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而行,緊急馳援，武漢醫護人員的現狀，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
與此同時，更多的醫務工作者，正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體會著日常的甘苦。
44歲的朱良付醫生，對著鏡頭，說起自己曾遭受過的來自病人家屬的謾罵：
“曾經有一個老太太，是一個老爺子的家屬，那個阿姨說：我真想把你撕成碎片……說我把她家老爺子給害死了。”
這，是日前上線的大型醫學人文紀錄片《中國醫生》當中的一幕。
繼《人間世》《生門》《急診室故事》等之後，《中國醫生》（原名《醫心》）將鏡頭對準全國六家大型三甲醫院（華西醫院、南京鼓樓醫院、西交大一附院、浙江省人民醫院、中科大附一院、河南省人民醫院），選取最具代表性的科室和醫護人員，聚焦普通人與醫院最常發生交集的場景，多視角呈現了醫生這一職業的不同面向，從而展現中國醫療系統的多個側面。
“中國醫生”的最大特色就是，加班加點是工作常態。
在第一集“摯誠”中出現的朱良付，河南省人民醫院腦血管二病區主任、同時擔任腦卒中綠色通道組長，每天面對的是我國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腦卒中。
心腦血管疾病的特殊性，要求病人必須在短時間內得到有效救治。
朱良付擔任組長的綠色通道，要像軍隊一樣24小時待命，所有鏈條暢通，刀出鞘，弓上弦。
不受控的病人，心急如焚的患者家屬，每一次的診斷和手術，都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戰役。
要在最短時間內將病情和接下來的手術事項告知家屬，朱良付用手機錄音。
手術結束時，通常已是凌晨。
做到凌晨5點，也是家常便飯。
這天，他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12個小時。然後又到凌晨1點，足足做了17個小時。
週末的時間，不是交給學術會議，就是下鄉講座或者義診。
基本上，365天無休。
一遍是沒日沒夜的高強度工作，另一邊，也面臨著手術潛在風險可能帶來的被投訴。
而這，是大多數中國醫生都可能面臨的歷練。
朱良付說，儘管選擇權在家屬這裡，但醫生的態度也至關重要。
“人心都是肉長的，你和群眾交流的時候，他能體會到你是真的關心還是不關心他。
你自己內心也知道，假如這個病人是你的直系親屬，你做不做（手術）。
這就是你的良知。”
即便在被病人家屬罵“想撕碎你”的情況下，朱良付依然說：“併發症去世的病人，醫生肯定是百分之兩百想救他的。低概率事件發生之後，醫生並不比家屬難過得少，也是很難過的。但是家屬不理解。”
長時間高強度無規律的工作節奏和作息，絕大多數醫生都有職業病。
王東進患有嚴重的頸椎病，曾經疼得動不了，但醫生人數不足，最後只能帶著頸託上臺手術。
面對鏡頭，這位德高望重的醫生自嘲：腿也不行了，腰也不行了，頸椎也不行了，“要殘疾了”。
朱良付的同事說，做這一行之後，大家的共識就是，
絕對不讓自己的孩子當醫生了。因為一旦做了醫生，生活樂趣、生活質量，根本都是夠不到的海市蜃樓。
朱良付也有嚴重的職業病，也擔心自己的身體。
“我就擔心有時候我會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
以下，是一箇中國醫生對“不能死”的解釋：
“我對家庭的責任沒有盡到，我自己的醫療責任也沒有盡到。
我現在是一個主任醫師，國家差不多要花25年時間才能培養一個（這樣的醫生）。
我現在44，如果我要是死了，那是浪費國家資源。”
朱良付的話，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國醫生負重前行的現狀。
很多觀眾表示，看到這裡頓時“淚目”。
近年來，很多聚焦醫療人員、醫患關係的紀錄片，都獲得了觀眾的高度認可。紀錄片《中國醫生》導演張建珍說，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對醫務人員的各種“不瞭解”和“想了解”。
“在中國，每天有2000多萬人次到醫院就醫或陪同就醫，中國的醫院承受著難以言喻的超級壓力，中國的醫生更是被當成了‘超人’。
然而，絕大多數人對於醫院和醫療系統卻處於一種‘時刻在依賴，時常在忽視，時而在抱怨，從來不瞭解’的狀態。”
這一次的疫情，讓我們再次看到了中國醫護人員的奉獻和犧牲精神。
除了感動之外，他們更需要的，其實是來自我們的理解、尊重和信任。
醫者仁心，醫者也需要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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