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武漢，鄧穎超和李德全等組織戰時兒童保育會的人員合影
在硝煙四起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中，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冒著危險，深入危機四伏、混亂不堪、即將淪陷的地區，甚至深入日寇佔領區，解救失去親人的孤兒、無依無靠的流浪兒，包括不少傷病殘疾兒童，然後護送到大後方，進行撫養和教育。這些人為保護戰亂中的兒童免受侵害，拯救中華民族下一代，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的一個組織名叫“戰時兒童保育會”。
民族存亡之際成立的保育會
1938年1月11日，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1月13日，《新華日報》上刊登了一則《發起組織戰時兒童保育會》的新聞，提到社會上正準備組織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發起人有方振武、沈鈞儒、郭沫若等184人，希望各界人士贊助。不久，報紙又對保育會發起人將在漢口基督教青年會籌備有關事項之事，進行了報道。與此同時，《婦女生活》《戰時婦女》兩份雜誌也刊登了民間籌備成立兒童保育會的文章。這些報道，讓“戰時兒童保育會”這個名字，迅速進入大眾視野。
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不是沒有由來的。日軍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後，很多兒童慘死，即便能夠僥倖躲過日軍炮火，卻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有的家中親人喪命於戰火，淪落為乞丐、流浪兒，整日在街上乞討，不少兒童因病死亡；有的成為童工，幹著辛苦至極卻所得甚少的活兒；有的被日軍抓走，成為救治日軍士兵的“抽血工具”，或被日軍集中運送到日本、臺灣、北朝鮮進行奴化教育，作為今後“以華制華”的“反華工具”；有的在日軍威逼利誘下，充當危害中國抗日軍民的漢奸、特務……這些身處水與火之中的兒童，揪痛著每一個有良知人的心。於是，“戰時兒童保育會”應運而生。
1938年戰時兒童保育會理事長宋美齡與部分常務理事及負責人在漢口聖羅以女子中學合影
1938年3月10日，在漢口聖羅以女子中學，來自國民政府、各黨派、文化、宗教等各界的人士代表齊集一堂，舉行了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典禮。不久，保育會又召開首次理事會，推舉宋美齡為理事長，李德全為副理事長，鄧穎超為常務理事，各黨派、愛國人士56人為理事，並聘請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郭沫若等286人為名譽理事。
該團體發起之初，雖然發起人在各類刊物、場合中發出了呼籲，但是在國民政府和社會中反響並不大。身在中共長江局工作的鄧穎超即組織人員，積極謀劃和動員，與李德全等愛國人士一道，多方奔走，四處求助，並讓一些發起成員出面，去請宋美齡出來主持保育會，才打破這一困局，促使保育會順利成立。
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後，武漢、浙江、香港、四川等地相繼成立了23個分會，總會、分會又先後設立61所兒童保育院，負責戰時難童收養和保育工作。
據後來統計，全面抗戰期間，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共撫養和教育兒童近3萬人，為拯救戰時難童，撫育下一代，發揮了獨特作用。
來自社會各界的募捐
戰時兒童保育會的經費，政府只撥一小部分，絕大部分款項和物資需要向社會各界募捐。
1938年2月，保育會尚在籌辦期間，武漢17家戲院聯袂捐助，以25日公演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獻給保育會。
