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武汉，邓颖超和李德全等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人员合影
在硝烟四起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冒着危险，深入危机四伏、混乱不堪、即将沦陷的地区，甚至深入日寇占领区，解救失去亲人的孤儿、无依无靠的流浪儿，包括不少伤病残疾儿童，然后护送到大后方，进行抚养和教育。这些人为保护战乱中的儿童免受侵害，拯救中华民族下一代，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一个组织名叫“战时儿童保育会”。
民族存亡之际成立的保育会
1938年1月11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1月13日，《新华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发起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新闻，提到社会上正准备组织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有方振武、沈钧儒、郭沫若等184人，希望各界人士赞助。不久，报纸又对保育会发起人将在汉口基督教青年会筹备有关事项之事，进行了报道。与此同时，《妇女生活》《战时妇女》两份杂志也刊登了民间筹备成立儿童保育会的文章。这些报道，让“战时儿童保育会”这个名字，迅速进入大众视野。
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不是没有由来的。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很多儿童惨死，即便能够侥幸躲过日军炮火，却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的家中亲人丧命于战火，沦落为乞丐、流浪儿，整日在街上乞讨，不少儿童因病死亡；有的成为童工，干着辛苦至极却所得甚少的活儿；有的被日军抓走，成为救治日军士兵的“抽血工具”，或被日军集中运送到日本、台湾、北朝鲜进行奴化教育，作为今后“以华制华”的“反华工具”；有的在日军威逼利诱下，充当危害中国抗日军民的汉奸、特务……这些身处水与火之中的儿童，揪痛着每一个有良知人的心。于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应运而生。
1938年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宋美龄与部分常务理事及负责人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合影
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来自国民政府、各党派、文化、宗教等各界的人士代表齐集一堂，举行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典礼。不久，保育会又召开首次理事会，推举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各党派、爱国人士56人为理事，并聘请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郭沫若等286人为名誉理事。
该团体发起之初，虽然发起人在各类刊物、场合中发出了呼吁，但是在国民政府和社会中反响并不大。身在中共长江局工作的邓颖超即组织人员，积极谋划和动员，与李德全等爱国人士一道，多方奔走，四处求助，并让一些发起成员出面，去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会，才打破这一困局，促使保育会顺利成立。
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武汉、浙江、香港、四川等地相继成立了23个分会，总会、分会又先后设立61所儿童保育院，负责战时难童收养和保育工作。
据后来统计，全面抗战期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共抚养和教育儿童近3万人，为拯救战时难童，抚育下一代，发挥了独特作用。
来自社会各界的募捐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经费，政府只拨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款项和物资需要向社会各界募捐。
1938年2月，保育会尚在筹办期间，武汉17家戏院联袂捐助，以25日公演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献给保育会。
保育会成立后，募捐也是一件大事。李德全是冯玉祥将军的夫人。她作为保育会副理事长，负责征款。而冯家人在动员社会各界募捐上，也留下了一些趣话。
李德全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将军夫人，何曾求过别人捐助，因此，她动员别人募捐时，一见到对方就脸红。而对方碍于她的情面，不好意思不捐，捐少了又不行，因此，一见李德全，又有些“头疼”。尽管如此，李德全还是硬着头皮，不放弃一切动员别人捐款的机会，为保育会筹来了大批款项。
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们
冯玉祥的二女儿叫冯弗伐，自愿加入求捐的行列中。别看她一个女儿家，竟打起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等国民党中央高官的主意。虽然何应钦等高官并不常来冯玉祥的家，可是冯弗伐想了一个办法。她请父亲的秘书给何应钦等人一一打电话，告诉对方，“冯副委员长女儿冯弗伐要拜访您”。对方一听就知道冯弗伐的用意，马上表示，请转告冯小姐，捐款叫人送去，不必亲自来了。此时，冯弗伐立刻从秘书手里接过电话，尊敬地喊声“老伯”，然后问对方准备捐多少钱？倘若对方说的数字少，冯弗伐便说，募捐委员会已经给您定好数目，希望您按数交来；倘若有的人在电话里哭穷，她就会再三恳求多捐，并说自己会登门取款。像冯弗伐这样的“千金”，可不好对付，别人只怕她找上门来麻烦更大，因而，不得不按她说的捐款数字，派人送来。
冯弗伐连冯玉祥和冯玉祥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没放过，动员他们捐款。每次冯弗伐向冯玉祥要钱时，会趁冯玉祥高兴时提要求，而且，捐款册上的数字由冯玉祥亲自写。不过，倘若冯玉祥写上的数字不合冯弗伐之意，冯弗伐就会让父亲重写。而冯玉祥呢，也是乐呵呵地遵从照办。
冯家人筹来的款项、登记的捐款册，每过几天，经李德全过目后，会由冯弗伐亲自送到位于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保育会办公场所。邓颖超作为保育会常务理事，也经常在那里工作。每次看到冯弗伐带来捐款，都会高兴地祝贺一番。
