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淚而泣》
內容簡介
本書披露了二戰納粹滅絕營中特殊的一批受害者的生活和內心世界。“特別工作隊”是在納粹實施種族滅絕的集中營中被挑選出來、被迫在毒氣室和焚屍爐旁工作的猶太奴工。他們目睹了人間地獄般的殺戮場景，還被迫參與其中，同時也承受著外界的責難，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作者通過多年的資料採集和訪談（許多人是首次披露他們的經歷），以豐富細節和嚴密邏輯，重構了“特別工作隊”的生存狀態和人性煎熬，無聲地控訴了德國法西斯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的反人類暴行。
吉迪恩·格雷夫（Gideon Greif），以色列歷史學家和教育家，他在兩所機構擔任首席歷史學家和研究員，分別是以色列 ShamOlem 宗教及猶太大屠殺研究所，以及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猶太大屠殺教育項目基金會，同時也是以色列奧諾學院的高級研究員和歷史學家。
在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和滅絕營研究領域，吉迪恩·格雷夫教授是世界級專家。他對奧斯維辛歷史最卓越的貢獻在於他的開創性著作《無淚而泣》，該書記錄了“特別工作隊”的歷史，這是奧斯維辛-比克瑙一支特殊的猶太囚犯工作隊，捲入大屠殺機制的運行當中。該書最早經由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現已成為一本國際暢銷書，被譯為十二種語言。
譯者簡介
曾記，博士，副教授。現任中山大學國際翻譯學院國際事務繫系主任、中東研究中心協調人。
書籍摘錄
第一章 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他們眼中的自己與別人眼中的他們（節選）
引子
“換做你，又當如何？”
你曾從爐中剷出親友的骨灰嗎？
你曾在雪地裡吃力地拽著拖車
把骨灰倒在先前燒出的灰堆上？
“只要焚屍爐還冒著煙，你就能活著，
因為你還有用”，這是說給你聽的吧？
身上沾滿骨灰時，你有沒有
用集中營裡的詞語，向他們報告？
額外的湯水，是你揮動鏟子的酬勞嗎？
雙倍的口糧，是你付出汗水的回報？
“不久之後的某個時刻，
填進爐子裡的除了煤炭，還有挖煤人”，
是說給你聽的吧？
不是你！也不是我！我們不會受到這樣的折磨！
每個夜裡，在夢中，
你似乎在鏟著爐中的骨灰
推著裝滿骨灰的車。
但那人心中發生的一切
你卻絲毫不能知曉 。
你只會不時地朝天空望去，彷彿在思考：
“換做你，又當如何？”
——岡瑟·安德斯 （Günther Anders）
安德斯的這首詩，寫於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受審期間。詩歌以驚人的洞察力，觸及了一個微妙而複雜的問題：在集中營和滅絕營裡，那些被德國人強迫執行某些任務的猶太人是怎麼做的？在這個方面，這首詩似乎超前了 20 年，因為像他這樣把這些特殊的猶太受害者區分出來，提出如此敏感的觀點，是很久之後才有的事情。安德斯的問題並沒有現成的答案，不過，親歷了這些可怕事情的人們留下了證言，每個人一旦聽過或者看過，都會給出自己的答案。