保育會成立後，募捐也是一件大事。李德全是馮玉祥將軍的夫人。她作為保育會副理事長，負責徵款。而馮家人在動員社會各界募捐上，也留下了一些趣話。
李德全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將軍夫人，何曾求過別人捐助，因此，她動員別人募捐時，一見到對方就臉紅。而對方礙於她的情面，不好意思不捐，捐少了又不行，因此，一見李德全，又有些“頭疼”。儘管如此，李德全還是硬著頭皮，不放棄一切動員別人捐款的機會，為保育會籌來了大批款項。
戰時兒童保育院的孩子們
馮玉祥的二女兒叫馮弗伐，自願加入求捐的行列中。別看她一個女兒家，竟打起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何應欽、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等國民黨中央高官的主意。雖然何應欽等高官並不常來馮玉祥的家，可是馮弗伐想了一個辦法。她請父親的秘書給何應欽等人一一打電話，告訴對方，“馮副委員長女兒馮弗伐要拜訪您”。對方一聽就知道馮弗伐的用意，馬上表示，請轉告馮小姐，捐款叫人送去，不必親自來了。此時，馮弗伐立刻從秘書手裡接過電話，尊敬地喊聲“老伯”，然後問對方準備捐多少錢？倘若對方說的數字少，馮弗伐便說，募捐委員會已經給您定好數目，希望您按數交來；倘若有的人在電話裡哭窮，她就會再三懇求多捐，並說自己會登門取款。像馮弗伐這樣的“千金”，可不好對付，別人只怕她找上門來麻煩更大，因而，不得不按她說的捐款數字，派人送來。
馮弗伐連馮玉祥和馮玉祥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沒放過，動員他們捐款。每次馮弗伐向馮玉祥要錢時，會趁馮玉祥高興時提要求，而且，捐款冊上的數字由馮玉祥親自寫。不過，倘若馮玉祥寫上的數字不合馮弗伐之意，馮弗伐就會讓父親重寫。而馮玉祥呢，也是樂呵呵地遵從照辦。
馮家人籌來的款項、登記的捐款冊，每過幾天，經李德全過目後，會由馮弗伐親自送到位於漢口基督教女青年會的保育會辦公場所。鄧穎超作為保育會常務理事，也經常在那裡工作。每次看到馮弗伐帶來捐款，都會高興地祝賀一番。
香港保育分會成立於1938年5月10日，主要收容廣東沿海一帶的難童，相繼成立了3個分院。著名華僑企業家、有“萬金油大王”之稱的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倆慷慨解囊，拿出數萬元，建起了一座佔地20餘畝、房屋48間、設施齊全的保育院，讓香港3個分院的600多個難童集中到了一個地方，方便了愛心人士集中照顧和管理孩子。
除了向國內社會各界求援，保育會也向南洋同胞、國際組織、國外友好人士求助。當時有一個“靈活認養”的辦法—不論是誰，只要每年付20美金，或同等價值的實物，就可“領養”一箇中國孤兒。自然，孤兒仍待在保育院，只是由保育會發給捐助者孩子照片，並向對方報告孩子的情況。
從“死神”手裡搶救難童
戰時兒童保育院主要接收淪陷區難童、孤兒、軍人子女等。往往日軍的炮火蔓延到哪裡，保育會的工作人員就會趕到哪裡收留、救助兒童。
1938年4月，共產黨員曹孟君等人到徐州、臺兒莊一帶搶救難童。當地因糧食缺乏、災難深重，榆樹皮都被剝光了，甚至有人啃食地上的泥土。很多死者身上的衣服被人剝走，野狗、烏鴉圍著屍體撕咬啄食，情景令人觸目驚心。正是在這樣殘酷的環境下，曹孟君一行收留了200多個孩子。
同年，宜昌地下黨組織成立，首要的一個任務就是搶救難童，他們組織人員四處收容難童，幫難童們洗澡、換衣、治病，並安全轉運出去。在各方努力下，終於趕在日寇來臨前，將滯留宜昌的1.5萬名難童全部送往四川。
然而，在轉移難童途中，經常是困難重重。有車輛運送還好說，沒有車輛時，就得徒步。不能走路的幼童需要人抱、肩背，或將孩子放在籮筐裡，用擔子挑著走。倘若途中遇到日軍飛機轟炸，護送人員就得招呼孩子們緊急躲避。有一次，在漢口，一批兒童乘坐汽船過江，不幸被日軍飛機發現，炸死許多孩子，而船上的其他人也未能倖免，全部落入江中被水吞沒。鑑於此次事故，之後保育會未再動用汽船運送難童。
武漢等地設立的一些兒童保育院，屬於臨時性質，敵人炮火逼近時，就得緊急轉移到其他地方。因此，在搶救、轉移和保護難童的過程中，保育院的人付出了很多艱辛和努力，甚至是生命的代價。
保育院生活的幸運兒
