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初不肯蓄辮到民國不肯剪辨,漢人經歷了什麼?

大衛上帝所愛的


蓄髮→薙髮→剪辮,簡單地說漢人只是經歷了一次次髮型的改變而已,而不變的是根深蒂固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這種理念。

再有原因之一就是民眾反感不留餘地的強制性措施,尤其是這種措施充滿了血腥。

所以不要以為漢人捨不得剪辮子,其實就是留什麼樣就什麼樣,不要亂動,不要輕易減損,不要隨意改變,說白了就是不習慣,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哪怕是大字不識一筐的文盲對這個傳統也都非常認可。

如果剪辮運動能夠不採取強制措施的話,用不了多久也都會剪掉,因為在中國相當一部分人不愛留辮子,尤其是學生和曾經留洋的人,甚至某些人早已剪掉,改戴假髮辮頭套,價格還不便宜,再說了,留髮辮確實不方便,百姓慢慢能接受了也就都剪掉了,不過就像薙髮易服一樣,這個過程太急了,所以同樣激起了民眾的逆反心理。

薙髮易服是一種由外而內的行為和精神上的壓制,這個傳統自大金國就有,在我國北部地區也施行過此類政策,當然是強制性的,後來因為大金皇帝也被漢化的挺嚴重,所以不了了之,後續不談,轉眼就到了後金努爾哈赤時期,都是“金”嘛,有榮耀傳承,復興大金的意思,這個老傳統也沒有丟下,李成梁養寇自重這麼多年給了努爾哈赤寬鬆成長的環境和機會,再加上李如松被殺害(疑似設伏),努爾哈赤就再也沒有可忌憚的人了,沒過多久就脫離大明王朝宣佈獨立。

努爾哈赤的底氣不止來自李如松的敗亡,還在於他8次親自進京朝貢之旅的見聞種種,大明王朝制度的腐朽和吏制的腐敗墮落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在他看來,大明頹勢已現,不足為懼。

在努爾哈赤那個時期,薙髮易服就是強制性的,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如果不薙髮,那就剃頭,從脖子下刀那種,請注意,女真人所佔據的地區從來都是混居,不是說除了女真人就沒有他族人口了,不但有,而且還不少,比如漢族、朝鮮族、蒙古族等等,但無論怎樣,以建州為例,勢力就是努爾哈赤最大,那就要服從他的政令,聽從他的安排,所以無論民族,但凡在女真勢力範圍內的,就都被強制薙髮易服了。這當然是出於一種傳統的沿襲,其實也是分清敵我的顯著標志,他們也沒工夫滿大街去問到底每個人都服不服。

皇太極繼位,分前十後七,先是後金後有大清,無論稱呼怎麼變,不變的是薙髮易服這個規矩,不但沒有變,在皇太極對各旗將領的思想灌輸下,反而所有增強,為什麼呢?因為他的偶像,大金國的完顏雍,完顏雍就極其反對廢止薙髮易服,而且覺得漢人的紙醉金迷貪汙腐敗會帶壞女真人,用不了多久女真人就會被同化。

這論述,皇太極深以為然,所以對將領們提出,不但薙髮易服的規矩不能破,而且滿洲子弟的騎射功夫也不能丟,一是不能忘本,二是滿清武力開國,居安思危,這種既有優勢不能捨棄。

這項既定政策在滿清入關前,一直在被堅決的、不留餘地的貫徹著,滿清不過百萬人口,而他從大明掠奪的人口早已超過他的人口總和,即便這樣,薙髮易服也從無一人一次例外。

到了滿清入關之際,因為李自成的招降誠意不足,其實就是下套讓吳三桂去北京送死,如何看出來的呢?劉宗敏追贓助餉,吳三桂的家屬被打得光剩捯氣了,這麼重要的關隘,這麼重要的將領,如果你真要招降人家,何以把人家家屬打得要死不死的,好在家奴偷跑出北京城給吳三桂送信,吳三桂才知道李自成打得是收兵斬帥的主意,於是撥轉馬頭回到山海關就把唐通打跑了。

當時北京失陷,崇禎殉國,群臣乞降,不會有人再給山海關運送糧餉,坐吃山空的將士們挨著餓可打不過李自成的部隊,所以吳三桂在請示直接領導王永吉以後,給多爾袞寫了封信,大概意思就是借兵,好處大大的,當時的多爾袞已經快要經由蒙古入關直奔北京了,收到吳三桂的信,幾乎走了個直角,馬上趕到山海關救命,吳三桂四萬人,李自成六萬不到的部隊,雙方你來我往打得不亦樂乎,或者說純粹就是李自成一方打得不亦樂乎,吳三桂眼看支撐不住了,所以找到多爾袞要求滿洲騎兵馬上攻打李自成。

多爾袞觀戰很久了,對李自成的戰力表示呵呵,揍他沒問題,但是前提條件必須達成,薙髮易服,你薙髮易服我立刻衝鋒陷陣,已經無牌可打的吳三桂只能薙髮易服,如果不達成這個條件,多爾袞是絕不會幫助吳三桂的,可見薙髮易服的這個形式,對於滿洲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論根深蒂固的程度,不比漢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慣性思維低。

