往主要靠自謀籌餉。而歷史的事實是“兵以餉為天”“餉源足則士氣盛,糧草缺則軍心亂”。湘軍出省作戰的時間越長,其餉源的供愈發窘絀,難以預期解到。尤其是進入到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後期,餉源供應問題和矛盾更加突出。例如,1860年12月,曾國藩被困於祁門,這在很大程度上受乏餉的制約,當時湘軍士兵的餉費是一拖再拖,最後實在是沒辦法,不得不採取了以鹽抵餉、以鈔抵餉,或以官額學額抵餉等應急措施來緩解士兵的鼓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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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記載,到咸豐十一年冬,當時湖南省內部的湘軍欠餉多的已經達六七個月,少得也有四五個月,以至於出現了許多士兵每天吃飯都不得不向老百姓賒賬的地步。到了同治三年,湘軍積欠的軍餉則更多,《曾文正公全集》記載:

“自去年以來,從無一月支至二兩者,間或一月未支得一兩者,累積竟欠至十八、九月不等。”

由此可見當時的欠餉問題是多麼的嚴重,也正是由於湘軍的久戰缺餉糧,使得大量的士兵飢餓疲勞成疾,病疫也在軍營中也流行起來,並且是一年重於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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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全集奏稿》中載到:

咸豐八年十月:湘軍建昌、寧都各屬,染病者三千餘人,劉長佑一軍,患病者更多,幾乎十人而九,不能復以成軍

咸豐十一年:左宗棠軍中疾疫流行,士兵營官及辦事人員多病症,死者較多

同治元年:長江南岸各軍更是厲疫繁興,其中鮑超營中“勇夫病者萬餘人,死者日數十人”......曾國荃金陵營中病者亦逾萬數,左宗棠軍中病者亦復過半,每次出隊不滿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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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此時湘軍各路部隊是死傷慘重,比起在戰爭中死傷人數有過之無不及,這令曾國藩日夜縈思,不勝焦灼。尤其是同治三年,湘軍各營將士傷病山積,大量的士兵紛紛告假,軍心日漸動搖。當時的湘軍駐地寧國府城內外,病死者屍骸狼籍,無人收理,其慘狀目不忍睹。而此時的欠餉已達五百萬左右。在這樣的情況下,補發幾無可能,於是很多的在營士兵紛紛索餉譁變:

同治元年:蔣益澧軍在長沙鬧餉

同治二年:漢中湘軍一營因欠餉譁變,殺死了營官差牟

同治三年:在攻奪天京進入最後關頭時,曾國荃軍一營“勇丁索餉,分流戮之,合軍鼓譟,縛營官閉營拒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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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戰爭期間有不少士兵偷偷結集逃離軍營,致使營中空額增加;營官剋扣士兵餉費的現象十分嚴重,惡化了官兵之間的關係,由此也削弱了士兵的銳氣。

恢復生產,增加國力的現實需要

清王朝為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已經耗費了大量軍費,而作為這場鎮壓戰爭中的親歷者,曾國藩在戰亂後意識到了“軍精則國富”的道理,認為戰爭結束後國家的當務之急應是恢復生產,增加國力。

數十年的戰爭,絕大部分時候,湘軍與太平軍交戰都是在東南諸省,這也致使長江中下游一帶生靈塗炭,田地荒蕪,商業蕭條,城市凋敝.....。尤其是江、浙二省,是後期兩軍對壘交鋒之重地,而恰恰這兩省又是清朝的經濟腹地,其經濟損失十分慘重,昔日所見的那種物產富繞,人丁興旺局面早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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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曾國藩也意識到:湘軍人數太多,將會損害國家的元氣,《曾國潘全集書信》記載他寫給同僚的書信中就屢次提及:

“自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此時政府的當務之急應該是裁兵減卒,恢復和發展生產”

所以他決定攻克天京後,決定裁汰湘軍,緊縮軍隊開銷,集中財力,創辦洋務。最終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形成了以湘軍將帥曾國藩、左宗棠、沈葆楨等為代表的地方洋務派在中國掀起的一股創辦軍用民用企業的洋務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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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最後:

曾國藩在湘軍攻克金陵之後決定將其裁汰在很大程度上是迫於經濟上的原因。因為他知道,維繫軍隊的根本就在於餉源充足,餉源足則士氣盛,糧草缺則軍心亂,他所帶領的湘軍之所以能夠戰勝太平軍,很大的功勞要歸功於他的厚餉政策;同樣地,也是由於其厚餉政策,導致到戰爭後期出現了餉費困的局面,士兵長時間領不到軍餉,導致了軍心不穩,出現有鬧餉和士兵逃離軍營的事件發生。面的這種狀況,曾國藩不得不奏請:

“今幸老巢既破,大局粗定,裁一勇即節一勇之靡費,亦既銷無窮之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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