在艱難的抗戰歲月中，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下屬的保育院，在撫養和教育兒童方面，也有其鮮明的時代特色。從以下三個保育院的生活、學習情況，可以管中窺豹，瞭解大概情形。
1938年5月，漢口臨時保育院接收了550多個難童。入院時，幾乎每個孩子身上都有蝨子、跳蚤，乃至毒瘡、傷疤。老師們給每個孩子洗澡、體檢、治病，併發一套潔白的被套枕套、幾件乾淨衣裳。在分班時，按照“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10個字，分成10個班，班名分別叫“抗字班”“戰字班”“到字班”等。每日的菜單，早上：稀飯、饅頭、鹹菜；中午：豆腐、青菜、白米飯；晚上：麥麩子拌菠菜麵條。因這些孩子大多來自惡劣的生活環境中，在社會上養成了一些不良習慣，入院後，也把這些毛病帶了進來。但是，這些孩子的心靈是脆弱的，在夜裡睡覺，只要一人哭泣，就會勾起其他孩子的慘痛回憶，引起所有孩子的哭聲。保育院的老師，多是流亡到武漢的年輕女性，育兒經驗雖然並不多，但憑藉對工作的認真、負責和熱心，讓難童們慢慢脫去身上的陋習，適應了這種有組織、有紀律的集體生活。
1990年元旦原戰時兒童保育院師生留影
1938年5月1日，江西保育院成立，收留的難童1/3來自浙江，其餘的孩子來自江西、安徽、江蘇、廣東等地。江西第一保育院起初設在南昌西山萬壽宮，後為躲避戰火，數次遷移。其經費主要包括保育總會按人頭撥的兒童生活費、地方理事會捐款、省裡每月撥的200元。但因戰亂影響，錢難以及時支付到位，加上物價飛漲，師生生活困難。1941年至1942年間，院裡連一日三餐都難以保證，有時一天只能吃兩頓稀飯。因營養缺乏，不少兒童得病。為此，院長陳慶雲多次協調當地縣政府，縣政府才指定一個鄉供應糧食。每逢新谷上市，老師們就組織男生成立挑糧隊，到鄉政府糧庫挑糧，並連夜讓男生揚穀殼，女生簸米篩米，各班級輪流幹。在日常生活中，為了解決困難，培養兒童自食其力的品質，除年齡小的孩子不能幹活兒外，其餘學生分成13個組，每組各有分工，有的負責修理器具，有的磨豆腐，有的理髮，有的編草鞋，有的種植蔬菜……每年，師生們都會組織表演隊，參加縣裡的抗日宣傳活動，到鄉下演戲，很受鄉親們的歡迎。
1938年7月4日，陝甘寧邊區戰時兒童保育分會在延安成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為保育院題寫了“兒童萬歲”“革命娃娃萬歲”“保育後代”等詞語。保育總會給了延安保育院500個孩子的名額、5000元開辦費、2500元經常費，其他費用則由邊區負責。延安保育院有著一套嚴格規範的管理制度，進院的老師都是經過政治審核，精挑細選的。針對不同年齡的兒童，分為小學部、嬰兒部、幼稚部、乳兒部。儘管戰時邊區物資匱乏，保育院還是竭盡所能，保證兒童飲食供應，並制定了科學合理的飲食單。比如，嬰兒部，吃人乳、代乳粉、牛奶、羊奶等，三小時一次；小學部大多時候吃小米、蔬菜，每日三餐，每星期吃兩次大米、白麵和肉。小學開設的課程有國文、算術、常識、音樂、勞作、美術、體育；幼稚兒童開設有音樂、木馬、遊戲、識字等課。院裡還將年齡較大的孩子組織起來，成立劇團，到群眾間開展抗日宣傳。
圓滿完成歷史使命
據《新華日報》1943年8月15日刊登的文章統計，當時留在保育院機構的兒童有8萬多人，這些機構包括社會部管理的嬰兒保育院、慈幼會管理的軍人子女教養院、賑濟會管理的難童教養院、警察局管理的流浪兒教養所，以及戰時兒童保育會。可見，全面抗戰時期，除了戰時兒童保育院，還有很多機構直接參與難童救濟和管理工作。
抗戰勝利後，中國戰時保育會圓滿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1946年3月，保育總會在重慶召開集會，國共雙方代表宋美齡、鄧穎超等人參加，對保育會的工作進行了總結，並商議了保育會結束的事宜。而從戰時兒童保育院走出的孩子，有的在戰時參軍，犧牲在抗日戰場上；有的後來成長為工人、教師、幹部、作家、歌唱家、工程師等，投身於各行各業，為新中國的發展和建設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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