就在吳三桂薙髮易服後,多爾袞本部不動,僅阿濟格和多鐸二人的部隊,二次衝鋒就把李自成的部隊打散了。入關以後呢,入駐北京,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個傳說:

孫之獬建議薙髮易服,其實這種說法不大靠譜,文人嘛,你懂的,曹化淳老家養老6年了,還有人說,是他做內應給李自成打開了城門,人言可畏,這話從北京傳到南方,又從南方傳回北方,所以才有了曹化淳“並信從前史不真”的哀嘆。

滿清的薙髮易服政策不會因為一個漢人的抱怨而起始或停止,換言之,即便孫之獬說過,如果多爾袞不是早已打定主意,怎麼會聽他一句話就毛毛躁躁的,轉天就大興薙髮易服之舉呢,他是這麼毛躁的人麼,恐怕是正好碰到孫之獬這個送上門的背鍋俠,充分把握機會而已,“你看,剃髮是你們漢人孫之獬說的。”

這託詞挺好,多爾袞當然知道漢人的薙髮情結,政權未穩正是拉攏穩固人心之時,不想逆勢而動,但是不動則前線和後方的將士在硝煙四起的戰場難分敵我,所以孫之獬就倒黴了,至於他最後是否真的被全身植髮,咱們就不管了,在他身上已經浪費太多字數了。

綜上,無論有沒有孫之獬,全國範圍的薙髮易服都會堅決徹底的執行下去,時間早晚而已,至於剃髮政策的反覆,則是出於抵消一部分抵抗強度的目的。

篇幅的關係,咱們直接跨到康熙年間,在與鄭氏集團的談判過程中,無論談判對象是鄭成功,還是鄭經,還是鄭克塽,先決條件都是薙髮易服,這時間跨度並不很小了,但是這項既定國策還是從來不打折扣,可見滿清政府在薙髮易服政策方面的決絕。

薙髮易服是滿清的政策,是滿洲族的文化符號,是實現由內而外征服漢人的手段。當時的漢人實在不想剃頭咋辦呢?逃亡日本、臺灣、新加坡甚至更遠的,大有人在。而留在故土的漢人怎麼辦呢?要命的話就只能忍了。

當時漢人的抱怨是什麼呢?“哭著說道,我犯了什麼罪要給我剃頭”,蓄髮不單是傳統問題,還有一點,古代的刑罰也有薙髮之舉,漢人們對這些都非常熟悉,突然薙髮這事降臨到自己頭上,心理上接受不了,他們還是認為只有罪犯才會被這樣對待。

以常熟為例,清兵看到沒有薙髮民眾,不打招呼,直接就殺,不但殺了還把頭顱割下來邀功,就一個頭,將官也分不出是敵是民,底層清兵藉機發了大財。到了後來戰鬥進一步白熱化的時候,最倒黴的還是老百姓,薙髮吧,怕明軍過來,不薙髮把當下就活不成,是否薙髮徹底成為區分敵我的方式。

滿清政權慢慢企穩,而薙髮易服的行動更加殘酷殘忍,多爾袞借順治玉璽下旨,召集全城的剃頭匠集結巡街,身後有清兵跟隨,看見沒薙髮就強制薙髮,稍有反抗當場砍死,這是懲罰也是對中原民眾的一種赤裸裸的恫嚇威逼。

寫的不少,只為說明一個問題,在這種高壓強迫下,不會有任何人心甘情願的薙髮易服,這激起了漢民強烈的反抗意識和反抗心理,沒人願意薙髮,都是為了保命的無奈之舉,他能願意麼?肯定不能,所以明末清初,沒人願意留辮子,只是沒有辦法。

再劈叉猛跨一步,轉眼又到了晚清,無論小兒、少年成年,只要到了國外就會被嘲笑豬尾巴,後來中原地區洋人也越來越多,都把髮辮當做中國人未開化的標誌之一,這同時也是中國人的國恥之一,很多留學生挨不住洋人的嘲笑,結果一怒之下剪掉了髮辮,但是清廷不幹吶,所以這就催生或說助長了一個行業的發展,那就是頭套,據說當時的松江府手工最好,但是價格高昂,不過沒辦法,髮辮扔在國外,為了應付清廷還是得買,不能給自己找麻煩不是。

不需要強迫,從這段時期起,國人中的部分進步人士,已經有了擺脫髮辮的意識。後來各種擺脫髮辮的言論和藉口風行,過去衛生條件不好,普通人的髮辮大多髒臭,士兵們衝鋒陷陣,這髮辮也非常礙事,盤在頭上稍有動作就掉下來,所以剪辮的呼聲越來越高······

能說漢人不肯剪辮麼?連滿洲武官都贊成剪辮了,漢人怎麼會不捨。

維新派覺得近代工業的機械,不適合留有髮辮的人操作,太過危險,捲進去就是一條人命,不剪辮就要千萬個小心自己的安全,那又如何幹活呢,而且髮辮對軍隊正常發揮戰鬥力起到了相反的制約作用,總的來說,影響了富國強兵。而革命黨說的更為直白,驅除韃擄嘛,他們認為,髮辮就是滿清奴役漢人的標誌,一定要消除這種陋習,甚至喊出了欲除滿清,必去髮辮的口號。

