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是晚清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同治三年七月，湘军主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的作战中，一举攻克了天京，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然而就在湘军为清王朝剪除内患的盖世大功告成之际，作为湘军首领的曾国藩却出人意料之外地做出了奏请裁撤湘军的行为。

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除湘军水师被改编为国家经制兵长江水师以及刘松山等陆营军万余人保留外，其余的直辖军和所属湘军等都相继被裁汰。由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曾国藩为何要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裁撤自己一手创建的湘军呢？

先天的缺陷和不足

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进湘鄂，所向披靡，彼时的清廷深感绿营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于是便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这也是成立湘军主要的原因所在。

1853年，作为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奉命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湖南团练。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深感团练的不足，于是决定组建一种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也称“湘勇”）。

最终，在曾国藩的经营下，迅速将将最初只有数十人的湘军发展到了足以与太平天国对抗的程度，这也是当时清朝唯一与太平军有一战之力的军事力量。

然而随着军队的建立，随之所带来的问题也令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们苦心焦虑，寝食难安，尤其是缺饷问题。湘军虽是奉旨组建，但由于不是国家经制兵，因而当时的清廷也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更不用说军需后勤的供应了。因此湘军最初出省作战，都是自谋筹饷。

而这也为后面的裁军埋下了种子。

巨额的军费开销和沈葆桢的釜底抽薪

曾国藩在他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最初实行的是以高薪制作为核心纲领。对于湘军的银饷，制定的是厚待政策。据记载，当时湘军中的一个统领五百人的营官，一个月固定的俸禄就有五十两，除此之外，每个月还能拿到一百五十两的公助银。这个公助银归自己支配，这样实际上一个营官一个月能拿到二百两。而当时清廷的一个总督，一年的俸禄也只有一百八十两左右，这当然这不包括他的养廉银。由此可见，当时湘军的一个普通营官的收入是相当高的。

然而，随着湘军出省与太平军作战，军队人数急剧扩充。据史记载，到同治三年，出现了各路湘军“只见增勇，不见裁撤”的局面，短短的时间内，湘军就陆续扩充至数十万余人。

湘军建立之初，水陆两军人数约一万七千人，据后世史学家研究，当时月需饷费约八万两，但是这时候，如果还是以先前一万余人的月需饷银来计算的话，那么此时各路湘军的月需饷费已近高达百万两。而如此宠大的军费开支，单靠自谋筹饷完全是不可能的。

为了获取足额饷费，曾国藩等湘军帅多次上奏朝廷，请求给予湘军军费支助和他省协拔，除此之外甚至截留解京漕折银，以竟其镇压太平军的功业。而清政府为了保住江山，稳固皇位，也不得不在筹饷方面为曾国藩的湘军大开方便之门。

于是在1860年8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让他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节制；除此之外，尽可能调拔军需款目，支援湘军。这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湘军饷银的问题。

但是，由于清政府旷日持久的用兵，使得国库的银两在大幅减少，更不利的是由于战争的不断持续，使得当时的中央政府的财权也慢慢开始旁落。

当时清政府的主要经济收入是厘金，但是到同治初年的时候，厘金则完全由各省督抚支配，而且原本应缴国库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此外，各用兵省份的督抚还以各种借口为由，擅自动用库款。以至于到战争后期湘军虽还有朝廷的支持，但往往会鞭长莫及，在办理战时军费报销、请求邻省支援时常会徒具形式，不能如愿且收效甚微。

然而祸不单行，正当湘军饷粮极度缺乏，曾国藩日夜忧惧围攻天京之役会功亏一篑之际，一件令曾国藩心寒脚凉的事情发生了。

同治三年三月，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不念旧情，釜底抽薪，在未经协和曾国藩协商的情况下，突然奏准将原解安庆粮台的江西厘金、关税八万两全部截取，留充本省之费。这使得曾国藩大为震惊和痛心，于是下定决心在攻克南京后，以“近岁以来但见增勇，不见裁撤”，“欠饷太多，后患无穷”等等为托辞，请求裁撤湘军，以节靡费。

赖以生存的后方基地已经财力匮竭，无法源源供给湘军饷费

我们都知道湖南是湘军的故乡和发源地，当湘军在为清政府南征北战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十余年时间里，作为后方基地的湖南，为湘军可以说是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毛尚书（鸿宾）奏稿》记载到：

“军兴以来，所有本省地丁漕折银两历经前抚臣尽数截留籍供军需之用”

由此可见，当时的湖南省是倾尽全省之力，义不容辞的支持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但是，湖南毕竟属于地瘠民贫之区，赋税俭薄，财力不丰，供给有限。加之湖南经济自19世纪中叶以来遭受着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使得农业、手工业、商业均走向衰落，使得全省财力在原本不太雄厚的基础上锐减至“岁入不及百万，在无事时，勉可支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湖南的财力已经是远远不能满足湘军的军饷开支了。

虽然战时推行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政策，挖掘出了大量潜在的物力财力资源，依靠捐输、厘金、盐茶税、漕赋等项接济湘军，但这些仍然是