人在這樣的極端條件下會怎麼做？要想得出一個一致的答案絕非易事。實際上，在這樣極端的條件下人們會如何應對，不僅不可知，也無法預見；這個問題必須放置在人們所處的各種具體情境中，尤其是那些如同在地獄最深處煎熬的情形。例如，在“隔都”和中轉營裡，有時候猶太母親們不得不決定要留下哪個孩子，把哪個交給劊子手；在一些猶太社區裡，猶太委員會（Judenrat）不得不列出名單，決定把哪些人從“隔都”送往滅絕營。然而，這些情形都不能與“特別工作隊”（Sonderkommando）悲慘處境相比。隊員們大多是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大屠殺發生之前的世界，提供不了相應的先例和規範，來幫助他們解決精神和道德上的矛盾。
要精準、連貫、真實地描述這些特殊囚犯的生活，是註定失敗的，因為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裡的情況是不斷變化的。工作隊隊員經常更換，進入集中營的人們又是來自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和社會背景。因此，工作隊中的囚犯差異很大，各有特點，每個人的智力、道德感和道德觀、性格傾向都有所不同。唯一的共同點就是他們的猶太血統。
許多大屠殺倖存者都反覆說：“沒有親歷過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的。”對於“特別工作隊”的隊員而言，這句話尤其適用。因為他們被迫經歷的一切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我們無從比較，也不知道其他人在相似情境下會怎樣做。正因如此，在評價這些人的行為和反應時必須極其謹慎。想要詳盡地重現“特別工作隊”的歷史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極其複雜，而且那段時間中也發生了太多的變化。畢竟，絕大部分隊員都被殺害了，沒有留下證言。
“特別工作隊”的設立
第一批被黨衛隊強迫去搬運、焚化屍體的並不是猶太人，起初也沒有“特別工作隊”這個說法。奧斯維辛– 比克瑙集中營裡的屠殺設施包括毒氣室和焚屍場，主要是為了大批量地處死猶太人而啟用的。所有遇難者中，猶太人佔了絕大多數——奧斯維辛集中營裡九成以上的死者都是猶太人。不過，死於毒氣室的也有很多非猶太人，包括波蘭人、蘇聯戰俘、吉普賽人（辛提人和羅姆人）以及其他人。第一批被挑出來用毒氣處死的人是波蘭囚犯，他們是死於一項所謂的“安樂死”計劃，該計劃旨在除掉一些無法治癒的病號。他們從集中營被運往位於索能斯泰因的“安樂死”設施，再用一氧化碳毒死。之後不久又有第二批病號，本來要從奧斯維辛運到索能斯泰因。不過，這批人最終被毒死在奧斯維辛一座焚屍場的停屍房內，這座焚屍場 1940 年就已啟用。 1941 年 9 月 3 日， 250 名囚犯（大部分是波蘭人）從集中營的醫院被挑選出來，用於試驗齊克隆 B 毒氣的效果。他們被帶到位於奧斯維辛主營二區的地窖。之後，又有大約 600 名蘇聯戰俘、軍官和政委從戰俘營被運到主營區，帶到了二區的地窖。這些人全部都被毒氣毒死了。
還有一些臨時毒氣室［稱為“一號地堡”（Bunker）和“二號地堡”］，也被用於處死非猶太裔的囚犯。比如，1942 年 6 月11 日，原先關押在一處監禁地的320 多名波蘭囚犯在“地堡”被處死。同年 8 月 3 日，德國人又從醫院裡挑出了 193 名患病的囚犯，把他們押到了比克瑙，用毒氣殺害。1942 年 8 月 29 日，德國人又以同樣的方式處死了一批波蘭囚犯，多達 746 人。
“特別工作隊”（Sonderkommando）的說法於 1942 年 9 月正式使用。“工作隊”幾經變更，於 1943 年初才最終成形。“特別工作隊”一詞源於“焚屍場工作隊”（Krematoriums–Kommando），後者指的是 1940 年奧斯維辛主營區的焚屍場啟用以後被派去那裡工作的一小批囚犯。關於“特別工作隊”初始時期的情況，目前尚無目擊者的證詞。因此，我們沒有辦法確定這一時期工作隊裡具體有多少人，只知道其中很少幾個人的名字，包括瓦茨勞夫·裡普加（Waclaw Lipka）。這批隊員的任務是往焚屍爐裡添燃料，焚燒囚犯的屍體。這些囚犯或死於集中營中的惡劣條件，或是被黨衛隊的人殺害。