1910年,資政院正式提出剪辮易服,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支持了剪辮運動“凡我臣民,均準其自由薙髮”,他們好像少寫了一句,滿洲權貴除外哈,看來對剪辮運動,他們的內心還是抗拒的,只是沒有辦法而已。

滿清入關,把薙髮作為征服的象徵,而辛亥革命後,軍政府則把剪辮當成革命成功的標誌,從軍隊開始,一直到政務機關,全部剪辮,限時三日,必須達成,殺人刀不至於,不過工作你就別幹了,回家歇著去吧,士兵不剪辮,我也不動你,但是兵餉你就放棄吧,不發。

軍政方面解決了,然後就是百姓,雖然強制程度比滿清的薙髮易服差了很遠,也沒有什麼血腥,但是短時間內強制剪辮還是引起了民眾的反感,原因很簡單,強逼的,沒有思想轉變過程,三天,武漢全城都“煥然一新”,但是抱怨的人也不少,但是這種抱怨情緒和忿恨滿清的情緒相比,雲泥之別,沒有可比性,不可同日而語,沒有人留戀清廷統治,除了少數遺老也沒幾個人執意留辮。

漢人有沒有特例執意留辮或者剪辮較晚的呢?有,原因就一個字“醜”,其實哪裡是醜,只是看了幾十年辮子突然沒了,感覺不習慣。

還有就是擔心滿清復興,到時候會不會又揮刀殺人,出於這種恐懼,某些人延後了剪辮行動。


古今通史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不要把特例當成普遍。

辛亥革命後,隨著清朝的終究,大部分人都剪了辮子,所謂“不肯剪辨”這種事並沒有大範圍出現。

為什麼大部分漢人都剪了辮子呢?

這是因為剪辮政策有民國政府在推動。

就像清朝初年,剃髮留辮的政策是由朝廷力挺一樣,現在剪辮子也是有國家力量在背後使勁兒。

換言之,這種強制性的政策是很少有人能抗拒的。1912年,南京國民政府剛剛成立,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就頒佈了《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令》,要求中國各省的都督們執行剪辮令:

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遵者,違法論。

由此可見,不剪辮子在當時是違法的,要受懲罰的,根本由不得你決定留不留辮子。

當然,在小範圍內,確實也有一些人不剪辮子,只是這些人都不是普通人。

例如,王國維、辜鴻銘就沒有剪辮子。但是,王國維、辜鴻銘這些人都是社會的文化名流,怎麼會有人敢難為他們?

再比如是張勳,但是張勳控制著辮子軍,手上有一些軍權,也不會有人難為他。

除了這些特例外,一般情況下老百姓都要被迫剪辮子。

當然,也確實有一些普通人沒有剪辮子,但這種情況只能發生在那些偏遠山村,也就是國家力量沒有深入的那些地帶,人們過著隔絕於外的生活,所以有滯後性。


HuiNanHistory


皇帝沒了,誰最傷心?太監最傷心。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中國古代一直是蓄髮的。

直到清朝入關,取得天下,才強迫所有人去發。

滿族人是馬背上上的民族,快馬長弓,精於騎射。被征服的漢人只能屈服。

懷著對舊有社會習慣的認同,對滿族統治的抵抗,反對去發是一個標誌。

但是經過清朝幾百年的統治,康乾盛世,安居樂業。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民依附於這個統治階級。自然就去維護他。

當蓄髮一輩子的人,被革命的浪潮席捲,被要求剪辮子,心裡一時難以接受。

但終究是接受了。




觀史閱人


清朝代替明朝之後,本來漢人的服飾和裝扮不用更換的。1644年多爾袞命令“剃髮易服”,這事在漢人群體中的意見非常大,推行的也比較緩慢,於是公開廢除了“剃髮令”。漢人儒家思想教育體系中講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輕易改動自己的服飾和頭髮樣式的,這種思想深入民間,而士大夫、地主階層在民間具有道德管理的責任,他們抵制清朝的“剃髮易服”命令。多爾袞的政令受到嚴重的阻礙,但他並沒有對此進行強制推行。

此時,明朝投降清朝的一個官員孫之獬表現積極,將自己的頭髮剃了,改穿滿人的服裝,算是按照多爾袞的政治命令“剃髮易服”了。孫之獬的行為得到多爾袞的賞識,但是上朝的時候,多爾袞發現孫之獬的地位非常尷尬。當時清朝政府的官員是按照滿漢分列的,滿人官員在一列,漢人官員在一列,孫之獬“剃髮易服”之後,滿人官員不肯和他站在一塊,漢人官員也不願意和他站一塊。

如此簡單的一個問題,多爾袞發現了滿漢之間的重大分歧,將來清朝統一國家之後如何才可以治理好國家是一個大問題。簡單的一個“剃髮易服”,表現為民族割裂,上層官員尚且如此,何況底下的漢人老百姓的心裡如何想了,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清朝的統一安定也是一個大問題,必須通過剃髮易服這一手段統一上下思想。(清朝初年“剃髮易服”強制推行,時間非常緊迫,遠的地方10日內完成,近的地方7日完成。各地地方官員又擅自改短剃髮完成的日期,從中牟利,激起民變和起義)