然而我们都知道，这样做也只是杯水车薪，湘军每月约有一二十万两饷银依旧无可指望。还是解决不了湘军的饷缺危机，毕竟湘军每个月的开支太大了。作为湘军基地的湖南省长达十多年的筹防筹剿，府库早已被折腾得倾荡无遗，此时依靠本省之财支付本省之用已已经非常的困难，史载：

“十载于滋，无岁不捐，无户不捐，在有司虽不敢籍势抑勒，在捐生已殊非心所乐从，且当被寇之余，屡捐之后，民力实有所未逮。”

由此可见，尽管湖南各级官绅为湘军筹兵筹饷孜孜劝谕、劳怨兼任，但是，面对财力困乏的现实，最终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欠饷、饥饿、疾病之苦折磨下的湘军将士纷纷索饷哗变

前面我们说到，由于湘军并非是国家经制军队，因此这使得湘军出省作战，往往主要靠自谋筹饷。而历史的事实是“兵以饷为天”，“饷源足则士气盛，粮草缺则军心乱”。湘军出省作战的时间越长，其饷源的供愈发窘绌，难以预期解到。尤其是进入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饷源供应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例如，1860年12月，曾国藩被困于祁门，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乏饷的制约，当时湘军士兵的饷费是一拖再拖，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不得不采取了以盐抵饷、以钞抵饷，或以官额学额抵饷等应急措施来缓解士兵的鼓噪。

据记载，到咸丰十一年冬，当时湖南省内部的湘军欠饷多的已经达六七个月，少得也有四五个月，以至于出现了许多士兵每天吃饭都不得不向老百姓赊账的地步。到了同治三年，湘军积欠的军饷则更多，《曾文正公全集》记载：

“自去年以来，从无一月支至二两者，间或一月未支得一两者，累积竟欠至十八、九月不等。”

由此可见当时的欠饷问题是多么的严重，也正是由于湘军的久战缺饷粮，使得大量的士兵饥饿疲劳成疾，病疫也在军营中也流行起来，并且是一年重于一年。

《曾国藩全集奏稿》中载到：

咸丰八年十月：湘军建昌、宁都各属，染病者三千余人，刘长佑一军，患病者更多，几乎十人而九，不能复以成军

咸丰十一年：左宗棠军中疾疫流行，士兵营官及办事人员多病症，死者较多

同治元年：长江南岸各军更是厉疫繁兴，其中鲍超营中“勇夫病者万余人，死者日数十人”......曾国荃金陵营中病者亦逾万数，左宗棠军中病者亦复过半，每次出队不满五成......

总之，此时湘军各路部队是死伤惨重，比起在战争中死伤人数有过之无不及，这令曾国藩日夜萦思，不胜焦灼。尤其是同治三年，湘军各营将士伤病山积，大量的士兵纷纷告假，军心日渐动摇。当时的湘军驻地宁国府城内外，病死者尸骸狼籍，无人收理，其惨状目不忍睹。而此时的欠饷已达五百万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补发几无可能，于是很多的在营士兵纷纷索饷哗变：

同治元年：蒋益澧军在长沙闹饷

同治二年：汉中湘军一营因欠饷哗变，杀死了营官差牟

同治三年：在攻夺天京进入最后关头时，曾国荃军一营“勇丁索饷，分流戮之，合军鼓噪，缚营官闭营拒守.....

除此之外，战争期间有不少士兵偷偷结集逃离军营，致使营中空额增加；营官克扣士兵饷费的现象十分严重，恶化了官兵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削弱了士兵的锐气。

恢复生产，增加国力的现实需要

清王朝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已经耗费了大量军费，而作为这场镇压战争中的亲历者，曾国藩在战乱后意识到了“军精则国富”的道理，认为战争结束后国家的当务之急应是恢复生产，增加国力。

数十年的战争，绝大部分时候，湘军与太平军交战都是在东南诸省，这也致使长江中下游一带生灵涂炭，田地荒芜，商业萧条，城市凋敝.....。尤其是江、浙二省，是后期两军对垒交锋之重地，而恰恰这两省又是清朝的经济腹地，其经济损失十分惨重，昔日所见的那种物产富绕，人丁兴旺局面早已不复存在。

同时曾国藩也意识到：湘军人数太多，将会损害国家的元气，《曾国潘全集书信》记载他写给同僚的书信中就屡次提及：

“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此时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裁兵减卒，恢复和发展生产”

所以他决定攻克天京后，决定裁汰湘军，紧缩军队开销，集中财力，创办洋务。最终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以湘军将帅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等为代表的地方洋务派在中国掀起的一股创办军用民用企业的洋务热潮。

写在最后：

曾国藩在湘军攻克金陵之后决定将其裁汰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经济上的原因。因为他知道，维系军队的根本就在于饷源充足，饷源足则士气盛，粮草缺则军心乱，他所带领的湘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太平军，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厚饷政策；同样地，也是由于其厚饷政策，导致到战争后期出现了饷费困的局面，士兵长时间领不到军饷，导致了军心不稳，出现有闹饷和士兵逃离军营的事件发生。面的这种状况，曾国藩不得不奏请：

“今幸老巢既破，大局粗定，裁一勇即节一勇之靡费，亦既销无穷之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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