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之名最早見於東漢。班固 《漢書 ·藝文志》:“(秦)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許慎《說文解字·敘》:“秦始皇初兼天下，……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長期以來，人們由此認為隸書起源於秦代，並試圖在秦代文字中尋找秦隸的存在。在本世紀七十年代初之前，人們也似乎尋找到了秦隸一權量詔版書。直至1972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一文中還說： “秦代的隸書究竟是怎樣，很難斷言。因為秦代的竹木簡書，一直到現在尚無發現。將來無疑是有發現的可能的。今傳秦代度量衡上和若干兵器上的刻文，和《泰山刻石》等比較起來是草率急就的，無疑是草篆，大約也就是秦代的隸書吧。”並以《高奴銅石權》為例，說：“這就很明顯地證明：隸書並不始於秦始皇時的程邈。同時也可以證明：秦始皇和秦二世的刻辭大體上也就是秦代的隸書了。”
《乙瑛碑》
郭沫若認為隸書並不始於秦代，是正確的。錢玄同《章草考》早就提出： “(隸書)當亦始於戰國之世，為通俗所用。”但郭沫若認定的秦隸，卻是錯誤的。隸書由草篆而來，但草篆不等於是隸書，秦代權量詔版上的銘文雖然跟正規的秦刻石有所不同，但均屬篆書結構。裘錫圭說得好，“從秦代權量上的銘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隸書侵入小篆領域的情況。權量銘文的內容是統治者準備傳之久遠的統一度量衡的詔書，按理當然應該用正規的小篆來銘刻。可是遺留下來的權量銘文卻不乏刻得很草率的例子”;“從總體上考慮，這種草率銘文恐怕還不能就看作隸書。因為在這些銘文裡，‘法’字所從的 ‘水’旁像隸書那樣寫作 ‘氵’ 的例子，連一個也沒有發現過。但是，這種包含著很多隸書成分的詔書銘文，確實預示著小篆即將為隸書取代的命運”( 《文字學概要》)。是已經早已存在的隸書浸淫了小篆，才形成秦權量詔版書，而不是秦權量詔版書萌發為隸書。
產生視秦權量詔版書為隸書的誤區的原因，固然是考古資料缺乏所致，但“篆圓隸方”的文化觀念也是產生這一誤區的關鍵因素。在秦隸沒有被發現之前，人們所熟悉的隸書是漢隸。漢隸跟人們熟睹已久的秦小篆，特別是正規的秦刻石相比，明顯存在著方圓之別。試看《泰山刻石》書，筆姿圓轉，絕無方折圭角，而漢隸儘管也有盡用圓筆的《曹全碑》之類，但折筆體方，圓曲弧線大為削減。於是“篆圓隸方”便成了視覺心理積澱。在這種文化心態中，審視帶有方折之筆的秦權量詔版書，便落入了自我視野的窠臼之中，忽視了篆、隸書體的根本區別並非在方圓的表象上，而在書體內在的筆畫結構上。錯誤的觀念導致了錯誤的審視。
隸書起源之謎和秦隸真面貌的最終揭示，是在本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之後。1975年在湖北發現一批雲夢睡虎地秦簡，根據簡書內容，估計不出戰國末年至秦代初年這段時期，簡書墨跡跟西漢早期隸書已毫無區別。凡是“水”字旁、“人”字旁都是隸書寫法。1979年在四川青川縣發現兩塊戰國晚期的木牘，也是秦隸之書。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四百六十枚簡書，墓主名丹，《墓主記》和 《日書》各一種，約書於前239年，也是隸化了的書體。這批簡牘書告訴人們，早在秦始皇降臨人間之前，在秦國，至少在秦國，漢字已經在明顯隸化了，也就是說篆書的小篆化跟篆書的隸化基本上是同步發生的，從而打破了大篆→小篆→隸書這種單線書體演變發展序列的錯誤觀念。小篆和隸書是大篆書體的孿生子。如《乙瑛碑》。
隸書起源之謎和秦隸真面貌的最終揭示，也說明了西晉衛恆《四體書勢·隸勢》“隸書者篆之捷也”之說，並非虛語。1975年秋，湖北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兩枚玉印，均是白文“冷賢”兩字，一枚盡屬正規小篆，一枚卻用隸體，是秦昭襄王時期之物。
隸書是大篆捷書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書體。所以，快速書寫的文化需求是隸書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快速書寫文化需求的社會背景必定寄寓以下幾種因素：(1)社會生活節奏在逐漸加快；(2)文字使用量在逐漸增多；(3)文字使用面在向社會下層擴散；(4)文化信息傳遞交換日益增多，以及文化形態的多樣化發展離不開文字媒介。而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戰事紛沓，士族參政，百家爭鳴，企圖一統，私學興盛，文化下移，民事商事，層出不窮。這一切均會使文字書寫“無暇”,促使書寫的文字向簡約便易的形態發展。求速求易是促進書體演變的最原始的文化機制，求規範求通行是穩定書體演變的文化制約機制，這兩種機制均屬功用性。第三種促進書體演變的文化機制是基於這種功用性上面的藝術性，即文字書寫的審美需求。三種文化機制、兩種屬性，是各種書體演變之所以產生的文化原因。
隸書之名最早見於東漢。班固 《漢書 ·藝文志》:“(秦)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許慎《說文解字·敘》:“秦始皇初兼天下，……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長期以來，人們由此認為隸書起源於秦代，並試圖在秦代文字中尋找秦隸的存在。在本世紀七十年代初之前，人們也似乎尋找到了秦隸一權量詔版書。直至1972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一文中還說： “秦代的隸書究竟是怎樣，很難斷言。因為秦代的竹木簡書，一直到現在尚無發現。將來無疑是有發現的可能的。今傳秦代度量衡上和若干兵器上的刻文，和《泰山刻石》等比較起來是草率急就的，無疑是草篆，大約也就是秦代的隸書吧。”並以《高奴銅石權》為例，說：“這就很明顯地證明：隸書並不始於秦始皇時的程邈。同時也可以證明：秦始皇和秦二世的刻辭大體上也就是秦代的隸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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