“剃髮易服”法令為何江南地區出現激烈的反抗。

多爾袞於1644年發佈“剃髮令”,第二年發佈“易服令”,全部漢人按照滿人的服飾和髮型。無非是通過這一手段完成三個清朝的既定目標:第一,滿化漢人;第二,改變漢人的風俗習慣;第三,歸順清朝的標誌。一旦發現在滿人統治區內仍然穿著漢服和漢人髮型視為反叛者予以處死。

“剃髮易服”強制推行,引起各地的激烈反抗,著名的事件有“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這是有組織的民間抵抗“剃髮易服”令的激烈抗爭。(江陰八十一日圖)

在這一推行新政策之中,漢人大多數老百姓是盲從的,都為明朝的一些士大夫階層和地主階層所操控,他們抵制“剃髮易服”,鼓動很多百姓跟隨,隨之釀成了接連的屠城事件。同時清朝政府統治者也在各地強制推行這一政令,很多無辜的百姓被屠殺。

仔細分析來看,明朝遺留的士大夫階層利用百姓阻礙推行政令,將眾多的老百姓送上了不歸路;而清政府也是用殺戮證明自己的政權的不可抗爭性,不聽命令就要被處斬,處斬的大都是普通百姓。元朝張養浩曾經做過一篇元曲《山坡羊.潼關懷古》: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普通老百姓成了王朝更替中犧牲最大的群體,他們在懵懵懂懂中就被利用和殺害了很多。

規模性的殺戮果然有震懾的效果,剃髮易服令在殺戮中確立了,清朝統一的合法性也在老百姓的恐懼中樹立起來了。(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剪掉辮子,西方報紙報道用圖)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為何還有很多人不肯剪掉辮子?

中國古代王朝一直以來推行的是“愚民政策”,下層的老百姓不讓知道太多的國家大事以及國家政策,根本也不能參政議政。如此的老百姓非常有利於統治者的統治管理,但也非常容易被宗教等所利用,歷史上的白蓮教起義不斷,就是“愚民政策”的惡果,很多老百姓因為生活無所依靠,求之於宗教,進而進行反抗起義。

中國的老百姓一旦衣食上還能過得去的話,一般不會鋌而走險進行起義的。1912年,清朝溥儀皇帝宣佈退位,中華民國成立這一消息對很多老百姓來說沒有多少影響力,也就是改朝換代換了新的統治者而已。

經過260多年的風俗改變,滿人服飾和髮型早就成為了中國老百姓的正常習慣,改朝換代也沒有法令強制推行,因此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很多人仍然保留著辮子。中華民國也推行了“剪辮令”和易服法令,規定了很多細節,中西合璧了很多中國正統服裝,雖然辛亥革命革命不徹底,但剪辮易服令推行的有聲有色。“剪辮子”一般集中在縣城、城鎮以上地點進行,開始時還有獎勵,後來根本沒有獎勵,抓住留辮子的人就強行剪掉,一段時間之後,這一運動的急迫性解除,並沒有徹底把百姓的辮子剪掉。(民國政府強制剪掉辮子圖,大都在縣城以上地方開展,基層地方沒有多少涉及)

中國的很多老百姓都留著辮子,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還有很多遺留。由於辛亥革命不徹底,軍閥混戰,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想法,假如清朝皇帝一旦復辟,老百姓的腦袋沒有了辮子,說不定哪天就成了統治者祭旗的犧牲品,況且中華民國對剪辮子並沒有明令說不剪辮子就殺頭,文明已經進步了很多。普通老百姓對王朝更替沒興趣,他們擔心的是自己能不能吃飽,能不能保住自己的項上人頭,這才是大事。民國初年,中國很多老百姓住的比較偏遠,也很少到縣城、城鎮之上去關心什麼國家大事,消息閉塞,一切等確定了再剪掉辮子不遲,不能冒殺頭的危險。

魯迅在1920年8月發表於《新青年》的著作《風波》中圍繞“剪辮子”一事,描述了普通老百姓的心理活動和社會活動,時間背景為1917年前後,這期間溥儀曾經復辟12天。(梅蘭芳於1912年6月15日剪掉辮子,留影)

七斤是浙東鄉下一個靠渡船為生的一個農民,他的辮子因為經常進城被官府的人員剪掉了,而鄉下的趙老闆卻留著辮子,一心想著復辟,這樣他們可以獲得一些特權,事情圍繞張勳復辟,溥儀重新登基前後為歷史背景。愚昧的普通老百姓擔心清朝皇帝做了龍庭,要是沒有辮子可能要殺頭的,而七斤在鎮子上聽說了復辟的事情也悶悶不樂,總是要擔心沒了辮子像是丟了什麼一樣。幸虧張勳復辟敗的快,七斤也因此心中的疙瘩也解開了。

其實老百姓擔心的不是剪辮子,而是擔心基層的那些官員假借“辮子”這個事對自己進行敲詐,輕則要老百姓掏些錢破財免災,重則掉了腦袋,孰輕孰重自己心裡有一杆秤的。假如溥儀真的復辟成功了,不知道有多少老百姓的腦袋搬家,多少老百姓被迫破財免災,老百姓心裡有顧慮啊。(溥儀也在老師莊士敦(箭頭所指)的建議下帶頭剪掉了辮子)

時代在進步,溥儀應該是民國剪辮子運動中最大的釘子戶,而民國政府也沒有強制執行,而溥儀在外籍教師莊士敦的支持下剪掉了自己的辮子!