起初，集中營的管理者並未將焚屍場工作隊中的囚犯與其他囚犯區別看待，也沒有把他們歸為“知密者”（德語Geheimnisträger，目睹罪惡的人），於是幾個波蘭隊員就想辦法重新分配到了其他的工作隊。弗拉迪斯拉夫·湯米切克（Wladislaw Tomiczek）就是其中一員。我們還得知另外兩名波蘭隊員的名字，分別是約瑟夫·伊爾丘克（Jozef Ilczuk）和米奇斯瓦夫·莫拉瓦（Miecyslaw Morawa）——他們在焚屍場工作隊一直做到 1941 年 6 月。而這份差事還有個名字，叫做“司爐工”（stokers, Heizer），這個說法符合他們在那一階段的實際工作內容：焚燒屍體。 1942 年 5 月，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從那時起，焚屍場工作隊開始由六名囚犯組成：三名波蘭人和三名猶太人。其次，一度又單獨組建了一個新的小隊，稱為“費舍爾工作隊”（Fischl–Kommando，以隊長費舍爾的名字命名），附屬於焚屍場工作隊。“費舍爾工作隊”由四到七名囚犯組成，聽命於集中營內蓋世太保辦公室（政治部）。蓋世太保的工作職責之一就是焚屍場管理（Krematoriumsleitung）。當時焚屍場的負責人是沃爾特·卡科納克（Walter Quakernack）。
“費舍爾工作隊”的成立，是因為 1942 年 5 月起有大批猶太人被送到集中營。越來越多的屍體需要運送到焚屍場去，集中營裡需要有一支特殊分隊來執行這項任務——而此前負責這項工作的是一個號稱“運屍工作隊”（Leichenträgerkommando）的小分隊，專門搬運那些指定要焚燒的囚犯屍體。這些囚犯大都死於飢餓、疾病或納粹的毒手。但是在毒氣室裡被處死的人太多了，超出了這個小隊的工作負荷。於是，“費舍爾工作隊”的囚犯們就被派去進行焚化屍體前的準備工作（焚燒環節則由“司爐”接手），並在毒氣放完之後清掃毒氣室。有段時間，他們還要把屍體身上的衣服脫下來。不過，從 1942 年 6 月底起，走向死亡的囚犯們在進入毒氣室之前就被迫脫光衣服。“費舍爾工作隊”的隊員們則負責把衣服收集起來備好，交給另一個工作隊運走。他們還需要清理焚屍場的院子。如果那些脫光衣服進入毒氣室的囚犯留下了什麼東西，也由他們來收起。工作隊必須在下一批囚犯送達前迅速完成這些任務，這樣新到的囚犯才絲毫不會覺察到這裡發生過的一切。從一開始，“欺騙”便是大屠殺這一罪行的中心原則。
作為一個單獨的小隊，“費舍爾工作隊”只存在了幾周時間。 1942 年 6 月前後，兩個小隊就合併到“焚屍場工作隊”裡面。據丹努塔·切克（Danuta Czech）的說法， 1942 年 2 月 15 日，按照“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第一批被指定處死的猶太人從上西里西亞地區運到奧斯維辛集中營。這些人被帶到了主營區中的毒氣室，在那裡慘遭殺害，屍體在焚屍爐裡化為灰燼。1942 年 5 月，因為要維修煙囪和鍋爐房，主營區裡的焚屍場暫時關閉。因此，所有的屍體都被運出奧斯維辛，送到了比克瑙，扔進了大坑裡，用土蓋上。所有這些任務都是“費舍爾工作隊”的囚犯們完成的。焚屍爐修好以後，主營區裡的焚屍工作便又恢復了。