香港保育分会成立于1938年5月10日，主要收容广东沿海一带的难童，相继成立了3个分院。著名华侨企业家、有“万金油大王”之称的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俩慷慨解囊，拿出数万元，建起了一座占地20余亩、房屋48间、设施齐全的保育院，让香港3个分院的600多个难童集中到了一个地方，方便了爱心人士集中照顾和管理孩子。
除了向国内社会各界求援，保育会也向南洋同胞、国际组织、国外友好人士求助。当时有一个“灵活认养”的办法—不论是谁，只要每年付20美金，或同等价值的实物，就可“领养”一个中国孤儿。自然，孤儿仍待在保育院，只是由保育会发给捐助者孩子照片，并向对方报告孩子的情况。
从“死神”手里抢救难童
战时儿童保育院主要接收沦陷区难童、孤儿、军人子女等。往往日军的炮火蔓延到哪里，保育会的工作人员就会赶到哪里收留、救助儿童。
1938年4月，共产党员曹孟君等人到徐州、台儿庄一带抢救难童。当地因粮食缺乏、灾难深重，榆树皮都被剥光了，甚至有人啃食地上的泥土。很多死者身上的衣服被人剥走，野狗、乌鸦围着尸体撕咬啄食，情景令人触目惊心。正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曹孟君一行收留了200多个孩子。
同年，宜昌地下党组织成立，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抢救难童，他们组织人员四处收容难童，帮难童们洗澡、换衣、治病，并安全转运出去。在各方努力下，终于赶在日寇来临前，将滞留宜昌的1.5万名难童全部送往四川。
然而，在转移难童途中，经常是困难重重。有车辆运送还好说，没有车辆时，就得徒步。不能走路的幼童需要人抱、肩背，或将孩子放在箩筐里，用担子挑着走。倘若途中遇到日军飞机轰炸，护送人员就得招呼孩子们紧急躲避。有一次，在汉口，一批儿童乘坐汽船过江，不幸被日军飞机发现，炸死许多孩子，而船上的其他人也未能幸免，全部落入江中被水吞没。鉴于此次事故，之后保育会未再动用汽船运送难童。
武汉等地设立的一些儿童保育院，属于临时性质，敌人炮火逼近时，就得紧急转移到其他地方。因此，在抢救、转移和保护难童的过程中，保育院的人付出了很多艰辛和努力，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保育院生活的幸运儿
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下属的保育院，在抚养和教育儿童方面，也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从以下三个保育院的生活、学习情况，可以管中窥豹，了解大概情形。
1938年5月，汉口临时保育院接收了550多个难童。入院时，几乎每个孩子身上都有虱子、跳蚤，乃至毒疮、伤疤。老师们给每个孩子洗澡、体检、治病，并发一套洁白的被套枕套、几件干净衣裳。在分班时，按照“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0个字，分成10个班，班名分别叫“抗字班”“战字班”“到字班”等。每日的菜单，早上：稀饭、馒头、咸菜；中午：豆腐、青菜、白米饭；晚上：麦麸子拌菠菜面条。因这些孩子大多来自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在社会上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入院后，也把这些毛病带了进来。但是，这些孩子的心灵是脆弱的，在夜里睡觉，只要一人哭泣，就会勾起其他孩子的惨痛回忆，引起所有孩子的哭声。保育院的老师，多是流亡到武汉的年轻女性，育儿经验虽然并不多，但凭借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热心，让难童们慢慢脱去身上的陋习，适应了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生活。
1990年元旦原战时儿童保育院师生留影
1938年5月1日，江西保育院成立，收留的难童1/3来自浙江，其余的孩子来自江西、安徽、江苏、广东等地。江西第一保育院起初设在南昌西山万寿宫，后为躲避战火，数次迁移。其经费主要包括保育总会按人头拨的儿童生活费、地方理事会捐款、省里每月拨的200元。但因战乱影响，钱难以及时支付到位，加上物价飞涨，师生生活困难。1941年至1942年间，院里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因营养缺乏，不少儿童得病。为此，院长陈庆云多次协调当地县政府，县政府才指定一个乡供应粮食。每逢新谷上市，老师们就组织男生成立挑粮队，到乡政府粮库挑粮，并连夜让男生扬谷壳，女生簸米筛米，各班级轮流干。在日常生活中，为了解决困难，培养儿童自食其力的品质，除年龄小的孩子不能干活儿外，其余学生分成13个组，每组各有分工，有的负责修理器具，有的磨豆腐，有的理发，有的编草鞋，有的种植蔬菜……每年，师生们都会组织表演队，参加县里的抗日宣传活动，到乡下演戏，很受乡亲们的欢迎。
1938年7月4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为保育院题写了“儿童万岁”“革命娃娃万岁”“保育后代”等词语。保育总会给了延安保育院500个孩子的名额、5000元开办费、2500元经常费，其他费用则由边区负责。延安保育院有着一套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进院的老师都是经过政治审核，精挑细选的。针对不同年龄的儿童，分为小学部、婴儿部、幼稚部、乳儿部。尽管战时边区物资匮乏，保育院还是竭尽所能，保证儿童饮食供应，并制定了科学合理的饮食单。比如，婴儿部，吃人乳、代乳粉、牛奶、羊奶等，三小时一次；小学部大多时候吃小米、蔬菜，每日三餐，每星期吃两次大米、白面和肉。小学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音乐、劳作、美术、体育；幼稚儿童开设有音乐、木马、游戏、识字等课。院里还将年龄较大的孩子组织起来，成立剧团，到群众间开展抗日宣传。
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据《新华日报》1943年8月15日刊登的文章统计，当时留在保育院机构的儿童有8万多人，这些机构包括社会部管理的婴儿保育院、慈幼会管理的军人子女教养院、赈济会管理的难童教养院、警察局管理的流浪儿教养所，以及战时儿童保育会。可见，全面抗战时期，除了战时儿童保育院，还有很多机构直接参与难童救济和管理工作。
抗战胜利后，中国战时保育会圆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1946年3月，保育总会在重庆召开集会，国共双方代表宋美龄、邓颖超等人参加，对保育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商议了保育会结束的事宜。而从战时儿童保育院走出的孩子，有的在战时参军，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有的后来成长为工人、教师、干部、作家、歌唱家、工程师等，投身于各行各业，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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