穿越再現彼岸


漢族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衣冠服飾,諸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這樣的理念,幾千年來,深入人心。

尤其在士大夫那個階層看來,頭髮跟性命和尊嚴是等同的,甚至割發都可以代替砍頭。還有更直觀的,就是,無論“金錢鼠尾”還是後來演化成的“陰陽頭”,簡直都堪稱“醜拒”。

因此,清初的強制“剃髮令”在全國推廣過程中,自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甚至一些本來已經歸順的地區,比如山東、江南一帶,人民又陸續又開始進行了自發的武裝抵抗。關於抵制"剃髮“的慘烈情形,最著名的就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其中,揚州人民死亡在80萬之上,嘉定20萬人左右。

不過,清朝統治者還是很有心機的,暴力鎮壓以後,清朝馬上開科取士,而且還擴招,學著漢族統治者的樣子,高調去山東祭孔子,處處強調儒家思想的“家天下”、“忠君”和“絕對服從”的理念。結果,江南知識分子忙著背書應考,就不再折騰了。

這些讀書人被統治者成功“感召”後,利用話語權的優勢,有意無意之間,都起到了不斷增強清朝統治者合法性和所謂的“異族裝扮”合理性的作用。進而,普通的漢人們也逐漸看開了——不就是改朝換代嘛,給老朱家交稅,或者給愛新覺羅家交稅的區別而已。頭髮剃成這樣,好洗好乾,幹活不擋視線,抓蝨子啥的也方便。

於是,醜陋的小辮子就逐漸被接受了。

一晃到了20世紀,民國初立,二百多年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硝煙早已經散盡。然而,當時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的公民意識停仍滯不前,甚至還在倒退,竟不如260年前的明末。他們僅僅把辛亥革命當成了改朝換代,即所謂的“民無民主之意識”,更難以把辮子賦予什麼民族特質或者某種政治理念。

這點,不得不承認,這跟咱們的國民族國家形成相對較晚有關。近代意義上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是在20世紀早期,國家面臨滅亡,被列強肢解的危急形勢下,才產生、發展起來的。

那之前的幾千年,尤其是鴉片戰爭前,受儒家思想“家天下”的影響,中國普遍沒有明確的“民族主義”,也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國際領土邊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和國家的概念。甚至,包括“中國”這個詞,雖然很早出現,但只是代表地理方向,並未出現當今的含義。

這導致,辛亥革命以後,不少漢人老百姓只是愚蒙的以為是反清復明了,或者認為“共和國”就是像“大清”、“大明”一樣,只是另一個王朝的稱號,領導人上臺執政就是“做龍庭”。

因而,這些懵懵懂懂的老百姓,並不理解什麼叫“革命”,什麼是“民主”。那麼,辮子對他們來說,就是與生俱來的生活習慣,天經地義,甚至成了一種安全感的象徵。在他們眼中,剪掉辮子的人才是樣貌怪異的那一個。此外,還有不少人擔心,一旦“大清國”又回來了,自己容易被“清算”.......

然而,除了愚蒙的普通百姓,很多讀書人也對“辮子”的有著強烈認同感。

比如,辛亥革命後,還留有三條意味深長的大辮子。

一條牽引著帝國復辟的夢——張勳;

一條七抹八拐纏地在頤和園的昆明湖上,最終結結實實地繫上了個死結——王國維;

還有一條則是一根牢實的繩索,牽扯兩頭的是中國和西方之間碰撞與抗爭的民族氣力——辜鴻銘。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享譽中外的著名學者。1927年,竟然選擇在頤和園中的昆明自沉辭世。他老人傢俱體哪裡想不開,至今眾說紛紜,尚不得定論。

辜鴻銘(1857-1928)。著名學者和翻譯家,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善於演說、辯論,一生獲得了13個博士學位。他廣受西方學界尊重,源於他偏愛同洋人"較勁"——提倡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在中國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的歷程中,無疑寫下了獨特而醒目的一筆。據說,當年,在北京,聽辜鴻銘的演講比看國民偶像梅蘭芳的戲還貴。

咱們重點看看辜鴻銘。

這位出生在南洋,中、英、葡萄牙混血,有著灰藍色的眼睛,立體的五官,在歐洲遊學十幾年,受了正規西式教育的混血華僑,竟然對中國文化和有關中國的一切,不分良莠的愛到了骨髓裡,近乎痴迷的捍衛孔孟之道——從典章制度、哲學藝術,甚至是一夫多妻制、前清的馬褂長辮、男人的長指甲、女人畸形的小腳,臭乎乎的裹腳布.......舉手投足間都是一股子“不瘋魔不成活”的非主流文人風格。

(純中式打扮,一副西洋人面孔的辜鴻銘和他的一妻一妾)