比克瑙的埋屍坑是由“埋屍工作隊”（Begrabungskommando）的囚犯們挖出來的——這個工作隊的成立就是為了這項差事。 1942 年 5 月，一批批的猶太人開始被定期運到集中營，於是又出臺了另一項和滅絕猶太人有關的規定：系統的屠殺行動要在比克瑙進行，而不是奧斯維辛。因為奧斯維辛的焚屍爐頻出故障，已經不能進一步大規模使用。德國人決定在比克瑙集中營地面上挖出的大坑中焚燒屍體。他們把大坑的位置選在一片白樺林內。在 1941 年底或 1942 年初時，魯道夫·赫斯（Rudolf Höss ）認為，這片樹林邊的兩棟房屋可以改建成毒氣室。這兩棟房子一棟被稱作“紅屋”或“一號地堡”；另一棟則被稱為“白屋”或“二號地堡”。可以肯定的是，“一號地堡”的第一次毒氣屠殺發生於 1942 年的早春。隨後，“二號地堡”也同樣投入使用。前面提及過的“埋屍工作隊”成員和被派到“地堡”的囚犯一起，構成了之後“特別工作隊”的核心。黨衛隊選了一群來自斯洛伐克的猶太人到“一號地堡”工作。這群囚犯大約有 200 人，其中 30 到 50 人被派到“地堡”裡面工作，而其餘的人則負責挖坑和往坑裡填屍體。另一隊猶太囚犯由大約 50 名男性組成，被挑選到“二號地堡”去工作。他們的任務是：確保囚犯們在進入毒氣室前能儘快在“地堡”外把衣服脫掉（ 1942 年 8 月起有了專門的脫衣室）。脫衣之後，工作隊成員便帶領囚犯們進入毒氣室。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還要把那些起了疑心、緊張不已的人隔離出來，以防擾亂其他囚犯的情緒。工作隊隊員要帶著這些隔離出來的人，還有毒氣室塞不下的人，來到“地堡”後面的一個地方，由黨衛隊將他們全部槍殺。
有段時間，毒氣室只在晚上運行。隨著送來的囚犯數量不斷增多，開始增加一個白班。“特別工作隊”的職責之一，就是在毒氣屠殺結束後對毒氣室進行細緻的清理，這個任務非常辛苦。他們首先要給毒氣室通風，然後把齊克隆 B 晶體的殘留物和囚犯中毒後的排洩物清理乾淨。根據集中營囚徒的證詞，隊員們有時會戴著防毒面罩幹活。
隊員們把屍體運出毒氣室，按十具一組分好，搬到軌道車上，沿著一條窄軌把屍體運到約 300 米外的屍坑。每個屍坑可以容納 100 到 600 具屍體。之後，隊員們就往坑裡面撒上生石灰，再在上面蓋上 30 — 50 釐米厚的土。從 1942 年 5 月到 9 月，他們大概填滿了 100 多個這樣的屍坑。這些坑都是他們在“一號地堡”的西側挖出來的。
阿努斯特（恩斯特）·羅辛是“埋屍工作隊”的少數倖存者之一。關於“特別工作隊”在“一號地堡”內部的工作，他的證詞如下：
一天，我們正走在去幹活的路上，押送我們的負責人是黨衛隊的人，他停下來說道：“現在有個差事給你們，趕緊做完！”那裡先前挖了兩個大坑，我們來到第一個旁邊。他們就命令我們往裡面填土。黨衛隊的人朝我們大聲叫嚷，讓我們快點幹。我們注意到之前已經有人往坑裡填了些土。我們看到從土裡露出來的手指、腳和鼻子……我們意識到這些是人的屍體只是我們不知道屍體是從哪兒來的。我們注意到有一條窄軌從大坑這裡一直通往改建好的那座房子。就在大坑的不遠處，我們看到了大桶的生石灰、氯粉，還有屋子旁邊軌道上的小鐵車。
他們拿來了食物，我們就過去吃午飯了。我們看到 30 個先前和我們分開的同伴也去了那裡。他們隔得很遠，但我們還是可以用斯洛伐克語和他們交流，以免黨衛隊的人聽懂。黨衛隊不准他們跟我們說話，他們只能小心翼翼地傳達消息。於是我們得知，他們就在那座房子邊上工作，那裡有很多死人。他們沒有說這些人是怎麼被殺的。之後，我們又用同樣的方式瞭解到：這些人被派到那裡幹活，協助德國人用毒氣殺害猶太人。那座房子就是為了屠殺而改建的。
這些人就是“特別工作隊”的第一批隊員。工作隊首次參與用齊克隆 B 殺人，是在這座經過翻修、裝了新窗戶的房子裡。他們把這座房子稱為“一號地堡”。遇害的人們被塞進車廂，運到那裡，先在隔壁的穀倉中脫去衣服。黨衛隊藉口要他們去洗澡，把他們趕進那座房子裡的毒氣室。之後，“特別工作隊”的 30 個人便把屍體從毒氣室裡搬出來，堆到拖車裡，運到我們之前在附近挖出的那些大坑邊上。到了那裡，“特別工作隊”就把屍體拋進坑裡，再在上面蓋上一層土。因為他們都是晚上幹活，看不清楚，剛好我們是第二天來接手，就看到了土裡露出來的死人肢體。