每議論到納妾,他就眉飛色舞。想必大家都聽過辜鴻銘的“杯壺論”——“這茶壺和茶杯就好像男人和女人,一個茶壺配上幾個茶杯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一個茶杯配上幾個茶壺則是萬萬不可的。”

還有電影《建黨偉業》裡面重現的那個情節。

辜鴻銘在北大當教授時,他老人家高鼻深目碧眼的洋人相貌,竟然搭配一身皺巴巴的馬褂,油膩的瓜皮帽子下露出一撮黃毛小辮(辜鴻銘的母親是金髮碧眼)。這副形象,經常遭到北大的青年學生的嘲笑。一次,老先生叼著菸斗在譁然聲中上臺,眾人紛紛議論“北大英文教授,居然留著清朝遺老的辮子。”

辜鴻銘坦然回應道:“老夫的辮子長在頭上,諸君的辮子卻長在心裡。”

顯然,以上這三條大辮子,並非在譁眾取寵,有意爭當“網紅”來博人眼球,而是他們各自獨特的理想和境界使然。


大學軍事理論教師


從“剃髮留辮”到“不肯剪辮”,前後相距268年。這兩百多年的時間,足夠讓國人忘記一切。再多的憤怒與不情願,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煙消雲散。

民國初期有人不願剪辮,這其實就是一種遺忘與習慣。習慣到什麼程度?沒有多少文化的普通漢人,竟然將剃髮留辮當成自己祖先固有的習俗加以維護。

遺忘到什麼程度?民初的不少滿人,已經完全忘卻了自己祖先曾強迫國人剃髮留辮那段歷史,反而認為這就本是漢人的習俗,他們用割辮子來抗議革命。

在數百年的發展中,沒有人去刻意加深這種記憶,更沒有人去代代傳承那段歷史。以至於到“剪辮令”下達後,所有人都是蒙圈的狀態,為何要剪辮子?

於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固有認識,在二百多年後再次被搬出來,用以保留頭上的那根辮子。很少有人能記得,二百年前的先人們也曾使用過。

時間回到順治元年(1644年),攝政王多爾袞曾頒佈“剃髮令”,在第二年再次頒佈該法令。要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引發了不少歷史血案。

在一番痛苦掙扎後,漢人被迫蓄起了辮子,頭上也沒有辮子,已經成為衡量漢人是否接受統治的標誌。於是,“金錢鼠尾辮”開始成為國人的最新發型。

兩百多年間,“金錢鼠尾辮”一直在變粗,頭頂的法底一直在變大。對於辮子髮型,國人們經歷了由最初的抗拒到被迫的接受,再到適應,然後到麻木。

最後到不將留辮看作蠻夷之習俗,而將其認為是自己祖先的固有習俗。鴉片戰爭時,洋人要剪掉俘虜士兵的辮子,士兵撂下狠話,若要剪辮子,先砍頭。

從這時起,這種留辮髮型開始讓洋人鄙夷與不解。最初提出剪辮子的是太平天國,他們採取的也是強硬手段。但隨著太平天國的沒落,辮子再次留起來。

在太平天國頒佈的諭令中,有“不許剃頭,留須蓄髮,復中原古制”的要求,還向人們解釋祖宗並非胡種,應當蓄鬚留髮。這是清代唯一的歷史普及課。

鴉片戰爭後,出國務工與留洋的國人增多,眼界大開後有人偷偷剪辮,但只是一些極個別現象。十九世紀末,海外華人提出剪辮倡議,但國內並無回應。

國內提出剪辮倡議的則是康有為,但光緒並未接受倡議。庚子國變後,留學國外的學子開始剪辮,各地租界也有人跟隨。北洋新軍建立後,也開始剪辮。

1907年,針對剪辮之風,清政府下令嚴禁學生和軍人剪辮。1911年底,袁世凱剪掉了辮子,同時清廷下旨允許剪辮。這時剪辮的目的,只是為革除陋習。

民國成立後,實行強制剪辮法令,大部分人響應號召,但也有頑固分子不願剪辮,此時的留辮髮型早已深入人心。“剪髮令”卻遭到了守舊之人的抵抗。

尤其是在民智未開的鄉下,百姓認為人生下來就有辮子,極力抵抗剪辮。在各大城市也相繼出現一些為剪辮而發生的流血事件,這些文人書中都有記載。

兩年後,剪辮之風才逐漸興起,絕大多數國民已剪掉辮子,但還是有人抵抗。以至於在張勳復辟時,北京城的假辮子賣到脫銷,辮子影響之深可見一斑。

1927年,據當時報紙統計,北京城還有四千條未剪的辮子。同年,國學大師王國維帶著自己的辮子投湖自殺。可見,剪辮子並非一蹴而就,推進很艱難。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清政府對“剃髮易服”的這段歷史有意淡忘,二是國人對剃髮歷史的遺忘與對留辮的適應。

長達268年的時間,足夠讓國人淡忘一切,適應一切。


野史也是史


清朝是一個域外民族建立的國度,它們的民族習慣與風俗和我們關內漢人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之人自古就是蓄髮戴冠,而東北地區女真人則是喜歡結辮子,二個民族以前一直相安無事,可是後來清朝皇帝入關中國之後強行改變了中國之人的習俗,以結辮代替蓄髮。

改正朔,易服色從來都是一個新王朝代替舊王朝必須要做的事情。

中國從秦始皇開創統一的封建帝國開始,就在無形之中確立了按照五行交替來確立王朝歸屬的傳統。

  1. 秦朝自稱是興於水,所以整個秦朝都是把黑色作為最尊貴的顏色,就連秦皇帝的龍袍都是採用的玄黑色制服,民間百姓和軍隊服裝也是以黑色鎧甲和布帛衣裳為主,但是到了漢朝的時候,因為新舊更始,漢朝採用了和秦朝不一樣的服色,他們尊從火德,龍袍玄黑加紅。


  2. 這樣的歷史傳統並沒有隨著朝代的更替而出現斷代的情況,相反的是越發的興盛和備受推崇。到清朝初步取代明朝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實施以他們民族為主的正朔服色,他們認為明朝主火德,便取國號為清,水德克火。
  3. 但是可怕的是清朝不僅僅改變了國號,還實行了剃髮易服的政策,曆法的話採用的是順治歷,後面全國統一之後採取更加穩定的時憲曆。這些都沒什麼,是一個新朝必須要做的事情,可是改漢人束髮為結辮是萬千漢人所不能接受的,因為千百年的習慣不是一道行政命令所能否定的。

清初的不肯蓄辮到民初的不肯剪辮反應的是風俗習慣具有穩定性。

如果現在的大家硬是要從一個人的服裝髮式來區別文化歸屬與否的話是沒有結果的。

  1. 中國人對於中國人的文化認可經歷了三個階段,從早期的血緣親近關係到後面的地域歸屬,到明朝的時候已經開始用服裝髮式來區別蠻夷和中夏了,但是這些反應的都不是本質,本質問題是漢人髮式流傳千年具有不可改變的穩定性才是廣大人民堅持不剃髮的理由。


  2. 老百姓哪裡懂得那麼多的大道理,他們只是覺得自己的祖祖輩輩都是束髮,穿著漢服,所以不能改變,這些漢服和束髮在原始社會也是沒有的,它也是經歷時間的沉積才固定下來,因為時間一久就成為了大家的習慣,而習慣是很難改變的。
  3. 所以清朝統治者想要用他們的滿族習慣來取代漢人習慣必定是要受到巨大的阻力的,這種習慣的改變和推行都是使用武力的,文化上面,滿族是爭不過漢族的,所以只有採取武力鎮壓讓漢人害怕,只有害怕才會讓他們改變。

剃髮易服的二百年曆史是二個民族習慣之間的反覆較量與沉積。

多爾袞的剃髮易服作用不大,反而使得滿漢二個民族的矛盾越來越大,這種矛盾下面引起的戰爭就有南明的抵抗和三藩之亂。

  1. 早期剃髮易服遭到了江南人民的劇烈反抗,以至於在康熙時期不得不停止這項政策的推行,只是讓軍隊,官員這些人穿戴滿族習慣下的服裝和髮型。 而民間則是滿漢夾雜的情況,有人滿服束髮,也有人漢服結辮,還有人全套漢服束髮,總之一派文化交融的氣象。


  2. 但是後面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人自發的改變自己的習慣,朝廷權威的不斷確立,讓老百姓在乾隆時期開始拋棄自己的漢族習慣,他們認為朝廷的滿族習慣才是正統。
  3. 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自發的剃髮易服,不是從自己開始就是從自己的子孫輩開始,所以到清末的時候,大家看見的全是辮子頭。

民國建立以後不願剪辮子和清初一樣,只是不願意改變確定已久的習慣。

雖然說當時革命軍的不穩定性也是一個原因,老百姓擔心剪辮子以後被清政府清算,所以不願剪辮,但是後面革命形勢穩定以後,全國大部分的人都還不願剪辮子就說不過去了。

  1. 辛亥革命以後,因為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的原因,再加上後面袁世凱復闢帝制和張勳復辟使得老百姓以為清朝又要回來,所以很多人根本是不敢剪辮子,這一點無可厚非。
  2. 但是到後面民國真正穩固以後,你都會發現,真正剪辮子的只是大城市的人,農村的廣大人口還是堅持留著辮子,他們沒有像許多專家說的那樣,懷念清朝,他們不剪辮子只是在堅持自己祖祖輩輩的習慣而已。

如今,髮型服式已經不是區分中國人的標誌了,對中國文化的信仰和歸屬感才是根本,那個時代老百姓對於不願剃髮和不願剪辮的自我否定與前後矛盾也沒有錯,他們堅持的都只是自己認知範圍的習慣而已。


無根樹花正孤


漢人是有自己的著裝的,主要突出在寬袖、肥胖,紮起的髮髻。關外的女真前面剃光頭,後面留長辮子,穿著旗袍樣式。 清軍入關後,多爾袞下令:″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強逼漢人剃頭易服留長辮。

由於漢人寧死不屈,殺戮過多,最終多爾袞與各方勢力在紹興達成了協議,漢人男性剃髮易服,女性仍可保持漢人的服飾,史稱紹興協議。清朝享國200多年,剃髮易服之後標誌著漢人接受了滿清政權,兩百多年的時間是很長的,全國各民族得到了大融合。