1942 年 7 月，另一群來自法國的猶太囚犯也加入了“地堡”的工作隊； 8 月，又有一些來自荷蘭的猶太人。大部分囚犯都在“一號地堡”工作，這是因為“一號地堡”旁邊的屍坑比“二號地堡”旁邊的那些要大得多。 1942 年 7 月 17 日到 18 日，海因裡希·希姆萊視察了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之後集中營的負責人清空了所有的屍坑，以清除痕跡、銷燬證據，掩蓋他們的罪行。奧斯維辛的這次行動之前，是效仿切爾姆諾（Chelmno）滅絕營，後者已進行了一次類似的行動，是黨衛隊的保羅·布洛貝爾（Paul Blobel）負責的。參與切爾姆諾行動並在其他屠殺地點銷燬屍體的隊伍，被稱為“1005 特別工作隊”。銷燬屠殺罪證的整個行動，代號為“1005 行動”（Aktion 1005）。 1942 年 9 月 26 日，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頭目魯道夫·赫斯和他的兩名手下霍斯勒（Hossler）和德亞庫（Dejaco）一同前往切爾姆諾，向布洛貝爾和他的手下學習銷燬罪證的經驗。
從比克瑙的屍坑內挖出屍體，並在 “一號地堡”旁焚屍滅跡，這些工作是夏天快結束時開始乾的。起初，成員們在多個地方點起火堆，焚燒屍體；後來，他們又把屍體扔回屍坑裡進行焚燒。到 11 月中旬的時候，大約有 107000 具屍體焚燒完畢，所有的埋屍坑都已經被清理乾淨。焚屍工作都是由猶太囚犯們完成的，此時這些囚犯的數目已經攀升至 400 人。從 1942 年 9 月起，這些囚犯開始正式被叫做“特別工作隊”，當時焚屍行動剛剛開始。在切爾姆諾滅絕營，“特別工作隊”指的是布洛貝爾手下的人，這個詞既指負責處理這一事務的黨衛隊成員，也指執行銷燬罪證任務的囚犯。然而，在奧斯維辛，“特別工作隊”一詞只能用來指囚犯們。並且，只有在奧斯維辛– 比克瑙集中營才用這個稱呼專指執行此類任務的猶太囚犯。其他的集中營負責類似工作的人都用其他稱呼。比如，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滅絕營，這些人被稱為“收屍人”（Leichenträger）。
無休止的焚屍工作使得“特別工作隊”裡的囚犯們產生了出逃的念頭。為人所知的出逃事件有兩起。 1942 年 12 月 7 日，兩名“特別工作隊”成員逃出了集中營，分別叫做弗拉迪斯瓦夫·克諾普（Wladyslaw Knopp）和薩繆爾·庫萊亞（Samuel Culea）。兩天後，又有六名囚犯試圖出逃［其中兩個分別叫做巴爾·博爾恩斯泰因（Bar Borenstein）和諾耶赫·博爾恩斯泰因（Nojech Borenstein）］。不出意料，這六個人全部都被抓住了，在“特別工作隊”全體成員面前被公開處死。工作隊的囚犯們原本計劃在 1942 年 12 月 9 日集體出逃，但不料有人向黨衛隊通風報信。 12 月 3 日，所有的“特別工作隊”成員（約 300 人）都被殘忍殺害，以儆效尤。旋即又有一群囚犯被挑選出來組成了新的“特別工作隊”，這裡面就包括埃利澤·艾森施密特（Eliezer EisenSchmidt）、亞伯拉罕·德拉貢（Abraham Dragon）和什洛莫·德拉貢（Shlomo Dragon）兄弟以及彌爾頓·布基（Milton Buki）。其中，前三人的證言都被收錄了在本書中。