滿清入主中原後,主動進行了漢化,清朝的體制完全效仿明朝。到了清朝晚期,滿族人與漢人己沒有什麼區別,他們說漢話、寫漢字,學習儒家文化,效仿漢族禮儀。晚清時期,無論滿人還是漢人,還是其他民族,都認為這辮子就是祖宗傳下來的。因為他們的父親、爺爺、太爺爺、再往上的祖先們,都是留著辮子,沒有辮子就意味著大逆不道。

所以到了民國之後,政府要求剪辮子,很多人死活不願意剪,這也是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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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理解,就是習慣成自然,自然成風俗,如果現在突然出來幾個人自稱gemin黨,讓你留髮蓄鬚,或者極端一點,剃光頭或者染個紅頭髮,你願意不願意?我相信100人裡肯定有99個人都不願意,剩下1個那肯定是腦子不好的。

中國古代百姓由於受到儒家思想的長期薰陶,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道德倫理貴在忠孝,因此古代的百姓們都是不剪髮的,雖然在不同時期在髮髻面額上都略有不同,但是大致還都是保持著不剪髮的傳統習俗,到了清代,滿人根據自己的文化習俗,強迫內地漢人要遵從滿族習俗,因此強推了剃髮政策,中國千年以來不剪髮的習俗被打破,尤其是剪髮與傳統教育是相違背的,因此明末清初很多的百姓對於剃髮蓄辮是抵制的態度,但是隨著清朝統治的鞏固,社會的穩定,幾代人的過度,這種剃髮蓄辮的風格成為了當時社會的主流,習慣成自然,周圍都是這樣的髮型,大家就認為這樣的髮型沒有多大的問題,在“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問題上,也委曲求全,轉而折中,慢慢的剃髮面積越來越少,蓄辮程度越來越粗,清朝政府也被儒家文化滲透,只要別太過分,那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直過了兩百多年。

然後突然冒出來一個gemin黨,告訴大家剪辮革命,光大百姓自然是一臉懵逼,剪辮不僅再次強制光大群眾百姓更改習慣,更重要的是又再次與儒家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思想相違背,自然很多百姓都不願意了。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背景,說不定未來有一天,出現個了禿頂大魔王,要求我們都要剃光頭,那怎麼辦?你抵制不抵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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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僅僅是漢人,全世界各民族都有類似的經歷。哪怕是點滴的進步,往往都必須經歷一個,從保守到覺醒到改變的漫長的過程。



封建時代的家天下,尤其講究改弦易轍,特別是易服色。


在歐洲,一個家族的飛黃騰達的標誌,是這個家族的紋章。可以說,一面獨特的旗幟,一枚與眾不同的紋章,就代表了一個封建領主,或者說一個小小的封建國家。



在中國,一旦遇到改朝換代,城頭也必須更換大王旗。由於篤信陰陽五行理論,為了彰顯自己的正當性,新朝往往會對服色進行大的改換。比如,秦為水德,尚黑;漢為土德,尚黃。


同樣的,清代的統治者也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對臣民的服裝以及打扮,提出了帶有明顯滿族風格的新的要求,比如,男人留辮子,就是其中最顯著的特徵。所以,明朝降臣孫之獬,向新主子獻上剃髮易服的投名狀,並不是偶然的。



稍微動動腦子就會明白,即使沒有孫之獬,也會出現王之獬或者張之獬之流。可以說,滿清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勢必會走到剃髮易服這一步的。



一臣不事二主。2000年來,儒家一貫倡導的忠君思想,強調一臣不事二主。清興明亡之際,對舊朝的臣子來講,無疑是面臨著艱難的抉擇。秦淮八豔之一的柳如是,與前明遺臣錢謙益之間的愛恨情仇,就是當時情況的真實的反映。



很多時候,辭舊迎新並不那麼容易。弱女子柳如是的選擇是,南下追尋南明抗清的隊伍;大才子錢謙益的選擇是,北上投靠新朝廷。



單論氣節,柳如是肯定是碾壓錢謙益了。不過,當時的大多數人就如同錢謙益一般,選擇了隨波逐流。在滿清朝廷的所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高壓之下,普通老百姓也只好如此了。



歷史的腳步,走到了滿清末年之後,人們又面臨著新的艱難的抉擇。推翻滿清,迎來民國,不僅僅是政權的更迭,更是一場新舊觀念的殊死的搏鬥。



黃龍旗被青天白日滿地紅取代了,中山裝也取代了長袍馬褂。此時,男人腦袋後面的那條“豬尾巴”就成為了累贅,看來是非割掉不可了。



割還是不割,又是一次心靈的交戰。我們應該認識到,每一次的社會進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保守,不僅僅代表著愚昧和落後,同樣,變革,也不僅僅代表著光明和未來。我們今天的進步,是保守與變革相互博弈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只有與時俱進,才是出路。我們可以嘆息中華民族幾百年來遭受的苦難,不過,我們也不能苛責那時的老百姓的保守和愚忠。可以肯定的是,拋棄陳腐的舊的思想,學習先進的新的觀念,才是面向未來的唯一可行的辦法。


讓我們捫心自問,腦袋上的辮子早已經割掉了,心中的辮子,是否也已經割掉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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