隨著越來越多的囚犯被運到集中營，僅僅兩座“地堡”已經很難應付大規模的屠殺行動了。即將遇難的受害者被迫在指定地點脫去衣物，然後被帶到不同的毒氣室去。等到一切都結束之後，他們的屍體被拖出來，在幾百米外的地方被焚化成灰。這個漫長的過程涉及的工序相當複雜費時，在那些發動滅絕行動的人看來，效率十分低下。為了使滅絕行動實現流水化操作，節省“寶貴”的時間，有關人員開始進行一項長期而複雜的工作——制定出新的方案，以期使滅絕程序所有環節的效率達到最大化，這些環節包括：脫去衣物、毒氣處死、拔出金牙、剪下頭髮、焚燒屍體、收集骨灰再倒入河中。此外，他們還提出了幾個工程計劃：比如在主營區建設一座大型焚屍場，在比克瑙建設一座臨時的“露天”焚屍場，等等。在自傳裡，赫斯列舉了一系列因素，這些因素最終促成了一項決定，即在比克瑙建造新的聯合設施（也就是焚屍爐和毒氣室）。在最初幾批屍體被露天焚燒之後，他們便清楚地意識到，長期幹是不行的。碰上天氣不好或是颳起強風的時候，焚燒屍體的惡臭會飄出好幾英里，使得周邊所有居民都知曉焚燒猶太人的事情，議論紛紛，官方再怎麼用宣傳來掩飾也沒用。事實上，所有參與滅絕行動的黨衛隊成員都是要對此事保密的，但即使是最嚴厲的懲罰也阻擋不住他們對傳播小道消息的熱忱。
防空部門反對使用明火焚燒屍體，因為夜間從很遠的地方都能看到火光。然而，焚屍工作不能停，即使夜間也要幹，否則後續送來的囚犯就無法接收。每次行動的時間表是在交通部的會議上制定的，執行者必須嚴格遵守，以避免運輸車與軍列爭道，或者產生混淆。出於以上這些原因， 1943 年，兩座大型焚屍場（“一號”和“二號”）的燃料規劃和建造工作完成了，還新建了兩座較小的焚屍場（“三號”和“四號”）。另一座焚屍場也在籌備當中，規模將超過其他場地。然而，這個焚屍場最終未能建成，因為 1944 年秋天希姆萊緊急叫停了對猶太人的滅絕行動。
然而，有人可能會不同意赫斯所說的興建焚屍場的原因。比如有人會說，“地堡”和焚屍坑的造價要低得多，技術上也沒那麼複雜，並且也不太容易出現故障。“託普夫父子公司”（Topf und Söhne）負責為集中營提供焚屍場設備，而集中營方面與該公司的通信記錄也被保存下來了，尤其是與該公司工程師庫爾特·普呂弗（Kurt Prüfer ）的通信。基於這份通信記錄，可以認為，使用配有焚屍爐和毒氣室的建築來取代“地堡”和焚屍坑的做法，是該公司“營銷活動”的結果，最終促使德國人決定在比克瑙新建四個焚屍場。 1943 年，這些設施在下列日期被移交給黨衛隊中央建設管理局（Zentralbauleitung der Waffen SS und Polizei SS in Auschwitz Oberschlesien）：一號（二號）焚屍場， 3 月 31 日；二號（三號）焚屍場， 6 月 25 日；三號（四號）焚屍場， 3 月 22 日；以及四號（五號）焚屍場， 4 月 4 日。在主營區， 22 名猶太囚犯被挑選出來，組成了一個特別分隊，接受訓練，學會如何使用焚屍設施。 1943 年 3 月 4 日，這個分隊中的 12 名成員（其他人在訓練過程中已死去）和五名波蘭人被調撥到比克瑙，在一號（二號）焚屍場工作。奧斯維辛主營區的焚屍爐於 1943 年 7 月底停用。焚屍場工作隊的所有囚犯都被轉移到了比克瑙的新焚屍場去工作，其中主要是三號（四號）焚屍場。一開始，他們和“特別工作隊”剩下的成員一起被安置在 BIId 營的十三區。與此同時，所有來自男囚營 BId 營的囚犯也被重新安置到了上述營區。
這一章引言之後，是對“特別工作隊”倖存的前隊員們的採訪。採訪中，他們詳細講述了從 1942 年 12 月到 1945 年 1 月這段時間裡，“特別工作隊”成員在“地堡”、四個焚屍場裡以及在四號（五號）焚屍場旁的焚屍坑所做的工作。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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